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與東盟貿易發展現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現狀與未來)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現狀與未來

關于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是 2000 年在新加坡召開的領導人會議期間提出的。領導人會晤期間，東盟方面提出中國加入 WTO 對東盟影響的關注，中國方面提出就中國—東盟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進行研究。根據領導人的指示，隨即成立了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經過研究，專家組向領導人提出了建立中國—東盟緊密經濟伙伴關系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個建議被雙方領導人采納。�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關系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到 2000 年，雙方貿易額達到 395 億美元，東盟在中國的商品貿易市場上的份額提高到 8 ． 3 ％，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在東盟的對外貿易中的份額提高到 3 ． 9 ％，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盡管如此，雙方經貿關系發展的潛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國和東盟共有 17 億人口，目前國內生產總值為 2 萬億美元，對外貿易額 1 ． 7 萬億美元。據研究，如果在中國與東盟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以使東盟向中國的投資增加 48 ％，使東盟的 GDP 增加 0 ． 9 個百分點；使中國向東盟的出口增加 55 ％，使中國的 GDP 增加 0 ． 2 個百分點 ( 這是東盟秘書處利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 (GTAP) 計算的結果。 ) 。事實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可以增加區內貿易，而且會促進外部對區內的投資以及區內本身的投資，從發展區內的角度來看，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會大大增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將會參考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方式。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始于 1992 年，原計劃用15年時間完成。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是通過落實“共同有效優惠關稅”計劃 (CEPT) 進行的。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時間表一再提前，開放的項目一再擴大。1994年，東盟決定把 CEPT 完成的時間由15年提前為10年，即從2008年提前到2003年，規定被列入“暫時排除項目單”的商品 5 年內到期失效 (2000 年)，并且使CEPT擴展到未加工的農產品。1998 年東盟決定把實施CEPT 的時間再提前一年，即到2002年，6個老成員國承諾到2000年把85％的CEPT關稅降到0%～5%，2000年把這個比例提高到90%，2002年提高到100%。新成員中，越南到2003年、老撾和緬甸到2005年實現目標。與此同時，東盟還制定了"東盟投資區"建設計劃，規定東盟老成員到2003年，新成員到2010年完成計劃目標。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既包括關稅減讓，也包括非關稅削減。為了削減非關稅障礙，東盟制定"流轉商品便利化框架協議"、"相互承認安排框架協議"等。

當然，盡管中國和東盟之間存在很強的互補性，但是也存在一些相互競爭性很強的產品，因此，在如何安排“敏感產品”的開放，如何保護弱勢產品，也即如何達到雙方互利雙贏，還是有不少難題需要解決。尤其是近年來，東盟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出現很大困難，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外資流入大大放慢，使新競爭性產品能力的形成緩慢。而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經濟繼續保持增長，外資繼續大量流入，形成了許多新的具有競爭性的產品，這種情況使中國與東盟之間出現了新的競爭不平衡的局面，從而使東盟對中國競爭的擔心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存在著東盟對中國競爭的擔心，最終東盟還是同意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其根本原因是東盟不僅看到了競爭壓力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機會的一面。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大市場，對東盟來說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當然，中國和東盟宣布建立自由貿易區也使人們擔心這會不會使東亞合作產生分裂。應該說，處理得好，不僅不會有損于東亞合作，而且會有利于東亞合作進程，成為加快東亞一體化的一個有利因素。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可以設想它將可能起到三個方面的效應：一是中國和東盟先行在一個大的范圍內建成自由貿易區，把其他國家吸引進來；二是激勵其他國家采取更積極的步驟加快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三是推動整個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步伐，從而激勵東亞領導人及早對“東亞合作展望小組”關于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做出決定，提出落實規劃并開始實施進程。如果是這樣，那么，中國和東盟宣布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計劃就會對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與一體化進程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從而也就可以體現中國和東盟在推動東亞合作進程中的領導者的作用。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內容

90年代以來出現的自由貿易區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自由貿易區涵蓋的范圍越來越廣，不僅包括取消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還包含內容更加廣泛的經濟合作，甚至涉及經濟領域以外的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即是廣義范圍的自由貿易區，將不僅僅是消除雙方之間存在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還將涵蓋全面的經濟合作框架，如投資、貿易便利化等廣泛內容。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涵蓋范圍和合作領域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此外，專家小組還確定了在建立自由貿易區前進行全面經濟合作的優先領域：環境、能源、金融、電子商務和旅游業等。

(一)貨物貿易自由化

關于貨物貿易，根據已達成的共識，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后，除極少數特殊產品外，所有產品的關稅將降至0-6％，并取消所有非關稅措施。

中國的平均關稅雖然目前已降至12％，但比東盟的WTO成員的平均關稅要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我國對東盟的一些主要產品的進口關稅更高。如中國對泰國進口的大米征收高達113％的關稅，對從馬來西亞、印尼進口的棕櫚油的關稅也較高，配額之內的關稅為9-10％；配額之外的棕櫚油征收30％的關稅，另還附加13％的增值稅。東盟國家對此非常關切。

