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讀書報告(語言與文化的優秀讀后感)

外交家，有著“最了解中國的美國人”之稱。本書首次以專著的形式系統闡述這位中國通關于中國的見解。他用厚達600多頁的大部頭告訴世人：當今平衡全球力量最重要的兩個大國應該如何相處，美國又應該做出哪些改變。特別是他以一位資深外交家的獨特視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傳統，從圍棋文化與孫子兵法中探尋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并試圖揭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的制定和決策機制，以及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臺海危機等等重大外交事件來龍去脈的深度解讀。

如今，中美“乒乓外交”已經過去40年時間，但中美兩國仍然在南海、東海、貿易、匯率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摩擦。或許，這位老人的智慧仍然值得關注。

真沒想到年近九十的基辛格，竟然如此雄心勃勃。

在八十八歲高齡之際，依然能夠書寫出與《大外交》一樣的宏篇大著：《論中國》（On China）。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雄心勃勃的一種體現。而《論中國》的題目，顯然更能說明這一點。誰都知道，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復雜的當下，“論中國”是一種冒險，因為存在著掛一漏萬的無數可能。搞不好，會被天下人恥笑。

但是，《論中國》書中的豐富內容和流暢敘事，讓人看到了他并非過于高估自己，或者說過于驕傲。雖然，基辛格有驕傲的資本。畢竟，他是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重要使者，是四十多年來中美關系史的見證人。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曾經作為行動者，還在迄今為止的中美關系中作為牽線人。無論是布什時期，還是克林頓時期，他都穿梭于中美之間，在決策者之間傳話和游說。

也正因為他的這個作用，基辛格才有機會接觸共和國的四代領導人，才有可能知曉中國最高層的外交構想與行動策略。而正是由于他能直接面對中國的領導人，他才能夠理解中國的某些行為和方向，才會在書中流露出對中國的理解與同情。要知道，這一點，是很多西方人批評、不喜歡甚至討厭基辛格的原因。他們認為，基辛格在推動外交關系時往往搞權謀政治，與他國進行交易，而喪失了原則，比如對人權問題的忽略或不夠重視；還認為，相對于美國堅持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基辛格更計較當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從而放棄了美國人要求的對專制國家的敵視與高壓。

對于這些，基辛格在書中做出了回應，他說：“激進人士強調的是道義目標，不是政治目標……我尊敬那些準備為傳播美國價值觀而戰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確立目標，也要確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與國際框架相抵觸，或者傷及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對外關系，就必須作出選擇。”他還說，“理想主義者要承認實現原則需要時間，因而必須根據情況時常調整；"現實主義者"接受價值觀有它的道理，必須納入政策運作之中。”

在我看來，這其實解釋了基辛格在國際事務中一貫的思考與行事原則，也是他一生外交生涯以及作為國際使者和國際關系理論家的思維方式。相對于美國價值觀的堅守與擴展，他更著重于國際關系問題的解決以及美國國家利益的絕對獲得。所以，國人不要誤會基辛格考慮中美關系，會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雖然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他只是在確定目標之后，設想如何以中國能夠接納的方式推動關系進展。當然，他的這種方式不獨基辛格所有，而是很多現實主義政治家所具有的品行。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他的這種方式更符合中國人的行事方式，也是此前與當下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而不是孤懸在外的可行方式。因為，假如不能即刻改變事實，那就得讓時間來銷蝕一些現在看來僵硬不化的東西。歷史要有耐心，沒有耐心只能革命，就像101年前建立的中華民國，以及63年前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基辛格試圖了解中國以及論述中國的起點，都遠不止于此，而是從2000多年前的中國講起，并且，不僅講古代的中華帝國和國際觀念，還講中國的圍棋文化、孫子兵法，以期能夠獲得更為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事方式。

2011年6月27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辦“紀念基辛格首次訪華40周年座談會”，我在現場目睹了這位此前一直在教科書中看到的人物。那時候，他的《論中國》的英文版剛出版不久，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紛紛發表書評。現場的中國高官在講話中說，已經讓人將其部分譯出，自己做了瀏覽。可見，中國高層對基辛格的重視。在會議結束之時，與基辛格擦肩而過，我分明看到了他因年老而渾濁的雙眼，心頭一震，想：“誰都抵不過時間的風塵。”

但是，在今天再次讀完他的《論中國》的時候，我完全改變了當時的想法，基辛格沒有因為歲月流逝有所懈怠，而是更為孜孜不倦地觀望世界。他在書的末尾寫道：“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復過去，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于勇于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一方面，他在鼓勵那些致力于中美關系以及中美關系的決策者要勇于擔當；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世界表明自己是一個勇于擔當的人。對于過去，世人已有目共睹；對于將來，《論中國》本身就是基辛格的一種擔當。

