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外灘在上海的什么方位(上海有哪些好玩的景點)

1853年8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海洋會議上，氣象作為航海事業的重要因素進行了討論。1854年，英國商業部成立了氣象處，于1861年首次利用信號電碼發送暴風雨警報。之后，英國在紐卡斯爾等港口，開始采用懸掛信號的方法發布風暴警報，歐洲各重要港口也相繼建立了信號臺。

1840年英國殖民者發動了鴉片戰爭，逼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使上海成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50年大英輪公司“瑪麗伍德”號首辟香港至上海航線后，外商洋行陸續派遣船只前來上海。19世紀50年代，上海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港口和對外貿易中心。為了使商船和軍艦能在“危險的遠東海域”安全航行，氣象保障也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上海開埠后，英國和法國傳教士先后在上海開展氣象觀測。之后，法國天主教耶穌會于1872年8月決定在上海徐家匯建立觀象臺，同年12月正式開始氣象觀測。從1873年5月起，在報紙上發表隔日氣象觀測資料，并在海關對面的布告欄每日公布中國和日本部分地區的天氣情報報告，使商船、軍艦離港時能獲取氣象情報。

1879年7月31日，臺風侵襲上海，造成重大損失。徐家匯觀象臺臺長能恩斯（M·Dechvrens）對這次臺風作了分析研究，并認為只要中國海關、電報公司、法租界公董局等有關當局誠心合作，建立氣象警報信號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能恩斯的論文發表后，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贊賞和支持，尤其是航運公司的經理及船長紛紛寫信，期望能看到在上海港建立起氣象警報信號臺，同時，希望設立標準時間的報告，使航海時針也能得到校準。

1881年9月20日，上海西商總會通過決議，投資籌建向航海者提供天氣情況的機構，要求能恩斯神父給予指導。同時，提供資金購買氣象觀測儀器，于1884年2月18日在遠洋輪船上安裝。從而擴展了海上氣象觀測的范圍，為建立信號臺創造了條件。

二、法租界公董局的建臺計劃和辭職風波

我國輪船招商局于1873年成立后，先后開辟了駛往日本、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美國等國外航線。為了輪船航行安全的需要，招商局于1882年12月求得清政府兩江總督左宗棠核準，沿徐家匯路向徐家匯觀象臺架設電話線桿，以便獲得海上氣象情報。法租界公董局聞訊后迅速作出反應，于12月21日決定，在洋行、外輪公司集中的外灘黃浦江畔西洋碼頭附近，法租界洋涇浜橋堍（今延安東路外灘），建立氣象警報信號臺，并設立對時用的子午時辰球。同時，呈請法國駐滬總領事傅賚世（Flesch）向上海道臺邵友廉交涉，要求取得沿徐家匯路向徐家匯觀象臺架設電話線路的權利。當時法國正侵略越南。為了維護我國的主權，邵友廉以“兩江總督左大人已有諭貼核準招商局立桿架線在先”為由，兩次嚴辭拒絕了傅賚世的要求。對此，法租界公董局極為不滿，仍以徐家匯路是法國軍隊修建、公董局撥款保養為理由，表示抗議招商局的立桿架線行為，并再次要求傅賚世與上海道臺交涉。由于中法關系日益緊張，法國艦隊在我國東南沿海頻繁活動，中法戰爭一觸即發，傅賚世于1883年3月26日復函給公董局，拒絕再行交涉。同時，指責公董局“不能對于此地當局提出任何抗議”，“所有關于國際性質的問題，只有國家代表方有處置的權能。”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屆董事會由于架線要求未能達到目的，又受到總領事的指責，總董蒙維爾（Vouillement）、副總董平濟利（Blnnlsebli）以及四名董事，于3月29日相繼辭職，董事會遂遭改組，建立信號臺的計劃也暫被擱置。

三、外灘信號臺的建立與發展

法租界公董局第十八屆董事會于1883年4月19日改選后，徐家匯觀象臺臺長能恩斯寫信給公董局說：“以上海如此重要的商埠，若設置一個氣象信號臺，并核定時刻的標準，是很有重大利益的”。能恩斯避開了架設電話線桿的問題，準備采用人力奔走傳送氣象報告，儀器設備只需購置一臺天文鐘和中星儀就可以了。總董奧里烏（N·J·Orion）在4月30日公董局非常會議上宣讀了能恩斯的信。5月29日決定，在外灘洋涇浜橋堍創辦氣象信號臺。出資白銀3000兩購買儀器，每年補助白銀300兩作為維持費。自丹麥商人于1882年在外灘洋涇浜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電話局后，徐家匯觀象臺開通了對各洋行的氣象服務電話，不久與信號臺的電話也接通，通訊問題得到了解決。

