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歐盟農產品國際貿易政策有那些(歐洲聯盟法的基本內容有那些？)

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農業貿易自由化的特征

一、引言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繼美國、歐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五大農產品出口國，第四大農產品進口國。伴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同時也拉大了農村區域貧富差距。從歷史趨勢來看，農產品貿易不僅對我國農業資源配置、農業內部結構調整扮演重要作用，對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和促進農民增收也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研究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乘數2002年為1.66，相當于1美元農產品出口能夠額外產生1.66 美元的經濟活動；每1萬美元的農產品出口，能直接和間接創造近28個就業崗位（程國強，2004）。

可預見的是，隨著入世影響的釋放和擴散，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將發生較大的變化。而我國的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經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逐漸擴大的過程。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1995年達到第一個頂峰，基尼系數由0.21擴大到0.34，1996年基尼系數下降為0.32，隨后差距開始逐年擴大，2004年接近0.40。更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達到0.4296。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有很多，而本文專門針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進行詳細分析。

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分析

1.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通過農產品價格機制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一般而言，貿易自由化會使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價格上升，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價格下降，尤其是那些曾經受到高度保護的產品，在關稅等貿易壁壘削減后其價格將顯著下降，國內外價格水平趨于一致。商品價格的變化進而會影響相關要素價格的變化，從而直接影響到居民收入分配。

貿易自由化降低了農產品名義保護率，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幅度降低貿易保護措施，多次削減進口關稅，將平均關稅率從改革初期的52.3％降到2004年的10.4％。名義保護率的下降使國內市場價格不斷向國際價格靠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內價格扭曲，優化資源配置，但同時也降低了對國內產品的保護，增加其競爭壓力，特別是削弱了對小麥、玉米、棉花、稻谷和大豆等農產品的保護，減少了出口，因而對主要生產這些產品的農民產生負向福利沖擊。因此，產品的國際流通會降低國內某些農產品的價格，影響部分農民及相關部門的收入。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在價格機制上會擴大農民的收入差距。

2.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農產品貿易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國際貿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進出口產品影響一國的貿易結構，來調整優化其產業結構。貿易自由化促進了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增長，盡管改革期內農產品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例不斷下降，但農產品貿易總量卻一直在上升。例如，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動物從1991年的27.99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93.88億美元，同期相應產品的出口則從72.26億美元增加到近225億美元。

3.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收入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不僅帶來了產品的流動，更重要的是，使得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了資源配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影響了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均等。家庭經營收入一直是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其比重曾經將近占到農村居民收入的83%，如在從1993年到1997年的5年間里其比重值一直穩定在70%以上，但隨著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鄉村工業的發展，農村居民從其他途徑獲得收入增加，其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逐步減弱，其比重也從下降到2005年的56.67%。分析表明，某些農產品貿易發達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呈多元化趨勢，不僅有家庭收入，還有工資和其他收入；而某些農產品貿易落后地區，則農村居民收入主要是家庭收入。所以，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會通過收入結構的不同和擴大農村居民收入。

總而言之，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的程度的不同，貿易對該國經濟發展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也是大不相同的。同樣，不同勞動者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也會直接導致其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不同。

三、結論及建議

1.從我國當前現實來看，盡管中國已經加入WTO，但是國內市場整合情況一般，不同地區農戶、不同收入獲益并不均衡，甚至部分農民群體由于遠離市場無法享受經濟增長成果。

2.由于不同地區農業稟賦差異較大，貿易自由化在不同程度上惡化了區域間及區域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從產品市場角度而言，幾乎所有地區收入低的農戶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后會出現絕對貧困惡化或相對貧困惡化。

3.從要素市場來考察，部分低收入農戶的非農就業波動性要較一般農戶勞動力非農就業要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這部分農民的收入，但對于不同農民群體的收入差距的影響卻是不確定的。

為了更好的分享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同時也最大限度的防止農村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筆者認為，中國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采取相應的措施：

(1)隨著國家對農產品市場保護的日益減退，農民要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就要從制度上解決農民面向市場的經營,建立和完善農產品流通組織和市場網絡。

(2)創造條件讓部分農民從玉米、小麥、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轉移到其他作物、畜牧業及非農產業，加快調整步伐。

(4)加速國內農產品市場流通體制的改革，培養和健全市場中介組織;加快與國內外貿易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貯存、交通、通訊等設施和港口的建設，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和降低農產品市場的流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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