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農產品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形勢對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

.5%，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令許多人不解的是，中國加入WTO以來，國外具有優勢的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并沒有如預期涌入中國市場，人們普遍擔心農業將受到嚴重沖擊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我們以為，這其實存在較大的必然性：第一，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根據加入WTO的新形勢，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效的支農政策措施，推動農業與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了農業競爭力，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第三，加入WTO影響的滯后效應，使國際競爭壓力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在短期內沒有表現出來。第三，國內外市場價格變化在客觀上緩解了進口壓力。如2002年，由于世界糧食主產國受災嚴重，導致國際糧食價格上漲25-30%，而中國國內糧食過剩、價格低迷，國外糧食不具備進入中國市場的價格條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幾年中國農民實際上犧牲了自己的利益來保持國內糧食的低價水平，避免了國外糧食對國內市場的沖擊。

過渡期結束后，中國農業進入對外開放的新階段，將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上述一些對國內農業有利因素將逐步消失，一些深層次的不利因素正在顯現，農業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將全面提升。尤其是，中國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業與國外大規模現代化農業難以競爭的局面，在較長的時期內不會出現逆轉；發達國家對農業高補貼、高保護所形成的不公平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在短期內也不會得到根本的改變。加入WTO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和挑戰是長期的，在后過渡期將逐步顯現出來。具體表現在：

第一，農產品進口壓力日益加大。從2005年開始，今后中國糧食進口關稅配額數量每年將達2216萬噸，占商品量的15%。按中國糧食口徑，將配額折成原糧(包括將豆油配額折成大豆)，則糧食配額數量達4107萬噸，相當于2004年國內糧食總產量的11.3%(不包括大豆進口，2004年2023萬噸)。如果這些糧食全部進口到國內市場，將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是進口糧食占國內生產的11%以上，遠遠超出中國1996年提出的95%糧食自給率的判斷，有可能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總水平，這要求中國重新評估國家糧食安全政策目標。二是在當前國內糧食供需緊平衡、高價位的背景下，糧食進口將打壓國內價格，直接損害種糧農民利益，不利于國內糧食增產。三是影響政府各項支農政策效應的發揮，尤其會抵消現有糧食扶持政策的積極作用。2006年中國取消植物油進口關稅配額管理，對國內大豆、油菜籽、花生等的生產和加工行業的影響也不可低估。

第二，農產品貿易逆差可能成為常態。過渡期三年來，大豆進口增長較快，配額農產品如棉花、食糖、羊毛、棕櫚油等進口較多，配額使用率較高(20-70%不等)，今后進口仍將呈擴大趨勢。2004年中國農產品進口280.3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增長48.1%)，出口233.9億美元(同比增長9.2%)，逆差46.4億美元(海關總署，2005)。根據中國農產品供需結構和農業資源稟賦特征，我們初步判斷，今后中國農業的進口貿易依存度將進一步提高，農產品貿易將呈大進大出趨勢，貿易逆差有可能成為常態，這是今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一個潛在因素。

第三，國際市場風險防范和管理的難度加大。隨著各個領域全面對外開放，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市場風險挑戰，防范和化解的難度日益增大。國際農產品市場風險尤為復雜。如2004年4月底國際大豆市場價格急劇波動，市場風險通過跨國公司的營銷鏈條迅速傳遞到國內市場，導致國內大豆壓榨企業全面虧損，初步估計損失達50億元。

第四，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日趨復雜。中國將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技術性貿易壁壘、反傾銷、特殊保障條款 等將成為今后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壁壘，“輿論壁壘” 等新型壁壘也呈上升之勢。發達國家繼續對農業提供巨額補貼，國際農產品貿易被嚴重扭曲，多哈談判建立國際農業貿易新規則和新秩序步履維艱。這都將在今后一個時期影響中國發揮比較優勢，擴大優勢農產品出口。

第五，從戰略上看，在加入WTO背景下，中國農業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并不在于農產品進口數量的可能增加，更尖銳的矛盾，主要在于農村人口尚未大規模轉移背景下，進口農產品增加后大量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性問題。有學者指出，如果對經濟發展只注重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往往會將農業看成是對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無足輕重的部門，因此不愿意增加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和保護，這顯然不利于提高中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在發達國家高額補貼的農產品進口沖擊下，中國不少地區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就可能面臨衰落的危險。這樣，受威脅的可能并不是國內農產品的供求平衡，而是引起的相當數量的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陳錫文，2004)。

三、今后的挑戰與關鍵問題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產品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結構的顯著變化，對農產品從主要是數量需求轉向數量、質量雙重需求；農業發展從過去主要受資源約束轉向受資源、市場雙重約束。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則把中國農業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必須面對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雙重挑戰。中國農業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

而從現在起的今后若干年，中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發展新階段，將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加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國際經驗表明，這既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各類矛盾凸現的挑戰期。在這一關鍵時期，著力解決好“三農”問題，繼續發揮農業農村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支撐作用，不僅關系到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發展，而且直接影響中國對戰略機遇的把握，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但是，中國農業目前仍然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一些長期困擾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遠沒有根本解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業發展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和挑戰，比較突出的有：

1.人口和食物消費需求增長的壓力與日俱增。2004年底中國人口為13億，預計到2010年達到13.45億。按照目前的糧食消費結構和需求總量測算，到2010年，糧食年需求量至少為5億噸。目前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4.7億噸，要想在今后5年內使農業恢復到5億噸的生產能力，在物質和技術條件上都存在較大的難度。如何保障13-14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問題，是今后中國農業不能回避的戰略問題。

2.農業資源剛性約束矛盾日益突出。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目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5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從長期看，人口增加、耕地減少，耕地資源緊張的矛盾將始終存在。人均水資源也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干旱和嚴重缺水已經成為制約西北、華北和中部地區農業發展的瓶頸。今后農業資源緊張的矛盾對農業發展的約束將越來越突出，直接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給。

3.農業國際競爭力在短期內難以提高。中國農業在技術進步、產品質量和整體競爭力與主要農產品貿易國的差距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業與國外大規模現代化農業難以競爭的局面，在較長時期內也不會出現逆轉。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農業投資投入不足，農村資金短缺，生產要素持續外流，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政策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將難以在根本上改變，因此在短期內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業競爭力的難度較大。這也決定了在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農業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

4.影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矛盾開始凸現。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長期積累的城鄉二元結構中的一些深層矛盾開始顯現：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村與城市的面貌反差強烈；城鄉之間各種要素合理流動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形成，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農民就業增收渠道難以拓寬。從根本上改變影響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未完以下網站有全文。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葉和絲綢，進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金屬制品、香料等。鴉片戰爭后，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多，但茶葉和絲綢的優勢減弱，而棉花、豆餅等農礦產品的出口量增加。進口方面，由于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消費資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量大幅上升，如原棉、棉紗、煤油、煙草等。這些進口商品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小農經濟 。

例如，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設立領事館，并在這些地方享有最惠國待遇。這就使得英國等西方國家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進出貨物，不受中國關稅和法律的限制。英國還利用《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河通商權，在長江流域大量傾銷廉價的機器紡織品，摧毀了中國本土的紡織業。同時，英國還從中國大量購買原棉、茶葉等農產品，作為其工業原料或轉口貿易。

鴉片戰爭形勢圖

貿易對象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英國，英國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了壟斷地位。鴉片戰爭后，其他列強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競爭，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逐漸下降。同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華南地區與廣州形成了內港與外港的貿易分工，香港成為了中國貨物出口和洋貨輸入的集散地和國際市場 。

例如，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獲得了香港島作為其永久屬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律體系。香港成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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