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波爾塔瓦經濟與貿易大學(歐洲歷史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哲人赫拉克里特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哲理, 說明了這一點。

這種變動和開拓觀念, 使他們思想活躍, 銳意進取, 創立了不少學術思想和文化藝術的領域, 如理性主義、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存在主義等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民主政治,使西方文化產生了民主傳統和科學精神。他們提倡人權, 講平等。這種對個性自由的肯定, 發展為民主與法制的整體。

西方人在人生態度上銳意進取, 也易趨絕望, 好走極端等等。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極不相同。西方文化從縱的方面看源遠流長, 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 從橫的方面看,它廣闊多姿, 豐富燦爛, 有著瞬息萬變的面貌。

下面只能就其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概括如下, 這就是它的個體激進性, 開放吸收性。西方文化個體激進性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西方經濟的發展, 從古希臘開始, 西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很快, 尤其是資產階級產生以后, 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經濟的急劇發展給文化帶來的是急劇的沖擊和突破。從文藝復興起, 西方的文化觀念不斷地更新, 而且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在哲學上, 理念、理性、超理性、人的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 等, 相繼迭起; 在文學上, 古典主義、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等。

隨著文化觀念的交替涌現, 新學派、高流派、思潮風起云涌, 構成了西方文化日新月異的奇觀。在文化心理上, 突出表現為對個人的人格、價值、尊嚴等多方面的肯定, 對人的個體獨立性的尊重和倡導。

從文藝復興至今, 西方文化的個體性問題, 在思想上集中體現在它的人道主義傳統上, 在行動上集中體現在自由競爭上, 在文學上主要體現在對個人情感的抒發和人格價值的肯定上。在后來的西方文化特征上, 個體性不是抗衡自然力而出現的, 而是以“個性解放”為口號的。

提倡個性合理發展, 反對摧殘人的禁欲主義。用恢復個人的天性, 求知欲和理性來反對宗教的蒙昧主義等。文藝復興不僅是西方, 而且是人類的一場巨大革命。它所倡導的人道主義是人類解放的一道曙光, 標志著人已具有了不依賴自然而依賴于自身的巨大歷史轉變。

對個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肯定, 標志著人已完全超出了由群居來對付自然環境與天敵的落后狀態, 而獨立于物質世界之林。西方文化中的這種個體性的體現, 標志著西方文明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它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其次, 西方民族的特殊性格, 也是形成西方文化個體激進性的重要因素。

西方人有尚武精神, 崇拜力量之美。這種民族性格的形成起源于古希臘, 希臘人自古就具有尚武精神。這種尚武精神到羅馬帝國時期, 轉變為風行各地的奴隸角斗。羅馬的角斗精神到中世紀轉變為“騎士精神”。所謂“騎士精神”, 就是孤注一擲的冒險精神。

啟蒙運動以后, 在德國出現的“狂飚突進”運動, 所顯示出的個體激進性, 使歐洲文化的發展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尖銳思想、巴黎公社起義的槍聲, 都反映了西方人有著奮激和猛進的文化心理。他們無論是大刀闊斧地摧毀, 還是大張旗鼓的建設,都有著足夠的勇氣和魄力。

西方人的民族性格, 除具有尚武精神之外, 還具有感情奔放、激進、大膽坦露為特征的性格, 他們對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是十分執著的。羅曼·羅蘭的“不自由勿寧死”的格言很有概括性和典型性, 集中反映了西方人的剛直性格, 它與中國以忍耐而求大全的大謀略心態形成鮮明對比。

西方人打仗, 常以勇相見, 以力服人; 而中國則是“先禮后兵”,“功心為上, 破國次之”, 東西方用兵之道也是大相徑庭。在藝術上, 西方人率直寫實, 重墨揮灑, 推崇雕刻、油畫等直觀感強烈的藝術, 推崇直接表現力量美和赤裸美的藝術表現手法。在詩歌傳統上多以直抒胸懷和感情的坦露為主流。

這與中國的淡遠、含蓄、味之無窮的藝術美學標準也相去甚遠。從古希臘、羅馬時起, 在西方的文學作品里, 歌頌英雄, 尤其是歌頌愛情的作品, 都顯示出某種狂熱的精神。不管是赤裸地宣泄內心的情感, 還是放蕩不羈對愛情的追求, 都有著一種狂熱勁。這成為西方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

同時, 西方人還偏愛具有激蕩氣氛的悲劇和強烈沖突色彩的喜劇情節。古希臘悲劇成就, 拉辛和高仍依古典主義悲劇, 以及莫里哀的喜劇等, 就是西方民族性格的反映。西方文化的另一個特征就是開放吸收性。這個特點突出表現為寬容、更新和增宏自己等幾個方面。

擴展資料：

西方人有一句格言: “假如你能從最壞的東西中學到最好的東西, 那世界將更美好。”這是西方人普遍的一種文化心理。開放吸收性這一特征也是與西方的地理環境、歷史特點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等條件分不開的。

希臘半島海岸線較長, 島嶼較多, 航海業和商業貿易得到了較迅速的發展。商業貿易促進了文化交流, 文化得到了繁榮和發展。歐洲諸國的特殊歷史, 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的開放吸收精神。歐洲諸國,在遠古的歷史發展中, 由于國界的變遷, 民族的頻繁遷徙, 使它們對異族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成為家常便飯。

歐洲諸國國土也較窄小,不像中國幅員遼闊, 自給自足, 閉關鎖國。所以它們之間的往來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 它們之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另外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資本主義本身就充滿著頻繁的商品交換, 充滿著資本的輸出和原料的輸入。

這種商業資本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和科學的發展, 又為人類的交往創造了優越條件。西方文化的這種開放吸收精神, 有兩根強大的支柱: 一是自由的精神, 一是理智的態度。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他把自由看得與生命同等價值, 甚至更甚于生命。

這種自由觀, 反映在文化心理上是自由地、理智地擇善而從。因此, 西方人無論是對本民族、本地區的, 還是外來的學說、理論、思想、傳統、習俗等等, 都是比較自然地、和諧地進行合理吸收, 即使是信仰也是如此。

基督教本來是來自東方的一種宗教，幾經改革之后, 很快在西方的精神土地上扎下了根。宗教作為一種民族的精神靈魂尚且如此, 對其他理論和學說的吸收就可想而知了。西方的學者、哲人和文士們對東方文化的其他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都采取了大膽吸收的態度。

啟蒙運動時, 曾形成了向東方文化學習的高潮。印度佛學、中國儒學和道家學說等, 在很大程度上同西方文化合流, 產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化, 我們在研究薩特的存在主義時, 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學、中國的道家思想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就很難理出一個合乎邏輯的頭緒。

如果不了解印度佛學和中國的禪宗理論, 以及古典詩詞理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 就很難理解西方文學藝術的巨大飛躍。西方文化的吸收性, 還表現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互相吸收上。文學從神話開始就跑到了科學的前面, 但科學的發現又成為文學發展的一個雄厚基礎和跳板。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 沒有達爾文的進化論, 沒有瓦特的蒸汽機, 沒有牛頓的力學定律, 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那今日的西方文學、哲學等等又將會是什么樣子呢? 

如果我們不去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帶來的新氣象, 不研究文學和哲學問題如何促進了科學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又如何研究意識形態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因素呢? 

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的學者、思想家和作家, 思想比較解放, 他們在吸收營養時, 把自己的根須盡量地延伸到一切可以吸收到有益營養的地方去。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活潑、開放的學說體系, 借鑒西方的長處, 發展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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