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國際貿易標準模型(標準貿易模型的優點)

說是勞動豐裕的國家，B國則相對于A國來說是資本豐裕的國家。需要注意的是，和要素密集度一樣，要素豐裕度也是一個相對概念。

三、赫克歇爾—俄林定理

根據以上的假定，赫克歇爾—俄林定理描述了國際貿易的模式，那就是

一國將專業化地生產并出口較密集地使用本國相對豐裕的生產要素的產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的產品

勞動力豐富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相反，資本豐裕的國家應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的貿易分工模式可使貿易雙方共同獲利。

（1）國際貿易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國家間商品的相對價格差異。

（2）商品相對價格的差異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生產要素稟賦）不同決定的。

結論：

要素稟賦是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基本原理可歸結為：

其一，各地區和國家資源賦予度的差異，也就是生產要素供給情況不同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即要素供給比例理論；

其二，國際貿易的結果，可以逐漸消除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差異，進而消除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即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

四 、資源賦予理論的特點及簡要評價

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賦予理論被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開端。

⒈ 在各國參加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的依據上，資源賦予論比李嘉圖按比較成本論進行分工，更為深入和全面。

⒉ 資源賦予論根據貿易國最基本的經濟情況，即從一國經濟結構中各種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和相對比重來解釋貿易分工的基礎與貿易格局，從而正確地指出了在各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中生產要素所處的重要地位。

⒊ 要素供給比例理論從一國的經濟結構來解釋貿易格局，而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則反過來分析國際貿易對經濟結構的影響，這些分析對于一國如何利用本國的資源優勢參與國際貿易分工以獲取貿易利益，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國際貿易的發生增加了對相對豐富資源的需求，從而提高了其價格，即增加了其報酬；另一方面減少了對相對稀缺要素的需求，從而降低了它的報酬。可見，通過國際貿易，不但可以改變一國的經濟結構，使生產要素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從而使產量增加，收入提高，而且還可以改善一國的收入分配情況。例如，勞動相對充裕的國家通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能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局限性：

與比較成本理論一樣，該理論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礎之上的，而這些假定與現實有一定的距離，從而影響到該理論對現實的國際貿易現象的解釋力。事實上，在這之后的不少經濟學家對資源賦予論進行驗證時，就發現它存在很多無法解釋的矛盾。

什么是貿易條件？

貿易條件：指一國單位出口商品價格和單位進口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

一、貿易條件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有很多，這里只分析影響貿易條件的幾個主要的同時也是比較直觀的因素。

1.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進出口商品的需求變化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影響貿易條件。對于某一種商品而言，影響它的需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我們這里分析的主要是一國總的進出口商品的需求情況。根據宏觀經濟學原理，決定一國進口需求的主要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一國出口商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國外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對于小國而言，經濟的增長并不會導致貿易條件的變化，而對于大國，在超逆貿易增長的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在經濟增長(及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會不降反升，得到改善，而在其他情況下，該國的貿易條件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說惡化。

2.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這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情況來影響貿易條件的。當進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組織情況發生變化時，如某一種商品的供給廠商減少時，會增加現有廠商的壟斷力量，從而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會帶來商品價格上升的可能，從而有帶來貿易條件下降的可能(此時指這種商品對該國而言是進口品)。本文在這里假定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情況處于一種動態的均衡之中。

3.匯率。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成本從而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來影響貿易條件；一是通過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而影響貿易條件。但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知識我們知道，匯率本身是由進出口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來決定的，并且匯率的波動從短期來看會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但從長期來看匯率是要回歸的，一國的匯率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均衡位置，因此從較長期來看，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近似中性的。同時由于本文所考慮的是中國的情形，而中國目前實行的匯率政策是對美元的盯住匯率制，其實質為一種固定匯率制，所以本文在進行實證分析時不考慮匯率這個影響因素。

4.進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貿易條件惡化論觀點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而發達國家出口工業品，與前幾個因素不同，這個因素改變的不是某個或某些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是進出口商品的種類構成和比例構成。由于決定貿易條件的是出口商品加權平均價格和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因此當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構成情況發生變化時，即使各種商品本身的價格不發生變化也會改變進口商品或出口商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從而改變一國的貿易條件。但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進出口商品構成情況的變化只是一國產業結構變化所導致的一個結果而已，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本文不直接分析進出口商品的構成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我們轉而分析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按照上述分析，本文模型中考慮的變量有三個：第一個變量是貿易條件指數M，它是本模型的回歸子。第二個變量是GDP，它是作為模型的回歸元，本文采用的是實際GDP指數。第三個變量是產業結構指數PRO，這個產業結構指數指的是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劃分的初級產品和工業品的產量比值。所以本模型是一個三變量回歸模型。

