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歷程(中國近代海關發展史)

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中國近代海關發展史

一、中國近代海關的建立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戰爭爆發。兩年后，中國戰敗，被迫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英商進出口貨物繳納的稅款，中國需與英國商定。這標志著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開始喪失。《南京條約》劃出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5個通商口岸，原本就有海關設置。開埠通商后，雖已失去關稅自主權，但海關行政仍由中國管理。然而，列強們的最終的目的是奪取中國海關的控制權。通過1853年9月的小刀會事件，1858年清政府與英、美、法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后條款》對這一辦法作了修改：“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美）人幫辦稅務，毋庸英（美）官指薦干預”，并“各口劃一辦理”。[1]1859年江海關英籍稅務監督李泰國被委派為總稅務司，負責募用外國人在各口岸任稅務司，從此，外籍稅務司管理中國海關便成為制度了。1861年1月，總理衙門成立后再度任命李泰國為海關總稅務司。1861年4月李泰國返英，是年6月，清政府任命廣州副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署理總稅務司，1863年赫德正式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開 始了對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的管理。至此，在西方列強的“幫助”下，以外籍總稅務司制度為核心的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終于建立起來了。

二、組織結構

在晚清的行政體系中，由外國人擔任行政首長的中國海關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機構。從1861年起，海關開始由新設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統轄，庚子年以后，清政府將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于是海關也就跟著轉變成外務部的下屬機構。1906年清政府為節制海關，設立由外務部、戶部聯署辦公的稅務處，海關總稅務司及各關稅務司均轉隸稅務處。清政府的做法自然受到了英國的強烈抗議，使得原定職權并未實現。辛亥革命后，海關繼續由外交部管理。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此后，海關后改由財政部關務署統轄。

中國近代海關的最高機關是總稅務司署，設總稅務司、副總稅務司，下設六個辦事文案。中華民國建立后,總稅務司署組織改為五科三處,隨即又改為九科二處。總稅務司署直轄全國各稅務司署，即各口海關。

三、特點及影響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國情，決定中國近代海必然會關呈現出一些 “中國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海關最高領導由外國人擔任，海關的高級職位也被外國人壟斷。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列強為便于對華進行經濟掠奪，而強迫清政府任用他們的“自己人”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歷了幾百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嚴重缺乏懂得近代海關管理的人才所致。在筆者看來，后一種情況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因為，這不僅導致了中國自身海關管理的腐敗、混亂，更重要的是，給了外國人干涉中國海關自主權的絕佳接口。事實上，西方列強也正是以此為借口竊取了中國的海關管理權。

第二、海關自成系統，清政府難以駕馭。從一開始，總理衙門就規定了，凡在海關工作的外國人包擴各口海關，均歸總稅務司選拔、統轄，這就為海關總稅務司操縱全國海關行政提供了條件，而清政府所設立的各口海關原本都是有地方督撫管轄的。赫德在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碼的幫助下，利用支付《北京條約》賠款的契機，成功的將全國海關的控制權納入自己囊中。此后，海關系統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體系。清政府想要對各口海關發布命令，必須通過總稅務司，否則根本得不到執行。而總稅務司為了強化對海關的控制，將海關中的外籍工作人員從清政府的官僚體系中剝離出來，使其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即便是中國籍工作人員犯了法，也要先通報總稅務司，才能抓人。這一切，使得作為總稅務司，同時也是外國侵華勢力的代理人的赫德，不僅在這個體系內享有“上帝“般的權威，在這個體系之外，也能夠對清政府的內外政策施加較大影響。

此外，中國近代海關除了收稅以外，還承擔著其他一些功能。例如，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就是由總稅務司赫德任監察官并實際操縱館務，教習也在總稅務司署編制內；1896年，清廷又發布上諭，令總稅務司兼辦郵政事務,赫德遂兼總郵政司,并設郵政局總辦、副總辦。直至1901年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1911年郵政為郵傳部接管，二者方才脫離海關。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還是人才匱乏所致。京師同文館抓主要教授外文，培養翻譯和外交人才。可在1862年，全國也找不出幾個會外語、懂外交的人，除漢文外其它課程都要尋找由外國人擔任教習，同時中國也缺乏辦理近代教育的人才，這也需要外國人幫助。而在當時，懂外語、近代科學和管理學的外國人基本上都集中在海關總稅務司。這些因素使得京師同文館這個中國第一所近代教育機構從一開始，就被控制在海關總稅務司手里，郵政事務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中國近代海關的這些特點本身是由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反過來，又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負面來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海關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和海關稅款保管權的喪失。這兩者的危害無需多言，對中國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然而，有一件事或許出乎人們意料，那就是這個有外國人操縱的機關，居然是清政府唯一沒有貪污腐敗的衙門。在那個“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中國海關卻因廉潔而著稱，甚至被認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跡之一”。雖然這一功勞首先應歸于外國人，但不管怎么說，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榜樣作用。

四、近代海關的主權回歸歷程

中國人當然不甘心將自己的海關主權拱手讓給外人，因此，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批較早“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反對協定關稅，主張收回關稅自主權。鄭觀應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他長期活動于東南沿海地區，較早認識到收回關稅自主權的必要性，認為“其定稅之權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制小國之輕重，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

最早采取實質行動的是張之洞。1902年9月7日，張之洞通電軍機處、外務部、劉坤一、盛宣懷，痛陳我國海關主權喪失的危害，并提出收回關稅主權的兩步計劃：第一步，與赫德定明，海關總稅務司等高級職位，應兼用中國人；第二步，選派人員到海關學習，最終以華人取代洋人。張之洞的計劃被清政府采納，1906年，清政府設立稅務處，1908年設立稅務學堂，收回關稅主權的意圖十分明顯。盡管這些動作沒能實現收回關稅主權的愿望，但卻導致了海關職權的削弱，從此以后，海關開始走上了下坡路。

清政府垮臺后，為了維護中國的國際聲譽，保證中國能繼續償還外國戰爭賠款和貸款，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授權當時擔任總稅務司的安格繼續掌管海關。從1911年到1928年間，中國的海關關稅，除去必要的海關運營費用外，全部交給在上海的一個國際銀行業委員會，該委員會代表外國債權人的在華利益。只有在繳納賠款和貸款等費用后的剩余部份，總稅務司才會交給民國政府。而在支付這些款項前，關稅則被托管在英國的匯豐銀行。

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宣告關稅自主，并在財政部下設立關務署，負責接收和管理海關事務。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當時，盡管國民政府控制了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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