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中國海外特工有多少(劉全德：軍統特級殺手，預謀刺殺老領導陳毅市長，喝醉酒被抓獲)

諜報工作的好手。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喝紅軍的乳汁長大的。

1935年11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已經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中國革命處于 歷史 上的低潮，大批的人員叛變，叛變分子中有人供出了劉全德，結果劉全德在武昌被國民黨逮捕。

在酷刑和各種誘惑面前，他革命意志的脆弱性暴露無遺，這個受黨教育多年的七尺男兒，這個最懂得變節意味著什么的人，竟“撲通”跪倒在國民黨特務腳下，從此死心塌地充當了國民黨特務的鷹犬。

由于他彪悍兇殘，槍法嫻熟，被送到特務訓練班接受爆破、暗殺等特種訓練，深得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賞識，并成為戴笠的得力干將，被稱為軍統特級殺手。

1941年10月底，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被汪偽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逮捕，陳恭澍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劉全德也被迫投靠了76號，但劉全德內心并不愿意當漢奸，他和軍統聯系上，暗地里還是為軍統工作，實際上成了雙料特工，最終于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回到軍統。

他先后在軍統頭目陳恭澎、季仲鵬、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別行動組長、海外交通站站長.、東南特區警衛隊長、京滬杭衛戍總司令部上海指揮所第二處警衛組長。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統將他派回上海，專門從事綁架暗殺活動，其手段不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在一個不長的時間里，由他直接指揮或參與暗殺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個之多。

例如1943年，上海轟動一時的汪偽特工總部電訊總臺臺長余階被殺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劉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別嘉獎。

1949年6月，劉全德在上海被解放軍逮捕，由于剛解放不久，我方對他的罪惡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兩面手法，積極要求立功贖罪，在關押一周之后即被釋放。

同年8月，劉全德從上海逃往浙江定海，后經廈門到了臺灣，又投入了毛人鳳為首的保密局特務機關麾下。

這次，國民黨之所以派他回上海，正是為了利用他對共產黨內部情況了如指掌的特點。

為完成暗殺陳毅的使命，臺灣“國防部”保密局進行了精心的準備與策劃，劉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國顧問的強化訓練，毛人鳳下了死令：“限期6個月，除掉陳毅，震動中外！”

毛人鳳還許諾，事成之后，劉全德可獲得2000兩黃金的獎賞，這筆獎金足以保證劉全德后半生不愁吃穿。出發前，劉全德被任命為“保密局直屬行動組上校組長”。

此次劉全德決心想干成這件震驚中外的大事，爾后拿上一筆豐厚的償金，逸享天年。

常言道:明槍易躲，暗賊難防。何況劉全德還是對我方情況非常了解的暗賊。

劉全德在臺灣的活動，已為我有關部門所掌握。但是我方在臺灣的情報系統遭到了部分破壞，加之這次毛人鳳非常小心，所以雖然我公安機關已得到情報，但掌握其確切的行動時間并要在上海500多萬茫茫人海中準確地標定出目標的方位，卻并非易事，更何況“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對手絕非前來送死的等閑之輩！

上海公安部門接到情況通報后，深感形勢緊迫，必須盡快把劉全德抓捕歸案，劉全德一天不抓捕，公安部門就一天睡不著覺。

楊帆是當時主管全市隱蔽戰線斗爭的市公安局副局長兼 社會 處處長，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他接二連三的接到有關暗殺上海領導人的案件通報，如同一塊巨石壓在他的心頭。

楊帆既是一位老革命，更是我黨的王牌特工，他從30年代起就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對國民黨特務搞暗殺活動十分清楚。

國民黨特務部門有一個特點：不管是什么人，無論是自己的軍事對手或是政治對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決的問題，均施以暗殺了結，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慣用伎倆。

雖然對于政敵，采用卑劣的暗殺手段并非是國民黨的創舉，但是這一手段卻被國民黨反動派大大地發展了，比如廖仲愷、楊杏佛、史量才、聞一多等人，都是國民黨特務機構使用極端手段的犧牲品。