外灘信號臺于1884年9月1日正式對外服務。這是在中國領土上由外國人創辦的第一個信號臺，也是亞洲太平洋地區最早建立的信號臺之一。信號臺在行政上劃歸法租界市政總理處列為附屬機構，中外籍員工約有10名。明末閣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的第十一世孫徐道生、徐林生都曾在信號臺工作過。信號臺的業務由徐家匯觀象臺領導，臺長由徐家匯觀象臺臺長兼任，氣象警報和授時信號均由徐家匯觀象臺決定發布。外灘信號臺實際上是徐家匯觀象臺對外服務的“窗口”。

初建時的外灘信號臺比較簡陋。在一間小屋旁豎立一根木桅桿，懸掛氣象警報信號，并有風球指示風向。為了適應日益發展的信號服務工作，臺長勞積勛（A·Froc）于1847年10月18日致函法租界公董局，要求擴大信號臺，并附呈了建筑師夏洛（Chollot）擬定的工程計劃。公董局接受了該項計劃，并撥款1480美元。工程于1898年8月19日完成。

外灘信號臺的木桅桿曾先后于1901年8月3日和1906年7月5日兩次被臺風和雷雨大風折斷，子午球突然墜落，砸破了附近辦公室的屋頂。由此促使法租界公董局于1906年7月26日決定，盡快建造新的信號臺。當時有兩個設計方案，一個是鐵路工程師查利格倫（Charigron）提出的，另一個是建筑師馬第（Marti）提出的。經研究，公董局決定采用馬第的設計方案，造價10247美元，于1907年2月6日簽訂合同，同年3月動工。工程采用木樁，用24捆松樹奠基，底座寬11.3米、高4米、塔高36.8米，用鋼筋水泥建造。塔頂建豎9米高的報時球桅桿，總高49.8米。工程于1908年7月完工。同時，還添置了氣候記錄器、風速計、精密時鐘等儀器，更換了帶有平衡錘的報時球，裝置了白色信號燈。新建的信號臺于1908年6月23日開始懸掛信號。

外灘信號臺于1923年又制定了附房擴建計劃，1925年與萊蒙德（Remond）、柯萊（Collet）簽訂了建造合同。工程于1926年動工，1927年8月完工。這就是現存的外灘信號臺全貌。

四、信號服務與信號電碼

外灘信號臺的主要任務是開展氣象和授時服務。每天10時、16時在桅桿上升起不同形狀和顏色的信號旗，標明長江口外洋面上的風向、風力實況。1896年1月1日起又增加了霧天情況的報告。這是由設在上海東南83公里的大戢山島燈塔站提供的觀測資料，通過電報局的海底電纜轉送到信號臺的。每天11時30分懸掛徐家匯觀象臺發布的當天天氣預報或風暴警報信號旗，夜間使用紅、白信號燈發布風暴警報“使航海者知所趨避”。從1897年4月19日起，每天16時15分用信號旗報告徐家匯觀象臺氣壓表的指數，為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外國商船和軍艦校對氣壓表提供依據。授時服務主要是每天中午將升在桅桿頂上的子午球降落，報告正午12點標準時。從1909年起，在夜間用燈光顯示晚上9點標準時。這種精確的授時信號，對于遠洋艦船在海上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信號服務日復一日不間斷地進行，每年累計工作量相當可觀。以1936年為例，懸掛臺風位置信號299次，臺風信號燈131次，大風信號246次，大戢山島氣象觀測實況信號736次，氣壓表指數信號366次，向報社和公眾發布氣象信息29698次。每當臺風、暴風雨來臨時，許多人在信號臺等待最新信息，電話鈴聲不斷，每天答詢天氣數百次之多。

