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區際貿易有哪些類型(東西部政策差異)

社會生產能力普遍過剩，物價和銀行利率連續三年走低，這就是西部大開發所面臨的以“過剩”為特征的市場環境。它使大批依靠相對封閉環境維持生存的企業面臨更大困難，西部經濟發展也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

2.技術環境差異——資源(工業)經濟與知識經濟

眾所周知，我國東部是伴隨著20年的改革開放走過其工業化進程的。工業經濟在生產方式和生產內容上，主要以物質資源要素的持續投入為特征，以提供豐富廉價的物質產品為宗旨，來滿足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物質資源要素投入在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的權數始終居于核心地位。當我國東部經濟開始騰飛之時，物質資源并非它的地區優勢，但計劃體制下國家擁有大規模調配資源的能力，加之“短缺”市場的有效需求，國家發展戰略重點東傾，東西部產業布局呈典型的“資源—加工型”垂直分布，致使西部的能、礦、林、牧等資源規模東流，成為東部經濟高速增長、經久不衰的強大支持。今天，當西部迎來大開發機遇之時，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經濟時代已向我們走來。它以人為本，以知識和智能技術的生產、傳播和應用為特征，使知識技術創新及其在生產中的集約運用日益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當年東部地區工業經濟的技術環境能夠允許物質資源的高投入帶動經濟高速增長與發展，那末20年后的今天，在西部大開發中試圖以自身的地緣優勢，繼續無度地實施資源戰略來求得大發展，無論是知識經濟的技術環境，還是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都將是不合時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部大開發的機遇同時孕育著嚴峻的挑戰。本來物質資源富集的區位優勢，在未來發展中，其作用相對下降，而恰恰自身欠具備的智能化資源要素，其作用將與日俱增，從而置西部地區于“有者欠用，用者欠有”的兩難境地。

3.政策環境差異——規范經濟與欠規范經濟

20年的改革開放，既是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時期，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可以說，當年東部經濟是在計劃經濟或“雙軌經濟”體制框架中實現騰飛的。而如今西部經濟卻必須在市場體制框架內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東西部大發展在時機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種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上，規范與欠規范政策環境所產生的“厚東薄西”作用顯而易見。第一，當年東部大之時，國家是投資主體并掌握著資源分配權力，在政策“東傾”的行政干預下，使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入東部地區。如今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已不可能直接成為西部開發的主體，同時也已不具備計劃體制下大規模直接調配資源的能力。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資只是西部大開發的先導，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改善西部的宏觀投資環境。而西部經濟的實質性發展，只有依賴自身努力。第二，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加之體制變軌轉型中政策上的漏洞和法規的不健全，缺乏應有的規范約束，給東部地區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可圖、有機可乘的時機和條件。如，加工性產品與基礎性產品比價扭曲及其價格放開的時間差，造成東西部交換關系的不平等；可持續發展的法規不健全而導致東部許多地區曾走過“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等等。今天，市場經濟體制雖不能說已完全建立，但基本框架已經成形，各種規范相繼確立。任何地區的發展都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那種試圖通過非市場因素作用，在政策法規空隙中以求生存和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所以，西部大開發從開始就注定是一個艱苦奮斗、厚積薄發的過程。第三，始于東部大之初的改革開放政策，至今仍為西部大開發所必須堅持，但由于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國際環境所致，它給東西部營造的政策環境及其作用卻迥然有別。事實上，我國的改革開放既是時間概念，又是空間概念，即是有梯度地自東向西漸進式推進的。所以，對東西部發展所產生的實際效應，明顯地存在著時間、速度、程度上的差別，加之東部“沿海開放”的優勢和條件是西部“沿邊開放”所無法引進或移植的，而營造本地區對外開放的良好環境又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西部大開發的今天，要借助于對外開放來推動地區的發展，必將受到較大的限制。

二、東西部社會基礎條件差異

我國西部是老、少、邊、窮多重區位疊合的地區。與東部相比，有十分復雜的特殊區位基礎條件。歷史地和辯證地分析這些差異性，是西部確立正確發展戰略和選擇區際特色發展道路的基本出發點和現實背景。應當說，東西部的差異是全方位，相比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總量差異

地區間社會基礎差異最直接地表現在經濟總量的差距上。它是西部大開發現實起點和基礎的宏觀展示，如表1所示。

表1 經濟總量比較

國土

面積

占全國

(%) 人口

占全國

(%) 近年來的

GDP占

全國比率

(%) 80年代以來

占國家基建投資

與貸款總量

的比例

(%) GNP

比率

(%) 1979～1995

年均經濟

增長率

(%) 城鎮社區

服務設施

占全國比例

(%) 農村社會

保障網絡

占全國比例

(%) 1998年國企

專業技術人員

占職工隊伍

比例

(%)

東部 15 41 65 60 60.1 12.8 45 45 51

西部 56.9 22 15 20 13.95 8.7 20 12 17

注：資源來源《經濟日報》2000年4月

2.技術創新差異

科技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東西部經濟總量差異，盡管原因十分復雜，但科技創新落后作為重要原因是不爭的事實，如表2所示。

