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泰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留問題，情況相當復雜。進人新世紀，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加強了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睦鄰友好合作關系，積極解決了絕大部分邊界等歷史問題，營造了一個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周邊環境，創造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歷史最好時期。中國現與東南亞、南亞、中亞、東北亞和南太平洋諸國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不斷擴大和深人，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三、努力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變革，最大限度地獲取參與國際事務的話語權

目前，主要戰略力量圍繞國際格局調整轉換中的權利重新分配展開激烈博弈，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較量空前激烈。盡管現存的國際秩序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有著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適應國際格局多極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但這一體制仍對世界和地區安全及世界經濟的發展起著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來和“另起爐灶”，而應該積極參與，推動改革。對中國來說，要認識到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機遇，以建設性的方式推進變革，確保變革過程的穩健和結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參與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和決策參與權。

由于全球經濟力量對比變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再加上經濟權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權力再分配那樣敏感，因此，推動國際體系的變革應該首先從經濟層面人手，通過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促使中國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更好地維護和體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其次要推動國際政治體系的改革。具體來說，就是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別是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擴大中國在這一重要的決策機制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此外，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持積極態度還有助于防止中國被視作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中國的對外投資和西方發達國家有什么不同？

對外直接投資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國際化的產物，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傳統的國際分工格局已逐漸從貿易主導型轉向投資主導型，對外直接投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發達國家在這一領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較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整個80年代和 90年代初中期，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逐漸上升。199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3064.65億美元，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為456.42億美元，所占份額為14.9%。最近幾年，幾個對外投資數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外投資的能力有所下降，但總體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呈增長態勢，2000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了995.5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不同，目標也不同，因此各自有不同的特點。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非資本過剩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西方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資本過剩的產物，或者說，是資本輸出的一種形式，可以稱之為“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而發展中國家大多不存在資本過剩的問題，而且各國國內建設資金短缺，大規模地引進外資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項艱巨任務。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屬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它同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不僅在動因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而且在投資效果的價值判斷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2.整體產業素質偏低

發達國家現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率先實現，為各微觀經濟主體建立國際生產體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之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改造產業結構的任務還很艱巨，整體產業素質仍然偏低。這意味著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不具備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先決條件或優勢，相反，是要通過國際生產體系的建立，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這種特定的宏觀經濟背景，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不僅僅是促進微觀經濟主體自身經濟收益的增長，同時還必須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也就是通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來帶動本國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

3.行業分布以多種經營和傳統制造業為主

4.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相對較低

跨國程度指數是一個跨國企業國外資產與總資產、國外銷售額與總銷售額和國外雇員與總雇員3個比率的均值。跨國程度指數可以衡量一個跨國公司對國外資產、國外銷售和國外雇員的依賴程度。跨國程度指數高，表明海外企業相對于母國企業，在跨國公司中的地位較為重要；跨國程度指數低，表明這個公司雖然也有海外投資企業，但對母國的資產、市場和雇員依賴性較大。發展中國家最大50家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指數為54.8%，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

5.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海外投資項目的勞動密集程度高

研究表明，全球100家最大跨國公司海外雇員的人均資產占有量為30.4萬美元，發展中國家50家最大跨國公司海外雇員的人均資產占有量為6.4萬美元。表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項目，具有資本含量較少而勞動相對密集的顯著特點。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和影響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趨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1.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

為了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筆者引入對外投資依存度和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兩個概念。對外投資依存度是指貨幣和資本流入流出累計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FI+FI*／GDP)。這里對外投資中的貨幣和資本包括對外直接投資、股票與債券投資以及貿易信貸、各類貸款、存款和其他長短期的金融資產的投資。對外投資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國經濟發展中金融資產的國際化程度。而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則是指對外直接投資流入流出累計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FDI+FDI*／GDP)。這一指標可反映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國際產業資本的依賴程度或生產的國際化程度。