求論文《中國近代以來某一職業的變遷》要求：1500字左右，主要寫從事這一職業的人的變遷

一、商業發展與消費方式的變革

隨著經濟和時代的發展，消費方式往往會出現相應的變化，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換言之，消費方式的變化，也是經濟與時代發展變遷的具體表現之一。美國學者羅斯托在其《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中，甚至將消費模式作為劃分時代的一個基本標記。在不同的社會與時代中，消費方式的變化又呈現出諸多不同的特點。例如在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與過去相比較，即表現出涉及面廣、變化大、影響深的顯著特點，稱得上是消費領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場革命。

在近代之所以出現消費方式的重大變革，無疑是緣于新型經濟也即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推動，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進而直接導致了消費革命的出現。

鴉片戰爭之后，洋貨大量涌入中國，即逐漸對中國傳統的消費方式產生了某些影響。例如鴉片戰爭后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社會風氣中已開始出現某種崇洋的傾向。“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衣有洋縐，帽有洋筒，掛燈曰洋燈，火鍋名為洋鍋，細而至于醬油之佳者亦名洋醬油，顏料之鮮明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注：陳作霖：《炳燭里談》，轉引自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下冊，第300頁。）。不過，最初的這種變化主要還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尚不普遍。到19世紀末，中國被迫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個，清朝政府自開的口岸也有20多個。于是，洋貨在中國的傾銷更加暢通無阻，已深入到廣大的中小城鎮，甚至在某些鄉村也不難見到洋貨。例如在直隸的玉田，人們消費的洋貨已“不可勝數”，“飲食日用洋貨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第1106頁。）；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區的商店里，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刺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鐘表、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并非貴得驚人”（注：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第1106-1107頁。），因而能夠為普通民眾所接受。

除進口洋貨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戰爭以后，西方各國又通過逼迫清朝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攫取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設廠權，從而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就地生產和銷售各種商品。在此之前，洋商雖已在中國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廠，但為數較少，也未取得合法權利；甲午戰爭后則不僅獲取條約的認可，而且建廠數量急劇增加。于是，在中國本土制造的各種洋貨更加充斥市場。由于其價格較諸進口洋貨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國普通民眾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備，棄舊翻新，耗我貲財，何可悉數”（注：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三聯書店1957年，第239頁。）。洋貨的日趨普及，更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人消費方式的變革。

不僅如此，洋商還將西方的生活與消費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國。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樓和西式馬路，參與賽馬、賽船、網球、足球、業余劇社、公園或室內的音樂會等。同時，洋商還在中國創設許多與新生活與新消費方式直接相關的公用事業。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現了第一條西式馬路——靜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裝了煤氣路燈，并建立了第一條陸路電報線；1874年法國商人米拉從日本引進第一批人力車；1882年英國商人創辦的上海電光公司開始設置路燈；次年又架設自來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軌電車通車，1914年無軌電車也開通。所有這些，最初雖主要是服務于租界的外國僑民，但也無不影響到中國人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的改變。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華界也相繼出現了電燈、電話、汽車、自來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條馬路。如徐家匯一帶“市面大興，既而電車行駛矣，郵政設局矣，電燈、路燈、德律風、自來水次第裝接矣。……日新月異，宛似洋場風景”。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產生并獲得發展，更進一步導致普通民眾消費方式的變革。隨著工商業的不斷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男耕女織的傳統生產模式以及相應的消費方式都不得不發生變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破壞之后，許多人被迫離開土地進城當學徒和做工，連婦女也進入紗廠或絲廠謀生。這樣，傳統的消費方式自然隨之改革。過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現在則以做工的收入購買包括衣服鞋帽在內的各種新式消費品。即使是在農村，也有越來越多的農戶，因工商業的發展和國內外市場的擴大，開始從事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手中擁有了一定的貨幣，從而得以購買一定數量的新式消費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縣即有不少農戶種植茶葉和麻，“民國元、二年來，茶價與麻價互漲，財力既裕，居民遂奢僭無等”，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仿綢不以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齋：《蒲圻鄉土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頁。）。

奢侈的高消費過去僅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費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則發生了某些變化，消費之都開始向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轉移。不僅如此，工商業越是發達的地區，消費方式的改變也越明顯和越迅速，這一特點更進一步表明消費方式的變革與工商業的發展緊密相關。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國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消費方式的變革在上海即顯得十分突出。

從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個藏污納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費方式的變革也存在著不良傾向。小說《文明小史》第14回所寫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對上海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執意想去上海讀書開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強烈反對，并說“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沒有不學壞的，而且那里的混帳女人極多，花了錢不算，還要上當。……有我一日，斷乎不能由你們去胡鬧的。”（注：參見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確實，近代的上海在當時的許多中國人眼中似乎是一個花花世界，在這個花花世界中人人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聰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漂亮；拖著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時可以變為卷發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幾天之后可以變為儀態大方的太太。”（注：陳旭麓：《論“海派”》，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

總之，近代的上海是一個神奇的經濟中心和消費魔都。這種神奇不僅體現于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一個以往不甚起眼的小縣城一躍成為遠東巨埠的大上海，同時，它又是一個無奇不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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