03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名稱(清朝對待海外貿易的政策)

，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云臺山先后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云臺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只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國家船只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只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后，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只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復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為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后，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3、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里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著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復以后，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著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后，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為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產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內，能夠保證足夠的“內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御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御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于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制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里的外國船只，最初只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里外之黃埔。澳門的船只，則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后，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只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后，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滯留廣州。間有因事滯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內，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系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面。

1、外國商人只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廣州、寧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只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為制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為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將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為制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于對外國商人的控制。

2、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內地商人進行任何聯系。

這方面的控制，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內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內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內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內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只能限于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內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內地推銷貨物。

3、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系。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為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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