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鎮江銳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徐(中國藥科大學)

>不過，鴉片戰爭并不是英國傾其全力進行的以征服中國為目標的一場全面戰爭，而僅僅派出了萬余侵略軍、以迫使清王朝屈服為目的的有限的局部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是被侵略者，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清王朝抵抗外國侵略，能夠激發起官兵的敵愾心，并取得各階層人民的支持；而英軍則出師不義，遭到本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反對。清軍在本土作戰，可以依托預先設置的國防工事，地形熟悉，補給方便；而英軍遠離本土，交通阻隔，指揮不便，祁給困難，人地生疏，水土不服。因此，英軍在武器裝備和軍隊素質方面的優勢，可以因上述不利條件的制約而受到抵消和減殺；而清軍在武器和軍隊素質方面的劣勢，完全有可能用兵力上的優勢以及有利的地理、社會條件而得到彌補。由上看來，清王朝只要能正確地認識和估量敵情，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國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戰勝的。

那末，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主觀上犯了哪些錯誤呢？

不了解敵人 對敵情判斷失當

英國發動侵華戰爭是蓄謀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鴉片販子胡夏米，沿中國的海岸自南到北地作了一次戰略性的偵察航行。1834年9月，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曾指使兩艘軍艦強行闖入虎門，直抵黃埔、廣州；1835年7月，胡夏米正式向英國政府建議對中國使用武力，他根據偵察結果作出判斷，只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在報告中對艦隊的組成、兵力數量、集結海域以及發動戰爭的季節等都提出了具體建議。1838年7月，英國海軍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遵照英國政府的旨意，率領軍艦三艘竄到珠江口，再次對中國進行武裝偵察。長期以來，英國政府還通過商人、傳教士等，深入中國內地，進行廣泛的活動，并搜集了大量的軍政情報。因此，當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特別是在虎門銷毀鴉片以后，英國侵略者就把它視為挑起侵略戰爭、用武力打開中國貿易閘門的良機。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在當年4月給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寫的密信中就說：中國嚴禁鴉片，“乃是陛下政府對過去所受一切損害取得補償的最好理由，這是把我們將來和這個帝國的商務安放在穩固而廣闊的基礎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機會”。一個曾到過中國十六次的商人講得更為露骨，他說：中國的禁煙運動，“給了我們一個戰爭的機會，這對英國是很有利的，因為這可以使我們終于乘戰勝之余成，提出我們自己的條件，強迫中國接收。這種機會也許不會再來，是不能輕易放過的”。1839年9月1日，英國內閣終于根據鴉片巨商和對華貿易集團的意志，“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向中國進行武裝訛詐和侵略。

英國政府正是根據多年來通過上述各種途徑與手段所獲取的大量情報，識破了清王朝的紙老虎本質，對中國的軍事力量作了比較準確的判斷。1839年11月4日，巴麥尊在《致海軍部》的公函中十分自負地寫道：“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的海軍數量很小，其性能與裝備極端無用；因此，上面所說的行動（指到中國沿海占領島嶼、封鎖港口、扣留商船等——引者），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執行成功，這兵力遠較就其活動的漫長海岸線及其任務規摸初看起來所需要者少得多。”這就是英國政府之所以敢于以一支為數不大的陸海軍，遠涉重洋，對擁有四億多人口的東方大國——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

可是，中國對英國的情況了解得又如何呢？

清王朝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長期以來，它夜郎自大，閉關自守，盲目排外，視外國為“蠻夷”，拒絕一切先進的思想和科學文化的傳入。因此，清廷同西歐各國進行貿易雖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但都是外國人到中國來，而很少有中國人到西歐去過，更談不上對西方列強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認識。林則徐是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魏源在《圣武記》中記載說：“林則徐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從中了解西方列強的情況。不過，由于時間短，手段少，翻譯人才缺乏，他對西方列強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對英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了解也甚為膚淺，因此，所作的判斷往往不夠準確。

林則徐在嚴厲禁煙的同時，在軍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戰備措施，但其目的是為了堵截鴉片走私和防止英國軍艦和武裝商船的武裝挑釁。對于英國政府1839年10月1日作出的決定和1840年春派遣侵華遠征軍的行動，林則徐以及整個清王朝既沒有獲悉這方面的戰略情報，也未作過類似的分析、判斷。1839年9月，林則徐在分析英國情況后得出結論說：“臣等細察夷情，略窺底蘊，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該夷別無伎倆，即使私約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律勞卑、馬他倫之類，并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至粵洋游奕、虛張聲勢，亦惟嚴防各口，總不與之接仗，一面斷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該夷大艘斷不能行，而三板小船，應須防其闌入。”這就是1839年秋林則徐對英軍入侵方式和規模的分析判斷。

1840年2月，林則徐聽澳門葡萄牙人傳說，英國從本國和孟買各派出兵船十二只，不久即可到達時，還武斷地斥之為“謊言”，“原不過義律等張大其詞，無足深論。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遠而來，糧餉軍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陸勁旅，以逸待勞，豈能不制其死命”直到1840年4月底，美國代辦領事哆喇哪在向林則徐的稟報中提到：“現由英國及本國有新聞紙到來，內云：英國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許各國之船來粵貿易。”本來，這些都是重要的戰略情報，但仍未引起林則徐的重視和警惕。他在復文中批駁道：“稟內妄稱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許各國之船來粵貿易等語，實屬膽大妄言，荒謬已極。試思港系天朝之港，豈英吉利所能封？且爾米利堅并非英夷屬國，何至一聞該夷不許船來之言，爾即如此著急乎？如果爾等甘聽英夷指揮，五月前后不敢貿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豈此等謠言所能恫喝耶？”“若竟不知好歹，轉代英夷張大其詞，恐亦自貽后悔而已。原稟擲還。”態度既傲慢又顢頇。

