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聯傳奇國際貿易(天津)有限公司(中國電影)

、網絡文學、網絡視頻、手機游戲等新興領域拓展。

為推進國有文化資本投資運營，北京、吉林、甘肅等地成立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投資控股集團，作為資本運營主體，推動文化投融資。

一些企業還發起成立文化產業主題投資基金等金融實體，深化文化與金融融合，拓展發展視野和領域，如中央企業中中國財經出版傳媒集團發起的中投中財音樂產業基金、游戲產業基金，地方企業中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發起的東方星空文化產業基金等。目前，絕大多數國有控股文化上市公司都涉足了股權投資業務，股權投資已成為一些國有文化企業新的利潤增長點。

推動“雙效統一”，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上市迎來新一輪熱潮

2015 年，中辦、國辦印發推動國有文化企業“雙效統一”的指導意見，完善“雙效統一”的體制機制，“雙效統一”成為國有文化企業改革發展的一個核心環節。上海文廣集團對所控股的百視通和東方明珠兩家上市公司進行重組，實現了A股市場兩家文化類上市公司首度換股合并，重組完成后的新上市公司在國有文化企業間率先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并在股權激勵計劃中設置了政治導向指標、受眾反應指標、社會影響指標，在社會效益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為國有企業在相關操作中實現“雙效統一”提供了借鑒。

受政策驅動和消費者需求拉動等多重因素影響，文化產業引起了民營資本的廣泛關注，與國有企業合資合作成為許多民營企業推進文化領域投資的戰略選擇。在資本運作推進過程中，一些國有文化企業通過股權多元改造，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一方面，一些國有文化企業對民營文化企業進行參股控股，201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收購具有版權、策劃和市場運營優勢的民營文化企業九久讀書人，豐富業務板塊，拓展發展空間；皖新傳媒收購知名民營財經出版機構——藍獅子文化，實現由圖書發行向產業鏈上游內容出版領域的延伸。另一方面，一些國有文化企業在政策允許范圍內積極引入民營資本進行重組，華數傳媒向云溪投資定向發行 20% 的股份，募集資金 65 億元，推動公司進一步創新產品、內容和技術服務。國有資本與各類社會資本的融合發展，使國有文化資本具有了調動和組織社會資本的功能，放大了自己的操作空間和操作能量，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也為國有文化企業改革發展提供了倒逼機制。

2015—2016 年，國有文化企業迎來新一輪上市熱潮，兩年間共有 12 家國有文化企業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成功上市。特別是在2016年，僅8 月份就有 5 家企業 IPO 上市，全年共有7 家企業成功上市，創下歷年國有文化企業上市數量之最。同時，上市中又涌現了一些在細分行業和地域范圍具有創新意義的探索實踐，成為文化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成果的重要標志，如中國電影是首家全產業鏈上市的電影企業，廣西廣電是 5 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首家上市的文化企業，城市傳媒是首家上市的副省級城市出版傳媒企業，讀者傳媒是 A 股市場中唯一擁有著名期刊品牌的概念股。在影視制作領域市場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這一階段廣播影視類企業上市進程加快，特別是中國電影、上海電影、幸福藍海等影視制作企業的成功上市，為加快國有影視企業發展、深化制播分離改革、提高影視制作單位內容生產力提供了示范和借鑒，其后續發展和帶動效應也被廣泛期待。

國有文化企業資本運作展望

截至 2016 年底，我國 A 股市場共有國有控股文化上市公司 40 家，總股本合計 517 億股，總市值合計約 8000 億元。自對接資本市場以來，傳統資本運作的主要形式，國有文化企業都已有涉足，資本市場對提高文化資源配置效率的支撐作用日益突顯，國有文化企業多層次資本運作體系不斷完善。一些轉制企業在數年時間內實現了“事業單位—產品經營—資本經營”的跨越，這在我國企業改革發展史上并不多見。特別是較早上市的一些企業，依托資本市場的支持，創新經營機制，拓展融資渠道，形成了市場相對優勢。國有文化資本的市場化流動重組，促進了國有文化資產保值增值，提高了國有文化企業規模化、集約化水平，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推動國有文化企業做大做強注入了新的勢能。當前，國有文化企業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作為企業發展壯大的助推器，國有文化企業資本運作也被寄予新的更高期待。

助力國有文化企業轉型升級。近年來，基于互聯網技術的新興文化業態迅速崛起，打破了傳統文化機構主導的生產和傳播邏輯，推動文化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近幾年國有文化企業對新興業態的并購已成為外部擴張的重要路徑，IPO 融資及上市后再融資的項目，絕大部分也都與數字化轉型有關，如中影股份募集資金用于數字影院投資、數字放映推廣，讀者傳媒募集資金用于數字出版、信息化平臺建設等。 在快速發展的市場環境中，轉型升級仍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傳統文化機構的戰略任務。2015年我國43 家報業集團中 31 家營業利潤出現虧損，較 2014 年增加 14 家。2016年我國電視廣告同比下降5.66%，第四季度有線電視用戶首次出現負增長。在產業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依托資本市場支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通過資本運作直接引入新興業態資源，將為國有文化企業縮短轉型升級周期、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注入新的動力。

