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解放前上海外國人的領地(被外國人占據的地方,當時被稱作什么)

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后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干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于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后，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于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于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后，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于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于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并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干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并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于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后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后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于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于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于元、清，并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并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后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愿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鄰里，鄉村里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于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后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愿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后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斗，（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并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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