直到6月中旬，英國艦隊已在來華途中，林則徐仍向道光帝奏稱：英夷近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運載鴉片。好夷借以揚言恫喝，以求得準許其貿易。現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東彼西，總無定處。此外別無動靜，誠如圣渝，（該夷）實無能為。可見林則徐對英國政府出動海陸軍大舉進犯中國，也完全缺乏了解，這當然會直接影響廣東方面戰備工作的加強。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戰備工作就更差些了，如英軍抵達浙江定海時，兵勇都毫無準備；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駐防的清軍總共不及千人，這與清朝上下對英國將發動的武裝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關系。

和戰方針不定 戰略被動多變

英國政府作出對華發動戰爭的決定之后，即著手組織侵華遠征軍，到1840年初，這支侵略軍已基本拼湊完成。海軍艦隊以英國駐印度海軍司令戈登·伯麥為司令，由十六艘軍艦、四艘輪船和二十八艘運輸船只組成。在十六艘軍艦中，三艘來自英國本土，三艘來自南非開普敦軍港，五艘來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國海面活動；最大的三艘軍艦，各裝備七十四門大炮。侵華陸軍共四千名，全部來自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這支侵略軍由英國駐好望角海軍司令懿律少將率領。

由于英國政府對中國的情況有較多較深入的了解，因此，英國政府對懿律下達的最后訓令中，對侵略軍到了中國海面之后的侵略步驟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其主要內容為：（一）到達中國廣東海面之后，立即封鎖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國船只；（二）封鎖珠江口后，立即北上，切斷臺灣和廈門之間的運輸，封鎖錢塘江、長江和黃河口，占領舟山群島中最適于作司令站的島嶼，以便長期占領；（三）前往北直隸灣（即渤海灣）遞送照會，以武力為后盾，與清政府談判，逼迫其接受英國政府提出的種種條件和要求；訓令中還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預案：“如果中國政府拒絕談判，或者何時談判決裂，那么，海軍司令就應該根據他所指揮的兵力，并按照他認為用這些兵力困擾中國政府以何種方式為最有效的辦法去進行更加活躍的敵對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進入黃河，直到黃河與運河交叉點，在那兒切斷南北諸省的交通，捕捉并擄走船只與貨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進到揚子江與運河交叉點，那兒有兩個大鎮，聚有大量的船只與貨物，可以擄走；或者，如果他認為兵力足夠，他還可以占領廈門城。這些行動，應該給海軍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決斷的余地，以便他根據他自己的判斷，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他的敵對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滿足我們或中止談判，或迫使陛下全權代表中止談判，那么海軍司令的敵對行動就不該停止，也不中斷，一直等到中國全權代表簽下足稱滿意的協定，并由皇帝詔準該協定的時候為止”。 從上可見，英政府對侵略遠征軍的訓令，原則明確，要求具體，并給前方指揮員在執行過程中保留有根據情況自行決斷的充分余地。縱使后來戰事曾多變化，統帥幾度易人，但英國的上述戰略要求基本未曾改變。

可是，清朝方面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清王朝對戰爭的態度，前后有過多次的變化。這除了英國是發動侵略的一方，握有戰爭的主動權，而清王朝則是被侵略的一方，處于被動地位的原因外，也與清朝方面對本身力量的肓目自信，和對英國的侵略意圖一無所知有直接關系。

清王朝方面的戰略變化，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在戰前以及戰爭初期，清廷根據對英軍“船堅炮利”的一般認識和林則徐的妻報，所確定的對付英軍人侵的戰略方針是：以守為攻，以逸待勞；不在遠洋與敵接仗，設法誘敵登岸聚而殲旃。上述思想，見之于道光帝在1840年8月24日——9月3日間給沿海督撫所發的諭旨，其中比較集中的是8月30日給耆英的諭旨，說英夷“倘有桀驁情形，斷不準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力痛剿，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一般說，清廷在對英軍缺乏深入認識的情況下，采取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防御姿態，還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不在遠洋與之接仗，也注意避開敵“船堅炮利”的長處，這些都是正確的。所不足的是，這時的清朝當局，對英國的陸軍力量完全沒有認識，對英海軍的近陸作戰能力也嚴重估計不足，就是林則徐也不例外。道光帝的上述思想，正是根據林則徐的妻報來的。林則徐在奏報中說：“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迂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倩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清廷的上述認識，后來經過與英軍多次較量并吃了敗仗之后，才逐步改變過來。

（二）從大沽交涉到廣州之戰，道光帝始則以委屈求全、息事寧人的姿態，避免與英軍正面對抗；當英軍由于季節已過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南返廣東之后，道光帝即如釋重負，并僥幸自得地說：“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道光帝滿以為事情已基本了結，于是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并委任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州辦理與英國的交涉。

琦善到了廣州，義律再度提出賠款、開埠、割地等無理要求，并以“開仗”相威脅，這是虛妄自大的道光帝所難以接受的。本來，義律提出的上述要求，并非什么新東西，在《巴麥尊照會》中早已寫明了的。但以道光帝為首的昏庸的清廷決策集團，對英國的戰略意圖既茫然無知，即使象《巴麥尊照會》這樣重要的外交文件，也未進行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故當義律在廣東再度提出上述要求時，道光帝竟把它視為“新聞”，似乎受到了多大的刺激，損傷了他虛妄自大的自尊心。于是他態度趨于強硬，下令從湖南、貴州、四川調兵赴粵，準備武力解決。

道光帝處于很大的矛盾之中。他從終兵息戰、節省糜費的動機出發，希望與英國的這場糾紛盡快求得和平解決；但英國的要價又太高，使他難以接受。特別是這時道光帝無論是對清軍的腐敗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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