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自由貿易政策是如何演變的(自由貿易政策有哪些演變過程)

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試述中國實施對外貿易的演化過程及該政策對中國的影響(答案好的話懸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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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格局兩極對峙的結束，一場無硝煙的戰爭已在全球開始，這便是以經濟和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賽。展望未來的新格局或新秩序，與其說各國在預想或既定的格局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不如說是在發展自己的過程中謀求適宜于自己的秩序。本文擬從反映世界經濟最直接的國際貿易的變化出發，對國際貿易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以期把握時勢、因勢利導。

綜觀這幾年國際貿易的變化，有如下一些初露端倪的大勢之趨：

一、國際貿易仍然是在世界經濟的體系和邏輯之下演變，并且日益成為世界經濟全球化、國際化的集中表現。

從總體上來說，世界經濟體系還是在原先的商品經濟市場體系之下演變的，即它是沿著市場化——社會化的途徑發展，走的是社會化——一體化——國際化——區域集團化的道路。從世界經濟演變的邏輯來看，“跨國思想”可以說是西方發達國家倡導的“新秩序”的核心理論。的確，二戰之后，跨國公司蓬勃發展，通過它的全球化經營，既拓展了市場，又滲透于生產，使世界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從國際貿易走向國際生產，從世界生產走向世界工廠，從而促進了經濟的一體化和國際化。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貨幣、金融、科技和商品市場等方面處于霸主的地位。它們在世界范圍內生產和再生產著一種不平等的依賴關系，并企圖使其久遠地保持下去。

國際貿易受制于世界經濟“跨國思想”的邏輯體系，呈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1、實物經濟日益和虛擬經濟相分離，生產要素得以充分地流動。

首先，服務貿易發展迅速，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服務貿易的增長率多年來持續地高于貨物貿易，如1992年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而當年的貨物貿易不過3．6萬多億美元。1993年貨物貿易價值額下降了2％，服務貿易卻相反繼增3％。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生效，這一趨勢將更加不可逆轉。其次，金融國際化和金融市場世界化進一步發展，國際金融自由化、國際化、證券化趨勢更加明顯，企業籌資越來越多地通過證券市場走向國際，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角已由國際銀行貸款轉為證券市場。而且由于科技發展，世界金融市場已建成24小時全球營運系統，從而為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奠定了基礎。最后，國際間的生產協作特別是高科技研制合作方興未艾，這主要是跨國公司國際性生產的結果。綜上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從貿易的層次上來說由商品上升為勞務、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貿易是一大趨勢，并且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如目前金融創新之一的金融派生工具發展迅猛，其衍生資本的“名義價值”已高達17萬億美元，銀行持有的衍生資本的評估價值已相當于銀行自有資本的2／3。《人民日報》1995．12．18蕭琛《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由于實物經

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并不同步，這樣摩擦、矛盾在所難免，而動蕩將主要發生在易變因素較高、投機性較強的虛擬領域，因之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將在所難免（如1994．12．29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5．2．25．擁有233年歷史的英國巴林銀行的倒閉；1995．11．2．日本大和銀行的違紀丑聞）。不僅如此，由此還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如日本經濟的低彌徘徊，就是由“泡沫經濟”破滅造成的）。因此，盡管西方經濟近幾年有復蘇的跡象，但整個九十年代世界經濟和貿易將打上重組、動蕩和低速增長的印記。

2、國際貿易仍將以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的速度發展。

進入90年代，受經濟衰退和長期蕭條的影響，國際貿易也有所減緩，但仍比經濟增長快。1990年的貿易增長率達6％左右，高出世界經濟增長一倍多。1993年經濟增長為2．3％，而國際貿易的增長率為4％，1994年經濟增長率為3．75％，世界貿易卻擴張了9．5％，這說明全球貿易并未因經濟的徘徊而低落，將來它仍將比經濟的增長更快，由此一方面說明實物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分離傾向，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國際貿易對于經濟國際化的作用。

3、國際貿易的重點從主要在流通領域轉移到國際生產和國際投資領域，使國際經貿發生了質的變化。

這主要是跨國公司這一主體作用的結果。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加深的產物。它的迅速發展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化的主要組織形式。目前跨國公司的總產值已占資本主義世界總產值的1／3，已有3．7萬家，加上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已超過20萬家。遍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1993年，它的全球銷售額達5．5萬億美元，截止1993年，全球累計跨國直接投資達21250億美元，其中近90％為跨國公司所為，而且其中1％的最大跨國公司擁有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50％以上。它控制了50％的國際貿易、80％的工藝研制、30％的國際技術轉讓。它的全球經營反過來加深了生產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這種國際化發展的總體表現則是國際貿易增長快于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增長；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又快于國際貿易的增長。正基于此，西方經濟學家斷言：“今后將是資本的流動而不是國際貿易決定世界的興衰。”

二、貿易區域集團化趨勢更加明顯，形成對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嚴重挑戰，未來的貿易格局便在這一演化背景下產生。

在關貿總協定（GATT）主導國際貿易的時期，總干事薩瑟蘭說，自1986年烏拉圭回合開始以來，向GATT登記的已有25個地區性特惠貿易安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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