盡管恐怖暗殺行為手段卑劣且遭到人類的不齒與唾棄，但卻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奉為“出奇制勝的法寶”。因為蔣介石曾加入過青幫，所以他對黑 社會 的手段非常推崇，可以說，軍統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合法黑 社會 組織。

楊帆非常清楚國民黨特務慣用的暗殺伎倆與手段，楊帆一面將這一重要情況向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作了報告，同時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強對陳毅市長寓所和外出時的安全警衛工作。

另一方面，他召集公安局 社會 處主任、科長等召開會議，討論部署偵破工作，決定采取集中力量“張網捕魚”和“見魚撒網”的破案方案，將劉全德等人一網打盡。

所謂“張網捕魚”，就是利用廣大人民群眾編制一張大網，讓國民黨特務無處藏身。所謂見魚撒網，就是一旦發現目標，便投放力量進行追蹤抓捕，當然這需要等待時機。

當時上海解放才5個多月，臨近上海的舟山群島、嵊泗列島等大大小小的島嶼均還被國民黨所占據。

那時，新中國尚無強大海軍，舟山及其附近島嶼上的漁民、商人為了糊口，經常駕船到吳淞口上岸銷售魚蝦等海產品，再販運一些生活日用品回島。

這就給特務分子潛入上海提供了可乘之機，一些特務利用這個空隙，混入其間，堂而皇之地從吳淞口登岸，潛入上海。

有的則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陸。雖然進駐上海市的人民解放軍和公安機關采取了一系列戒備措施，但畢竟海岸線漫長，防不勝防。

因為劉全德曾長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帶進行特務活動，對這一帶非常熟悉，他在這一代有一定的 社會 基礎，這使得他潛滬后易于隱蔽和掩護，這對我偵察發現目標是個不利條件。

但楊帆認為，劉全德既然要進行特務活動，就離不開他賴以掩護和利用的 社會 關系，只要把劉全德在上海的 社會 關系搞清楚，劉全德就將無處藏身，為此楊帆采取了幾點措施：

一是加強對吳淞口碼頭的控制，防止其從吳淞口潛入

二是對已經掌握的劉全德的關系網，布置專門力量，實施日夜監視守候，等待其自投羅網。

三是盡量爭取有可能接觸劉全德的關系人為我所用，主動出擊，發現劉全德的行蹤。

不過劉全德這次潛入上海耍了一個手段， 他在臺灣接受任務后，由臺灣保密局特務機關于10月30日用飛機將他和行動組成員安平貴、歐陽欽空運到定海，并交給在舟山定海的著名海上土匪頭子黃八妹，指示要這個人地兩熟、賊心不死的半老徐娘設法把3人送到上海。

劉全德首先要求要黃八妹把他們3人送到大洋山島，這是一個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島嶼，3人上島后，劉全德決定分開行動，在與安、歐兩人分手時，3人定好了到上海后碰頭的時間、地點。

劉全德只身化裝成“糖商”，悄悄離開大洋山，于11月1日深夜乘船到達浙江杭州灣乍浦附近一個偏僻的海岸悄悄登陸，并于次日乘車潛入上海市。

這個劉全德還真有些本事，他到達上海后，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混進了市府大廈，從樓上到樓下做了一番實地勘察。

他返回住處后，根據所看到的情況畫了一張草圖，經過反復斟酌，還將陳毅的行走線路、市長辦公室、會議室門號、警衛人員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動路線和射擊位置等都一一用紅筆標出，爾后深居簡出，窺待時機。

幾天時間過去了，上海公安部門還是找不到劉全德，楊帆認為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出擊。

楊帆分析：潛入上海的劉全德很可能先找一個可靠的落腳點隱蔽下來，而后伺機行動。這個落腳點很可能選擇在其熟悉的而且認為可靠的人的家中。

楊帆將與劉全德關系比較近的人分析了一遍，認為陸某可能是劉全德要借助的對象。

陸某曾與劉全德，在抗戰時期汪偽特工總部工作時相識，解放前他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任職，劉全德是警察局長毛森手下的一員干將，由于工作關系與陸某常有交往，這使陸某還認識了家住長樂路文元坊的劉的密友姜冠球。

