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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從十七世紀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般說來農業中國大部分地區處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從1850-1890年這四十年里，八個地區有六個遭到劇烈的破壞。太平天國、捻軍和回軍之亂，使得除嶺南和長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區的廣大區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國減少了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破壞了數以百計的城鎮。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體系被破壞；西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大區五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的城市體系遭到嚴重的破壞；云貴、東南沿海和華北的城市體系遭到部分破壞，到1893年為止，許多地區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復。(34)

初步發展階段“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可以看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的有關條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并開啟了一個鐵路鋪設的時代。這樣，19世紀90年代，在中國幾個區域的城市系統中，出現了較有成效的交通現代化變革。”(35)施堅雅的這段話，既說明了為什么以1895年作為城市化第二階段的分界點，也說明了其間的理由，即是“近代機械工業的興起”以及由于鐵路的鋪設而引起的“交通現代化變革”。

馬關條約后，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外國以條約為掩護，加快了在中國設立工礦企業的步伐。據汪敬虞先生統計，1895年至1913年，外國在華設立了136個工場，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6倍（23家）；同期，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的總投資達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戰爭前半個多世紀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隨著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民族意識的勃興，清末民初興起了一個興辦實業的熱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得到迅速發展，進入發展史上的黃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獲得長足發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冊工廠124家，資本總額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冊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冊工廠374家，資本總額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這些新注冊工廠大多是紡織業、面粉業、針織業、卷煙業、榨油業等輕工業企業。(37)工業發展的本身意味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大，據估計，抗日戰爭前中國工廠工人（手工業除外）至少有230萬以上，其中在鐵路、航運、采礦等大型工業部門的也有52萬以上。(38)

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強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強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這些現代化水平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數為基本指數100的話，那么，到1933年時，上海人口數指數則為1520，天津為600，南京為560，北京為150，長沙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長了15倍，天津增長了6倍，北京也增長了1.5倍。(39)

從甲午戰后至1937年，中國境內修筑鐵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國境內共修筑鐵路364公里，1911年達9 618公里，1927年達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過21 000多公里。(40)這一時期，鐵路修筑最快的地區是東北，此時修筑了京奉、東清南滿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圖、洮海、齊北、錦承等鐵路，從而啟動了城市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隨著鐵路線的鋪設，原來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鐵路車站為中心發展成現代都市的事例到處可見，大連、營口、海城、鞍山、遼陽、奉天、四平、開原、公主嶺、長春、安東、撫順等二十多個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據統計，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撫順六城市在20世紀30年代初人口合計達到230余萬，比1895年增長了11倍。(41)在幅員廣大的內地省份，除原有城市進一步發展外，因鐵路而興起的城市為數也不少。如京漢、粵漢鐵路沿線的石家莊、衡陽，津浦線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鐵路而興。石家莊原來只是一個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漢、正大鐵路修通后，工商業日盛，成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處在鐵路與淮河的交界處，原不過是只有500戶人家的村埠，津浦線開通后，商務大展，人口集結，1914年已增至10萬，1929年達20萬。(4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鐵路沿線大批城市的興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中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是商業的話，那么，這時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乃是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村的推力也增強了，大量農民離村，進入城市，中國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發展。

曲折發展階段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對城市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抗戰時期，中國半壁河山淪陷敵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興起的主要工商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濟南、太原、長沙、南京、蘇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繼被日軍占領，戰火侵擾加之日軍的野蠻掠奪，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

從局部看，在東部中部城市受到戰爭破壞嚴重的情形下，東北與西南兩個局部區域的城市化卻得到了很大發展。日本一方面要對東北進行殖民掠奪、奴役，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對中國發動的全面戰爭的需要，將東北作為戰爭基地，加大了對東北的投資。1931年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為5.5億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則增至52.7億元。(43)

由于戰爭的特殊原因，抗戰勝利后，東北成為中國重工業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

戰爭造成了中國東部人口大規模向西遷移，推動了西部城市的發展。如成都，在抗戰中后期，由于東來人口資金的進入，城市工商業、文化教育事業都有較大的發展，1941年城市人口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較上年增加了20.8%。(44)這兩個區域城市的發展遠不足彌補戰爭對整個中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和負面影響。

抗爭勝利后，中國一度出現戰后的復興，經濟和城市都出現較大發展，但很快又出現了三年的國共內戰，內戰對經濟的破壞相當嚴重。1949的生產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比較，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了30%，重工業生產損失尤其嚴重，大約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國解放前夕，國民政府軍隊撤退臺灣時，還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工廠和礦區，加之戰爭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數量減少，這些都使城市的發展限于滯緩。

注釋：

①朱鐵臻：《城市現代化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②人口統計失實主要表現是人口統計過程中存在缺漏、虛報及人為編造等問題，統計人口往往低于實際人口數。具體可參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葛劍雄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59-64頁。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頁。文中后面涉及全國總人口數，在沒有修訂的情況下，一般取較大的數。

③“四民”是一種基于社會職業的劃分，都是傳統社會的所謂“編戶齊名”。漢代人給四民的定義是：“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他們之間由于來源以及所從事的職業關系，在社會地位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四民的劃分一直沿襲到清代末年，幾乎貫穿整個傳統社會始末，因此，傳統社會實際上也可稱為四民社會。但四民只是對傳統時代人口社會職業構成的一個大致勾勒，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事實上都存在著一些為士、農、工、商四大社會集團所無法涵蓋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說儲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錄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冊，李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第222頁。

⑤卜凱主編：《中國土地利用》，喬啟明等譯，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頁。

⑥詳細可參見楊子惠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頁。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頁。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人口年鑒·198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⑨1982年以前我國城市人口僅指建制市和鎮中的非農業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鎮中的農業人口同居住在鄉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劃為鄉村人口。1982年我國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作了一次大的調整，即把建制市和鎮轄區內的總人口，包括其中的農業人口也視為城市人口。參見朱鐵臻主編：《中國城市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99頁。

⑩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11)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4頁。

(12)同上書，第339-355頁。

(13)美國學者羅茲曼著的《清代中國與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絡》（普林斯頓大學，1973年），比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學，1977年）。該書所用方法與施堅雅差不多，不過只是將城市分為7級來估量的。由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的《中國人口史·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雖然對施堅雅的城市人口估計數頗有微詞，但是縱觀該書采用的區域城市人口等級模式的構造方法較多注意到政治級別的行政分層，與施堅雅偏重于經濟地理分層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區別。具體參見該書第724-781頁。另見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

(15)關于這一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詳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45頁；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82頁。

(16)施堅雅：《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施堅雅模式》，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

(17)姜濤：《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頁。不過姜濤將10%作為在正常情況下從古（先秦）至今（近代）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率的平均數，這一點似覺牽強，因為他所給出的先秦及漢代城市化率為10%左右的說明不夠充分。

(18)20世紀20-30年代，一些社會學家對中國近代的城市化率做過估計，不過普遍數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第267頁。由我們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這些估算數字誤差較大。當代，國內外很多研究過中國近代城市的學者都估算過近代中國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這三年，1820年有6.3%（行龍估算）、6.9%（趙岡估算）；1840年是6.5%（行龍估算）、1843年有5.1%（施堅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堅雅）、7.7%（趙岡）、7.9%（行龍）。此外行龍對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別是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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