表2 科技發展狀況比較

R&D

機構

數量 R&D

投入

(千元) 技術市場

合同成交

額(萬元) 國內專利

代理機構

數量 專利

授權量 進口設備

所占比重

(%) 1998年從業

人員中大專

以上學歷

人數比重

(%) 已安裝進口

設備新舊

程度(%) 大中型企業

R&D經費

投入(千元)

80年代后 80年代前

全國 5421 45236663 2683447 521 41248 3.6 9067680

東部 46.8％ 61.3％ 62.1％ 291 23855 54.8 6.0 47.5 17.4 50.6％

西部 20.6％ 18.65％ 13.9％ 93 4694 14.9 3.05 27.5 37.4 24.3％

注：(1)資源來源《中國科技統計年鑒》(1996)：《蘭州晨報》2000年3月23日；(2)未注明年份的項目均為1995年統計數據；(3)東部共11個省市，未計廣西。

3.地理條件差異

我國的地形特征是西高東低、略分三級，與三大經濟帶劃分在空間上基本疊合。東部以沖積平原為主，地勢平坦，氣候濕潤，土地肥沃，水土資源匹配較好，而西部地區多為山地、丘陵和沙漠。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非耕地資源約占總面積的96%。除四川成都平原和陜西關中地區外，絕大部分地區自然環境惡劣，山地災害頻繁，土地生產力低下，農業發展受自然條件的嚴重制約。由于地形地貌的差異，使西部改善交通通訊狀況的難度極大中的交通運輸線路密度遠遠落后于東部。全國鐵路和公路、內河航運里程，西部只占1/3和1/7。交通不便、信息不靈，必然使經濟活動成本飆升，限制各種要素資本流入。深居內陸腹地的地理區位，使西部無航海之利可用，也限制了與國際間的合作和交流。這些不利的自然地理條件，曾是歷史上形成東西差距的重要原因，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它仍將從多方面繼續限制西部經濟的發展。

4.產業結構差異

與東部相比，在全國區域分工與區際競爭中，西部地區明顯存在著相對不利的產業結構，其特征是：第一，“一大二小”，即第一產業比重大，第二產業比重小；第二，“重重輕輕”，即重工業比重太重，輕工業比重太輕；第三，“上多下少”，即生產上游產品的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偏多，生產下游產品的加工工業偏少。這種不利的產業結構，導致資源轉換效率不高，對地區經濟發展貢獻較小。“重重輕輕”的工業結構，由于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長期以來對國家投資的依賴性強。當國家投資主體身份改變之后，其投資移出的邊際影響要遠遠超過東部地區，勢必對西部那些依賴國家投資的資源省區發展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相反，東部的主體產業是輕加工業，它容易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產品消費彈性系數大，且民間資本和外資相對容易進入，經濟活力較強，加之國家“出口導向戰略”的推動，使其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地區經濟的騰飛。而“上多下少”的產業特征，由于價格因素的影響，所得實惠較少，利益流失較多，形成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局面，在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換的過程中作用十分有限。至于“一大二小”的產業特征，由于第一產業內部，傳統種植業比重較大，人均農業產值遠遠低于東部，加之對農牧產品加工的非公有經濟、鄉鎮企業發展嚴重滯后，致使其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東部低14.7%。

5.文化環境差異

文化環境是地區經濟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強西弱、東富西窮的經濟格局，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環境的格局。以教育為例，1990年人口普查時，全國文盲、半文盲比重為15.88%，西部除新疆外，9省區均高于全國水平。相關論證表明：東部在業人員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指數與人均GNP的指數動態比約為1∶1.99，足見其文化教育對經濟發展作用之大；而西部地區除陜西和新疆外，其余省區這一比重指數均排在全國倒數10位之列。

從地理區位上看，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處于太平洋的西岸，毗鄰港澳地區和日本，東南亞，與美、加、澳、新隔海相望。歷史上，它最早接觸西方工業文明，是民族工業的發祥地。這里人民具有同華僑、華人、華裔廣泛的海外聯系和交往的本領，養成了較強的市場意識和開放觀念。80年代以來，當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時，東部地區能夠及時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利用范圍范圍內的產業、資金、技術、貿易等經濟轉移，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地處內陸腹地的西部地區，作為傳統的農業社會(1978年農村工業化系數僅為20.2%)，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鑄就了保守封閉的“內陸意識”，致使制度創新滯后。加之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宗教和民族因素的制約，與周邊國家關系尚未改變等等，終未使地區經濟走出大山，融入世界。即使沿邊開放格局已經形成的今天，也因此毗鄰多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資源稟賦類同，產業結構相似，經濟互補性不強。所以，通過對外開放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效應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有限的。

民族問題，也是東西部差異性的突出表現，說到底它仍是文化環境問題。在全國56個民族中，西部地區占了50多個，分布著占全國61%的少數民族人口，基本受佛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化圈的洗禮。西部大開發中何以使少數民族融入地區發展的中心，努力使其人文資源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充分利用宗教文化，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把經濟增長與少數民族發展結合起來，是西部有別于東部的特殊發展目標。

三、西部大開發的比較優勢

當我們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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