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史的讀后感(《偉大的歷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錄》讀后感)

會加劇這場危機。同時，馬克思希望鴉片戰爭能夠引發中國革命，并進而引發歐洲革命。他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講道：“歐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斗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于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他還采用比喻性語言講道：“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字里行間清楚表明，馬克思把中國革命當作自己的危機理論的一個補充部分。但是，對于這個補充部分如何有機地融入自己的危機理論，或者說中國革命如何具體地引發醞釀于英國工業體系的革命，馬克思只是講，中國工人的競爭會導致歐洲工人工資的降低，從而激發歐洲工人革命，卻未做更為深入的理論總結。而未能做深入的理論總結，就表明馬克思的這一認識還是相對抽象的。

馬恩最初一致希望，在外力作用下古老的中國社會能夠孕育出一個新世界

在希望中國革命引發歐洲革命的同時，馬克思也對中國社會現實形成了初步認識。他在1853年撰寫的第一篇專門論述中國問題的文章《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對中國現實做出過這般描述：“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這種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也得到了恩格斯的響應，恩格斯在1857年撰寫的《波斯和中國》一文中論述了“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這一局面：“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斗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本身，似乎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鴉片戰爭這樣一種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國社會能夠孕育出一個新世界。由于這樣一個新世界只能由革命來創造，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革命抱以極大的期望。他們在1850年初撰寫的《國際評論（一）》一文雖不是專門論述中國問題的，卻提到了太平天國運動。該文給這場中國革命提出的口號是：“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將中國比喻為一塊“活的化石”

但是，馬克思在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認識之后，在1862年撰寫的最后一篇論述中國的文章《中國記事》中將中國比喻為一塊“活的化石”：“中國，這塊活的化石……在東方各國我們總是看到，社會基礎停滯不動，而奪得政治上層建筑的人物和種族卻不斷更迭。”此時，馬克思已超越了“與外界完全隔絕”這一對中國社會的表層性認識，深入到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循環而不前進這一深層認識。同時，他也對中國革命形成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在更為細致地了解太平天國運動的實際狀況后，他評價這一場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國革命說：“它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因為它“破壞了一切，而什么也沒建立起來”。而且“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不知道自己負有什么使命”。

前后十年光景，馬克思就轉變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而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心目中，不局限于“改朝換代”的“使命”才是革命的實質所在。相形之下，中國革命遠未達到他的理想標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反殖民主義與反封建主義互為因果。正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達不到反封建主義這一革命標準，它在反殖民主義這一點上也達不到標準。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對農民起義的本質懷有清醒認識，這一點值得我們在史學研究中借鑒。但是，馬克思寫《中國記事》時，距離辛亥革命尚有整整半個世紀。由于歷史自身的局限性，馬克思對中國革命的潛力估計得畢竟遠遠不夠。

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拓張與滅亡，“不顧時勢，安于現狀”的東方社會也行將滅亡，這是一出世界歷史悲劇

馬克思持一種近似于東西方歷史二元論的看法，抽象地將黑格爾講的“兩極相聯”的客觀規律應用于東西方關系，不過這種“兩極相聯”指的，不再是東方社會的革命因素促成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而是東方社會的消極因素從反面刺激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即不再是《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中講的中國革命決定歐洲人民的革命，而是《鴉片貿易史》講的中國鴉片貿易合法化、罌粟種植普及化導致的英國國庫災難以及歐洲危機。

馬克思后來之所以弱化中國革命相對于歐洲革命的作用，除了有上述他對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現實性認識做原因外，也是因為他憑著宏觀歷史視野，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上升力量與東方封建社會的沒落趨勢呈現出巨大的反差，意識到古老的中國社會必將葬送在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過程中。他在《鴉片貿易史》中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不是僅僅從軍事力量對比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東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實質出發，論述陳腐的中華帝國必將敗于西方現代社會的。