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一國在經濟國際的過程中，首先是通過發展對外貿易來拉動本國經濟增長，與此相對應的是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逐步提高。但當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現了相對穩定或緩慢增長的態勢，而對外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與此相對應的是對外投資依存度和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明顯提高，并超過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投資特別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日趨明顯。

盡管目前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依存度還處在快速增長時期，除韓國等少數新型工業化國家以外，馬來西亞、墨西哥、泰國及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仍處于持續增長階段，但他們的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也已出現增長的態勢。韓國、巴西、馬來西亞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增長較快，韓國從1990年的0.729%增長到2000年的 3,04%，巴西從1990年的0.386%增長到2000年的6.13%，馬來西亞則從1990年的6.22%增長到2000年的9.43%。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依存度總體上增長較快，對外直接投資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2.對外直接投資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均衡

(1)對外直接投資額在經常項目的收支中已占有一定比例。例如，2002年馬來西亞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占經常項目收入的比例為34.7%，韓國為30.2%，泰國為0.64%。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經常項目的平衡起到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另外，對外直接投資的收入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緩解商品貿易項目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2)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嚴重不對稱會加劇經常項目赤字，使國際收支惡化，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

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這些國家連續數年的經常項目赤字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國家出現經常項目持續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收入項目和服務項目出現了連續逆差。馬來西亞的商品貿易項目是連續盈余的，但由于服務項目和收入項目的較嚴重逆差而沖銷了商品項目的盈余，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泰國和韓國的商品、服務和收入三個項目連續出現赤字，收入項目和服務項目的逆差加劇了經常項目的赤字。而收入項目赤字則主要是由投資不對稱(包括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流入流出嚴重不對稱)，以及長短期信貸投資的嚴重不對稱引起的。投資不對稱導致投資利潤支出大于投資利潤收入，引起收入項目連續逆差。此外，有些發展中國家過分強調外來的直接投資，注重外商在本國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本國對外直接投資則發展緩慢，投資收入逆差不斷擴大，由此產生了許多潛在的風險和國際收支逆差的壓力。

三、當代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1.宏觀產業政策與微觀經營決策的沖突

在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中，政府起著重要的作用。發展中國家政府希望通過制定產業政策推動本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從而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其著眼點在于國家的整體利益。但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有自己的經營決策，其對外投資的目的仍然是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其投資流向符合國際資本流動的一般規律。這樣，國家的目標函數與企業的目標函數就發生了偏離。企業對此要么以“隱藏行動”的方式不予合作，要么要求國家給予補貼。因此，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函數中一開始就包含著政府補貼的部分。實踐中，一些企業為了獲得這部分補貼盲目進行數量擴張，更有少數企業通過尋租的方式始終將這部分補貼控制在自己手中。結果，這種粗放型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根本不具競爭力，出現了所謂的“大企業病”。

2.產業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不匹配

一般來說，一國的產業結構是依據其資源的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起步晚、經濟發展水平低，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稟賦多為不可轉移的自然資源儲備和勞動力。這樣在不具備壟斷優勢的情況下，一旦離開母國的生產區位，其產業結構與新的投資區位就難以匹配，區位優勢甚至會轉變為區位劣勢。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大多是建立在資本、技術和知識這類可轉移的資源稟賦之上的，這樣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就可以在轉移上述資源的同時，充分利用新投資區位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即使在面對區位劣勢或區位優勢不明顯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也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突破資源稟賦的限制，或者利用自己對知識和技術的壟斷以及市場結構的不完全性，彌補其他要素的劣勢并攫取超額利潤。這一點是發展中國家無法做到的。

3.世界市場結構的新變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挑戰

四、對我國的啟示

1.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其分工演進水平決定的，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基本遵循這一規律。對外直接投資遵循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工業國家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路徑，但該條路徑在動態過程中是可逆的。新興工業國家在分工演進中加速了對技術、人力資本和生產經驗的積累，從而能夠對發達國家進行逆向投資。新興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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