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從隋朝到清朝的經濟演變)

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占澎湖島，1624年占領臺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臺灣的開發。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并非封閉不開放，海陸并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于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于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于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后，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于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涌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清王朝外交機構的演變特征？

近代以前的中國，無所謂外交，只是“理藩”而已。但近代以后“理藩”制度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與 聯系，使中國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1861年，基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 變化，清政府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中央外交機關——總理衙門，其存在了整整四十年，在中外交涉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由于總理衙門是中國近代外交機構的初創，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弊端。 1901年，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它 的設立，適應了近代外交機構改革、完善的發展趨勢，使中國近代外交機構向正規化、國際化發展邁出了重要的 一步。

關鍵詞：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

中圖分類號：K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540（2008）02-0108-02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中央外交機 構經歷了禮部和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三個階段的演 進。清代外交機構的演進，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中國逐步由 一個主權國家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歷史進程，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中國從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的狀態中逐漸清 醒，不自覺地走上一條借鑒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國先進文 化的道路。

一、禮部和理藩院

國家行政機構的設置，是本國社會政治實際需要的物化 反映，由于清代以前的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始終保持了一種特 殊的關系——“宗藩”關系，中國傳統的涉外制度是“理藩” 制度，中國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外交活動的需要，因而在 中國傳統的國家機構中，也就不需要有專職外交機構，對外 事宜均由禮部和理藩院兼管。禮部成立于天聰五年即 1 631 年，主管朝廷重要典禮（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舉考試、 接待外國來賓，禮部主管朝貢國的業務，并不是專管外交事 務的機構，從地域上講主管東邊、東南邊和南邊的各朝貢國 事務，如朝鮮、緬甸、安南等國，其下屬的主客清吏司、會 同四譯館才是專門的外交機構。主客清吏司的職能是：“掌 賓禮，凡四夷朝貢之儀，封冊之命，館餼賜予之數，高下之 等，悉隸焉”。（《清朝通典》，卷25 ，第2170頁）其下設賞 賜科、四譯科、芽茶科、伙房等部門，分掌官方禮贈、通事 翻譯、外國人食宿等事務。會同四譯館“以主客司滿洲漢人 各一人提督之”，負責接待各國貢使，下設回回、緬甸、百 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負責提供譯員， 翻譯遠方朝貢國文字。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西藏、新疆 等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還掌管一部分屬國及其他

外國交往事務。由理藩院負責的屬國位于西、北兩方，清 政府以理藩院處理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關系，其主要原因是 “這些國家，其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政治組織形式等，一 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況有近似之處。”（錢實甫：《清代 的外交機關》，第32頁）在理藩院的對外職能中，處理與俄 國的關系應為其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協調兩 國的對外關系；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 員。但由于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因此 理藩院管理對外事物只是其部分職責或兼職。而且，長期以 來清政府把外國視為“蠻夷之邦”、“藩屬之國”，以天朝上 國自居，這時期的清朝對外關系完全是宗主國與“藩屬之邦” 之間不平等的交往，因此作為兼管外交的中央機構——禮部 和理藩院也只不過是一個管理“藩屬之國”、接待“貢使”的 機構。所以，當時的中國“無所謂外交，理藩而已”。

二、總理衙門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不論是從觀念上還是從體 制上都給清政府以極大的沖擊，中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復雜局面。“外國公使進京”，外交事務日益增多，外 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的原有外交體制很不滿，要求清政府設 立專門的外交機構，由政府要員直接和他們進行交涉。加 上在與外國侵略者交涉過程中，奕欣等洋務派“華夷觀 念”的改變，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需要出發，請求清 政府設立專門負責辦理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基于國內外 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變化， 建立一個臨時的中央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1861 年 1 月 13 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等聯合 上陳《統計全局》章程六條，“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作者簡介：楊云，女，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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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大臣領之”，負責對外交涉事宜，“并請另給公所以 為衙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籌辦夷務始末》（咸 豐朝），卷71 ，第2675頁）咸豐帝予以批準。 1861年1月20 日，在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專門的中央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宣告成 立，簡稱為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這是一個有別于禮部和 理藩院，又有別于系統、完整的外交部的過渡性外交機構。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清朝政治體制發展中的一大創舉。用奕欣 的話來說“添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中外一切交涉，本 系從來未有之創格，并無成法可守。”（《籌辦夷務始末》（同 治朝），卷63 ，第17-18頁）因此，無論它的組織結構還是 它的職能，都和傳統的政治體制不同。總理衙門設南、北洋 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前身為五口通商大臣，1868年，因 通商各口擴展至長江流域，遂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 大臣初為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于1861年與 總理衙門同時設立。 1870年，因通商事務擴大，改為北洋大 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其內部組 織由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海防股及清檔房、 司務廳組成，其中海防股為光緒九年（1883年）添設。總理 衙門的內部人員編制，大體仿照軍機處的體制，主要分為大 臣和章京兩級。

關于總理衙門的職能，據《大清會典》所載為“掌各國 盟約，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陸出入之賦，舟車互市之制，書 幣聘饗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譯傳達之事，民教交涉之 端。”（昆風、吳中欽：《大清會典》，南洋官書局恭印宣統元 年（1909年）版，卷99，第1頁）可見，總理衙門除主管通 商交涉等事務外，凡與“洋務”有關之事，諸如設關榷稅、 購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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