我們不必苛求馬克思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預見在歷史細節上正確與否，或在何種程度上得到了實際應驗，而更應當重視馬克思的宏觀性歷史敘事模式所滲透的理性力量。馬克思就是憑著這種理性力量來把握東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實質的二元對立的。這種二元對立指的，就是道義與“賤買貴賣的特權”的矛盾。首先，東方道義抵制西方特權，因為西方特權不僅涉及正常貿易，而且涉及鴉片貿易。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描述了清朝政府合乎道義的態度，即“拒絕征收一項隨著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必定會增大的稅收”。其次，涉及鴉片貿易的西方特權踐踏東方道義，因為它是靠船堅炮利來取得鴉片貿易的合法化的。再者，西方正常貿易與軍事力量并用的手段自相矛盾。馬克思在《英中條約》中講：“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和羅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國人民的金錢，那么這兩種方法必然會互相沖突、相互消滅。”這里講的“迦太基式和羅馬式的方法”分別指正常貿易手段與軍事征服手段。它們的相互矛盾勢必導致殖民主義最終滅亡。最后，由于殖民主義是踐踏著“陳腐”的道義前進的，所以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拓張與滅亡，“不顧時勢，安于現狀”的東方社會也行將滅亡。對于殖民主義，馬克思是在歐洲革命的意義上預見它的滅亡的，對于中國社會，即使它“激于道義”，馬克思也只能為它在歷史必然中的命運寄送挽歌。

顯然，這樣一種東西方精神實質的二元對立演繹的是一出世界歷史悲劇。不同的倫理實體在矛盾中走向毀滅，也就走向了世界歷史的根據：馬克思的理想社會。

鴉片的催眠作用與驚醒作用

在這樣一種宏觀性歷史敘事模式下，馬克思希望中國社會能夠對東西方二元性社會精神實質的劇烈碰撞有所“驚醒”。他在《中國記事》中提到：“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只是，馬克思是在講述太平天國運動時提到鴉片的“驚醒”作用的，因而這種“驚醒”作用要大打折扣，因為太平天國這一場中國革命還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它依然被改朝換代的理想所“催眠”。固然，馬克思對中國人民飽受鴉片之苦抱以道義上的同情，對中國人民反抗列強侵略寄予道義上的支持。但是，只要鴉片起的作用是“催眠”，而非“驚醒”，只要在馬克思看來，中國革命只能以消極的方式刺激歐洲革命，他就不會對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另眼相看，因為馬克思更希望，鴉片起到的“驚醒”作用足以令中國民眾意識到超越“改朝換代”的“使命”。

從今天的角度看，無論是面對原始的殖民主義，還是面對文明的殖民主義，無論是面對政治殖民主義，還是面對精神殖民主義，無論是面對走私鴉片的殖民主義，還是面對推銷文化話語體系的殖民主義，我們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驚醒”。可以說，在這最后一篇論述中國問題的文章中，馬克思這一畫龍點睛之筆超越時代地永遠值得我們回味。（作者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唐代政治史論槁讀后感

陳寅恪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研究唐史者所必讀之書目，近日筆者初讀了陳先生的這部書，略作札記如下：

讀陳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時代語言的差異，陳先生于民國期間完成此書（1941年），大多帶有些半文半白的語言現象；另外陳先生寫文章以考據著稱，讀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證之精細。這也看出陳先生“治史”之嚴謹，有理有據，“論從史出”。這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大多以古典文獻作為其引證的對象，所以還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語法障礙。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別的好，所以讀陳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會有很多困難，初讀之后，只是對陳先生的這篇文章有個大致的了解。

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上篇為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為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下篇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

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于對唐代歷史的基礎知識掌握的不好，應該說很費勁的把上篇讀完了。讀過后感覺陳先生在上篇說了三個問題：一為唐代皇室的氏族問題；二為唐代政治勢力之變化；三為藩鎮割據的原因再分析；

在陳先生這本書中，他對隋唐史一個主要觀點是：更加從民族與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歷史的發展。在這篇中陳先生開篇說：民族與文化問題乃李唐一代史事之關鍵。

對于唐代皇室的氏族問題，陳先生對史料進行的一番考究和論證，認為“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跡，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夸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別，遽爾全部信從也。”并認為“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故隋唐皇室亦依舊自稱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偽冒相傳，迄於今日，治史者竟無一不為其所欺，誠可嘆也。”從中給我們的傳達了一個這樣的信息，治史者對于史料的甄別至關重要，學會辨別史實的真偽。

對于唐代政治勢力之變化，陳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關中本位政策”，他認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故“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蓋進士之科雖創於隋代，然當日人民致身通顯之涂徑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於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系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

“武周統治時期不久，旋復為唐，然其開始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壞無遺。而天寶安史亂後又別產生一新世局，與前此迥異矣。”這里所說的“新世局”就應該是中篇所講的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

對于藩鎮割據的原因再分析，陳先生認為藩鎮割據是與民族有很大的關系的。為何這么說呢？陳先生給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亂后，唐朝形成了兩大集團①長安集團②河朔集團。長安集團在玄宗后期以宦官為主，河朔集團乃是安史舊黨。他列舉高力士、魚朝恩、吐突承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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