我偵察人員決定通過這個線索，到劉的密友姜冠球處探聽虛實。偵察人員找到陸某，說明來意后告訴他，如果他能夠協助政府捉到劉全德，將給予表彰和獎勵，對他的不光彩的過去，也是一種最好的反省。陸某表示愿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949年11月8日晚上，陸某在我公安人員安排下，以探望舊同學為名到姜冠球家造訪，原本陸某的目的只是想通過姜打聽一下劉全德的蹤跡，不想剛一進門便撞上劉全德正坐在會客室內。

意外的發現使陸某心中禁不住一陣狂喜，心里像要跳出喉嚨眼兒一般。親眼見到了劉全德，不僅證明他確已潛入上海市內，而且摸清了他的落腳點。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不過同時伴隨著喜悅的還有另一種感覺，這就是恐懼。因為他知道劉全德歷來槍不離身，殺人不眨眼，稍有不慎應付不當，不僅有喪命的危險，而且會打草驚蛇，再要發現他就困難了。

不過這個陸某也不是省油的燈，畢竟他曾干過一段警察，尚不致不知所措。他就勢主動上前打招呼，并故作驚訝地對劉說：

“幾個月不見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這碰到你。”

劉全德見到陸某起初也是不由得一驚，但馬上鎮靜下來。同時不時朝窗口觀察外面的動靜，在斷定確實沒有什么危險時才對陸說：

“我剛從舟山回來，準備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陸某一聽這話心里明白，這是對他不信任并懷有戒心。陸某故意不接劉的話題，做出一副沮喪的神態對劉說:

“解放后公安局對警察局的同仁都給留用了，唯獨對我不信任，所以我只好早早辭職，現在家待業。今天到弄內來找老同學，主要是想請他給介紹做點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飯吃啊。”

劉全德聽罷陸的話，不再說什么，他向陸某要了住址、電話，稱改日登門拜訪，隨即起身準備離去。為了掌握劉全德的去向，陸某順勢說:“那好，我們一起走吧。”

兩人出了姜家院門，路上陸某心里十分矛盾，他心里琢磨，如果一直跟著他，肯定要引起他的進一步懷疑。

如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天黑夜暗，自己孤身一人，肯定不是他的對手，這樣反而驚動了他讓其逃逸。想到這，陸某只得借口自己要去別處，而與劉分手了。這使得看到的“魚兒”又游走了。

20分鐘以后，陸某已坐在了市公安局的辦公室里，楊帆和其他偵察組人員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述剛才的經歷。最后當陸某面有愧色地說“沒能抓住劉全德，沒完成好任務”時，楊帆接言道:“雖然這條‘魚兒’又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獲，現在可以明確劉全德已潛入上海了，從這個角度講，就大大縮小了找到他的范圍。你已經盡力了。”

陸某走后，楊帆和同事們判斷：劉全德下一步的落腳點很可能還選擇在與他相識的人家中。他們把目標對準了一個叫史曉峰的人，而高香圃則是史曉峰的好友，公安部門決定從高香圃身上入手。

高香圃和史曉峰在上海淪陷期間曾是汪偽特工總部政治保衛學校的同學，而劉全德當時是該學校的教官，作為師生，當年劉全德暗殺了余階時，正是史曉峰掩護他脫離危險的，所以劉對史甚為感激，故而關系一直十分密切。

而高香圃與史曉峰是多年的舊友加同學，過去常有來往，只是上海解放后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而少有走動，不過老關系依舊。

我公安人員找到高香圃后說明情況，要他配合公安部門抓捕劉全德，由于高香圃過去在偽警察局干過不少壞事，他一直想找個機會立功贖罪，我公安人員告訴他，這就是他一個將功折罪的機會。高香圃表示一定盡心盡力。

史曉峰當時在山西南路7號開了一家大葉內衣公司發行所，樓下做生意，樓上當住所。1949年11月9日中午11時左右，高香圃騎著一輛破自行車來到史家門口，一下車后他有幾分猶豫，便朝內張望，恰巧史曉峰從外面回店，見到多時不見的高香圃，兩人都很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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