用什么樣的信號來發布氣象信息是一個重要問題。信號臺開始是使用各種不同形狀和顏色的旗號來發布氣象和授時信息的。旗號雖然色彩鮮明，但也有缺陷，在風靜時旗號不能飄揚，人們不易辨別。因此，徐家匯觀象臺根據船長和海員們的意見，對信號不斷作了改進。從1897年至1931年，較大的改進有6次。如為了使人們從各個不同方向看空中的信號投影都一致，采用圓形體做標記，有球體、圓柱體、尖端向上或向下的錐體、底部或尖端相連的錐體等，不同形狀組成的標記代表10位數碼。同時，將遠東海域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海區，規定用數碼表示臺風在某一海區的位置和移動路徑。臺風移動的方位采用海員熟悉的羅盤形式，以32個方位用數碼來表示。商船和船長和海軍的艦長只要看到信號，就可以作出判斷，并決定是否啟航和航行的路線。

外灘信號臺使用的電碼，曾由臺長勞積勛先后于1905年在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國際氣象局長會議和1930年4月在香港舉行的遠東氣象會議上分別作了介紹，獲得好評，認為“電碼之便捷，航用之簡便，有推于世界之可能”。中國海關早在1898年就決定，所屬各燈塔站統一使用外灘信號臺的信號電碼。從1931年3月1日起，東亞各國海關所屬港口（除朝鮮外）都使用上海外灘信號臺的電碼懸掛信號。

五、鳴炮示警

1915年7月27日至28日，強臺風襲擊上海，風速達43.9米／秒（12級）。雖然徐家匯觀象臺對這次臺風作了預報，信號臺發布了警報，但損失仍慘重。英、法租界行道樹被吹倒6000余棵，黃浦江浮尸200余具，沉船300余艘，損壞船只千余艘，徐家匯天主堂塔頂上的鐵十字架也被狂風吹彎，馬路積水盈尺，通訊一度中斷，工商業陷于停頓。這次臺風災害使社會各界引起極大震動。為了加強對臺風的報警和防范工作，上海海關于1916年8月3日發表通告，每當信號臺掛起黑球，臺風即將來臨時，“在陸家嘴樓房鳴炮一響示警”，后又規定在蘭路（今蘭州路）江海分關同時鳴炮，所有船只均需進港避風。1936年3月，海關又發布公告，將臺風警報鳴炮改為三響，與時間號炮有所區別。每當臺風即將來臨時，在狂風怒吼中，那深沉凄厲的炮聲震撼申城，提醒市民做好防臺工作，一切船只均不得出港，直到1940年7月27日才停止使用鳴炮示警。

六、“特殊服務”

外灘信號臺成立之時，正是中法戰爭爆發之際。法國來華郵船不得進入上海港，郵件只能卸在大戢山島燈塔站，再轉運上海海關，由外灘信號臺懸掛信號通告法國僑民領取，這是最早的“特殊服務”。

為西方各國海軍艦隊提供氣象“特殊服務”，是外灘信號臺的一項重要任務。據年報統計，僅1901年至1908年的八年中，這類“特殊服務”達1115次，平均每年139次。按國別區分，以1907年為例，法國47次、德國34次、意大利20次、英國15次、美國8次、奧地利5次、丹麥1次。應西方各國空軍和航空駕駛員的要求，自1920年3月1日起，外灘信號臺提供的徐家匯觀象臺氣象公報中，增加了三個高度的風向，在對云的觀測中推斷了云底高度。

外灘信號臺臺長龍相齊（Gherjzi）于1938年參觀了漢堡德國海洋氣象臺、倫敦英國空軍部、華盛頓美國氣象局、巴黎法國氣象局、意大利水道部、香港和馬尼拉氣象臺，回到上海后說：“與各國同類信號臺相比，上海外灘信號臺毫不遜色，甚至有些方面超過它們”。正由于此，外灘信號臺和徐家匯觀象臺受到西方各國的支持和稱贊。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從1897年起承擔外灘信號臺經費開支的一半。日本明治天皇于1903年11月24日授于勞積勛臺長“瑞寶勛章”。法國海軍部于1919年10月提供一臺精密的天文鐘，以改善信號臺的授時服務。由法國海軍部長萊涅（Leygnes）提議，經法國議會表決通過，每年向徐家匯觀象臺提供補助金12000法朗，法國海軍上將吉萊（Gilley）率領的海軍參觀團于1923年到達上海，向外灘信號臺和徐家匯觀象臺的神父及員工表示了“感激之情”。

七、從“孤島”到黎明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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