我國與東盟國家在關稅減讓方面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雙方同為發展中國家，都有需要保護的幼稚工業和民族產業，在關稅減讓方面，勢必要適當照顧。因此，中國與東盟關稅減讓的操作將借鑒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關稅減讓做法，將各國減讓關稅的商品分為4類：即包含類(inclusion)、暫時不包含類(temporary exclusion)、敏感類(sensiUve)和一般例外類(general exception)。這4類商品的關稅將分階段進行減讓。

除關稅壁壘外，中國和東盟雙方在彼此市場上都面臨著一些非關稅壁壘，如海關程序、許可證要求、標準要求、知識產權、法規的執行等。有一些非關稅壁壘是來自東盟單方面的，如對簽證和工作證方面要求苛刻等。東盟方認為，中國的非關稅壁壘主要是配額、許可證制度以及其他進口控制措施。如馬來西亞提出，中國共對372項產品，即進口稅目的6％制定了配額、許可證或其他進口控制措施。棕櫚油是東盟國家提到非關稅壁；壘最多的產品，需要進口配額、許可證、特別登記、進口檢驗等。

入世協議簽署后，中國已取消和修改了許多不符合 WTO規則的條令和做法，中國與東盟商談建立自由貿易區將促使中國在消除非關稅壁壘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

(二)服務貿易自由化

服務部門是中國較薄弱的領域，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份額大大低于東盟國家，同時，與東盟國家的服務貿易額也十分有限。與東盟商談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可避免地將觸及服務領域的開放問題，在向WTO承諾服務領域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東盟國家進入中國服務領域的機會，可更好地通過競爭促進中國服務業的發展。當前，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主要體現在旅游業上，因此，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自由化也將首先在旅游業以及與旅游相關的行業展開。此外，教育服務、買粉絲服務、管理技術、保健服務和建筑等也是中國與東盟開展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點合作領域。但是，貨物貿易自由化仍將是中國與東盟商談自由貿易區的重點。

(三)投資自由化

投資自由化的核心問題是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要求東道國的投資政策和法規要透明，同時給予外資企業非歧視性的國民待遇。目前中國存在著“當地含量”、“外匯平衡”、“外銷比例”等不符合WTO規則的做法，違背了貿易自由化的要求，需要盡快清除投資自由化的障礙。但由于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實行分階段的投資自由化較為現實。

(四)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

便利化是指減少貿易和投資程序，使國際經濟交易活動變得更加方便，以加快貨物、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便利化對自由化至關重要。如果貿易和投資的有關障礙都排除了，但程序依然繁瑣，仍然會阻礙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內容包括技術設施、標準化和政策三大類。專家小組建議近期內中國和東盟雙方可以優先在以下幾方面實施便利化，以加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這些方面是：商品技術標準、海關程序、競爭政策、爭端調解及商業人員流動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面臨的障礙

一是歷史積怨和領土主權爭端。東盟成員國內部的領土爭端一直存在,歷史上越南入侵過柬埔寨,至今兩國關系貌合神離。近期,馬來西亞與印尼出現了關于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爭執,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出現了關于白礁島的爭執,印尼與菲律賓之間也發生了有關島嶼主權的爭執,這些都反映出東盟內部尚缺乏地區整合的大局觀念。

二是成員國內部政局不穩。東盟許多國家都是黨派林立、紛爭不斷,有的國家軍人政府當政,有的國家內閣變換頻繁。另外有些國家的反政府武裝及恐怖分子活動猖獗,加上近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反恐戰爭的刻意擴大及對伊斯蘭教派和回教徒傳統的敵視,造成東盟國家內部民族情緒高漲。政局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外來直接投資,阻礙經貿活動的正常進行,客觀上對區域內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自貿區的整體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三是民族宗教差異。東盟內部宗教信仰不同,馬來西亞、印尼和文萊是傳統的回教國家,泰國和柬埔寨則遵從佛教,菲律賓大部分國民信奉天主教,而越南和老撾則是“社會主義”體制。近年來,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抬頭及回教徒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矛盾不斷激化,加上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徒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同宗教信仰間沖突時有發生。

第三,東盟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經貿結構的雷同化

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既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又有越南、緬甸、老撾、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存在巨大差異。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萬美元,而越、老、緬、柬四國還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約70 倍,遠遠高于歐盟內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東盟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于成員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

第四、東盟內部缺少核心的經濟力量和協調機制,主導權紛爭激烈

現實情況表明,區域經濟合作離不開核心經濟力量的協調和引導。1995年墨西哥發生嚴重金融危機時,正是因為美國的全力注資解救才使得危機沒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國家。區域內核心國家的職能在于協調成員國政策、穩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而東盟成員國中這種核心國家目前尚不存在,中堅力量的缺乏降低了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東盟各國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競相貶值本國貨幣, 造成危機在各個國家中迅速蔓延,東盟內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應對機制的弊端暴露無遺。

對于東盟成員國來講,爭奪主導權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印尼無論從人口還是領土面積上講,都是第一大國,但是其經濟實力的相對不足無疑影響了其大國地位和形象。多年來,印尼政府積極擴大對外交往,做“東盟龍頭老大”的夢想始終沒有動搖,只是目前國內紛亂的政局和不太景氣的經濟形勢使其力不從心。馬來西亞對東盟秘書處設在印尼一直耿耿于懷,2002年10月,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為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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