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西部戰區總醫院買粉絲關注(舊中國的恥辱和今日祖國的強大)

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占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準。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后，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于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于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后，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占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后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并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后，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準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并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以后，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于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占香港島并擅出偽示的奏折，即認定英軍侵占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準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臺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占香港島后，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并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于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臺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并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后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于條件得到滿足后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于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并誤以為以后“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涂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臺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茍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占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并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并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并于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臺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后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后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并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于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占香港島之后，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后，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并將其改稱“新界”，并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于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權限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后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并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沖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后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涌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于衷，作壁上觀。此后，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后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后，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后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愿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制造兼并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采納，它寧可對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范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于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占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于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

很赞哦!（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