助力國有文化企業適度多元經營。國有文化企業主要脫胎于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按條塊設定業務領域，長期以來形成了單一經營的發展模式。文化生產具有突出的范圍經濟特征，對內容資源的多次的開發利用、獲取多重增值效應可在其產業運作中充分發揮。近年來，資本市場涌現了浙報傳媒入股唐人影視、鳳凰出版收購傳奇影業等一些混合并購案例，推進了國有文化企業多元經營。隨著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深化發展，不同媒介間的關聯性與互換性進一步加強，行業間的業務交叉日益普遍，媒介融合已成為產業發展的潮流。在融合發展的市場格局中，跨媒體、跨行業重組將繼續向縱深推進，推動文化生產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的深層次創新與變革。當然，現階段國有文化企業多元經營應該是在核心產品與產業支撐下的有限相關多元，是把核心競爭力延伸到力所能及的范圍、不同業務的價值能夠共享共用的多元經營戰略。

助力國有文化企業走向海外。海外文化投資不僅具有資本增值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文化輸出的功能。長期以來，我國文化走出去是以版權貿易、產品輸出以及文化交流活動為主要形式，近年來，國有文化企業的資本輸出逐步活躍，通過跨國并購進入國際文化市場，如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收購美國PIL公司童書業務資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收購澳大利亞視覺出版集團等。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調整周期還沒有結束，許多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為了吸引外來資金都將出臺一系列投資便利化措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將為文化企業資本輸出提供更大空間。國有文化企業還可在海外資本運作的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在跨國并購方面有更大的作為，成為文化資本輸出的重要推動力量，推動我國文化產業邁向更高發展水平。

中國電影

早期中國電影

（1931年以前）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于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國人經營的亞細亞影戲公司拍攝了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中國第一部有故事情節的短片《難夫難妻》。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拍攝時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動影戲部，此后拍攝了兩部中國最早的長故事片《閻瑞生》和《紅粉骷髏》。1922年 ，張石川與鄭正秋 、周劍云等組織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影片嚴肅地涉及了當時的社會實際，表現手法具有較濃的生活氣息，演技自然、親切、樸素。與此同時，出現了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較具規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創辦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間故事，拍攝一批古裝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攝古裝片的熱潮 ，還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場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開拍《火燒紅蓮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俠片熱潮。此后的4年間上海各公司拍攝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燒”、“武俠”、“神怪”之類光怪陸離、粗制濫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影片公司組合成聯華影業公司，先后拍攝了《戀愛與義務》、《恒娘》、《桃花泣血記》等片。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聯影片公司試制成功蠟盤發音有聲影片《歌女紅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國第一部片上發音影片《雨過天晴》。到1935年，中國完成了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過渡。

左翼電影運動

（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后，上海的抗日戰爭爆發，電影界的有識之士深感時代需要反映現實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請黃子布（夏衍）、鄭君平（鄭伯奇）、錢謙吾（阿英）擔任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一起組成編劇委員會。1933年3月中國共產黨的電影小組成立，由夏衍任組長，成員有錢杏邨、司徒慧敏、王塵無和石凌鶴。電影小組的成立推動了明星、藝華、聯華等影片公司的電影創作，也影響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電影創作。當年生產了《狂流》、《都會的早晨》、《春蠶》、《姊妹花》、《民族生存》、《三個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優秀影片，左翼電影運動取得輝煌成就。國民黨統治當局在開展對中國革命根據地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強了對革命文化的“圍剿”。針對這種更為尖銳、復雜的形勢，左翼電影工作者進行更加隱蔽的斗爭，創作出《漁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響的片目 ，與此同時 ，左翼電影工作者還開辟了新的制片陣地——電通影片公司，拍攝了《桃李劫》、《風云兒女》等優秀影片。這個時期還創作一批優秀電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開路先鋒歌》，《桃李劫》里的《畢業歌》和《風云兒女》里的《義勇軍進行曲》等，隨著影片的放映，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將全國人民愛國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上海電影界為適應新的形勢，建立起電影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后，1936年2月，“國防電影”作為電影創作口號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電影公司拍攝出一批不同題材樣式和內容的國防電影，有《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記》、《壯志凌云》、《青年進行曲》等影片。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

（1937～1945）

在國民黨統治區，1938年，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領導工作，直接地推動了抗戰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制片廠在政治部三廳領導下，由陽翰笙擔任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迅速投入抗戰電影的攝制及其他工作。先后在武漢、重慶拍攝了《保衛我們的土地》、《八百壯士》、《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塞上風云》、《還我故鄉》、《警魂歌》等表現軍民英勇抗戰的影片，以及《民族萬歲》等新聞紀錄片。國民黨直接領導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也拍攝了宣傳抗日的故事片和新聞紀錄片。

香港到1937年6月底為止，成立了南洋、大觀等50多家拍攝粵語片的電影公司。隨著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拍攝了抗戰題材的影片。

從1937年11月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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