本文選擇的數據是1990年到1999年的數據。這是因為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真正起步是在1988年，此前我國雖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在外貿領域還沒有放開，我國的出口貿易一直是為了滿足國家出口創匯的需要，出口貿易中并沒有按照由成本及市場需求和供給來定價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計算出來的貿易條件就失去了它本來應該有的經濟含義。

回歸方程為：M=c(1)+c(2)*GDP+c(3)*PRO

根據1990-2000年的數據，使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所得的回歸結果為：

M=-0.01017282-0.006137GDP+1.142956PR0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來看，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具有正效應，當產業結構指數上升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改善了1.143單位，這種影響當顯著性水平為0.0001時是顯著的；同時，當實際 GDP指數改變(增加)一個單位時，貿易條件將降低(惡化)0.0061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當顯著性水平為0.1時仍是不顯著的。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的效果較好；R^2也很高，校正的R^2接近0.9，這就說明雖然在理論上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本模型考慮的兩個解釋變量已經解釋了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

從本模型回歸的結果分析來看，在我國的貿易條件的演變中，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是可以由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來解釋，GDP的變化或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負面的，但這種影響很小，并且具有不確定性。這一點與根據西方經濟理論從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得到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因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對于大國而言，經濟增長和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統計上我國的貿易條件和經濟增長表現出一種負向關系，但這種關系由于各種原因而表現的不顯著，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我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GDP對貿易條件并沒有很好的解釋能力，在GDP和貿易條件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對我國貿易條件變化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的變量是產業結構。這與裴畢及辛格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產品價格變動的不對稱性是一致的。與次級產品相比，在經濟的景氣循環的上升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常常處于膠著狀態，而在景氣循環的下降階段，初級產品的價格卻可能是一瀉千里。換句話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易呈現出漲時不漲或微漲，跌時猛跌的不對稱成長。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原因是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結論

從實證結果可以發現，經濟的增長和GDP增加的同時不一定會帶來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個結論對于其它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成立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貿易條件惡化并不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必然惡果，它只是由于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落后于經濟的增長，落后于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速度。普雷維什從出口的需求彈性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必然性是不合理的。從目前的經驗資料來看，并沒有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慢于發達國家具有必然性。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大國，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有更大的出現貿易條件惡化的可能性。從產業結構的角度考慮，以下幾種情況的出現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貿易條件的惡化，因此應加以關注：

(1)我國僅僅是因為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增加而實現經濟的增長。這種情況其實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發生過，這種情形即使是現在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我國存在著大量的閑置勞動力，我國的經濟增長極有可能會出現那種低水平的、純粹由于勞動投入的增加而產生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由于所增加的勞動力的性質極有可能會導致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嚴重時就會出現“不幸的經濟增長”。

(2)世界各國對我國的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由于出口產品的結構原因，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相反，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卻是比較高的，這種情況給我國的貿易條件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3)國內出口產業競爭的加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曾經發生過。它的表現是由于產業結構長期未能發生變化，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各產業面臨的出口壓力增強。20世紀90年代，我國電視機市場當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時，各生產廠家紛紛到國外尋找和開辟市場，結果出現我國的幾個出口廠商在同一個國家展開劇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常常就表現為一場價格戰和惡性競爭。

(4)隨著我國加入WTO，國際上對我國貿易自由化的呼聲和壓力在加大，隨著自由貿易的開展，一國的產業安排有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比較優勢來進行，這就很容易掉入比較優勢的陷阱之中，這種情形同樣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

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加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轉化經濟，改變了以前單純依靠增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出口的狀況，從而避免了貿易條件惡化的出現。就現實的情況看可以發現，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都會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但各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是不同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比如拉美的許多國家以及中東的一些國家，它們(除少數國家以外)由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相對于它們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其它的國家相比要慢得多，從而其結果就導致了普雷維什提到的那種情形，這是一個可以根據本文模型推導出的結果。在我國以后的經濟增長中如果要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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