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前期海外貿易具體措施(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初一歷史：唐明清三朝對外的政策與具體事例？

唐朝時，唐與之通使交好的國家達70多個

唐朝統治者經常派使節、僧侶等到國外訪問、學習

其中，玄奘、鑒真等人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亞非地區許多國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訪問、學習

在唐朝的太學中，有為數眾多的外國留學生

唐政府機構中，有阿倍仲麻呂等外國人供職

往來于中外之間的商賈不絕于途

唐政府設置了鴻臚寺來接待外國使節和賓客，在不少地方設置商館以招待外商，設互市監、市舶司來掌管對外貿易

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是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其中，以長安最為著名

在長安匯集的外賓很多，許多外商在西市經營店鋪，長期居住，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明政府從洪武年間(1368一1398年)規定私人“片板不準人海”開始，直到嘉靖年間(1552～1566年)，屢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寬)

15世紀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遠航活動，將對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東南沿海則從放到收

實行這種轉變有其客觀的原因

①明朝自建立時起，就感到韃靼、瓦剌族的壓力，故從洪武年間起到萬歷年間(1573～1619年)，不斷修筑長城

隨著北方少數民族在15～16世紀間勢力日益強大，北部邊境遭受壓力加強

②從14世紀開始的日本海盜集團(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劫掠、走私活動日漸嚴重，到16世紀20～50年代發展到了猖獗程度

明政府為此加強從山東到廣東的海防

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來到中國，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

1535年還強占澳門(1564年始獲中國官方的許可，成為租借)

隨后，西班牙人、荷蘭人也來中國．荷蘭人于1604年、1622年兩次占領澎湖，1624年占領臺灣

明政府先是為了集中兵力、財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在東南海上實行了收縮；繼后，出于平定東方來的倭寇、西方來的殖民者騷擾的需要，防范國內反明者與外來勢力的勾結，實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與海外某些國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關系，實行“勘合貿易”外，在沿海地區嚴厲禁止一般商民私自與外國通商往來

清朝建立初期，為了鞏固統治秩序，封鎖對鄭成功等海上擾清力量的物資供應，于1656年頒布海禁令，不準商民出海貿易,違者處死，貨物全部沒收

以后又多次下達“片板不準入水，粒貨不許越疆”的命令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臺灣鄭氏降清，國內基本安定，1684年開放海禁，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立海關，作為通商口岸．于是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每年出海貿易船只多至千余艘

歷來禁運的糧食等貨物大量出口

出海船只有賣掉的，出海的人員也有不回國的

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眾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

1717年下令禁止大陸人民到南洋經商，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嚴加防范

實行這項政策的結果，一是政府稅收減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

禁令難以維持，于1727年廢除

以后對外貿易又有所發展

18世紀下半期，英國工業發展很快，迫切要求擴大海外市場

來華貿易的商人增多，這些商人的一些海盜行為與多種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慮

于是，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在陸地對周圍鄰國仍采取傳統的朝貢貿易與睦鄰友好政策的同時，對沿海貿易采取一系列嚴格限制的措施： (一)限制通商口岸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決定外商只許在廣州一口通商，同時封閉其它三個通商口岸

(二)實行“公行制度”

1720年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聯合組成“公行”

清政府授予它壟斷對外貿易的權利，承銷外商進口貨物和替外商代購貨物，劃定進出口貨物價格

1760年，清政府授權“公行”作為政府向外商征稅的代理人，保納稅餉，承包代繳外商出人口船鈔、貨稅，并負責管束外商

外商在廣州的一切行動受其約束

清政府與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由公行居間轉達，外商不能與清朝官吏直接交往

(三)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

糧食、五金(金、銀、銅、鐵、鉛)、軍火(硝磺)和書籍(史書、地圖等)嚴禁出口；規定絲、茶、大黃的出口限額

清政府實行這種政策的矛頭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并起了一定的自衛作用

但是清政府閉目塞聽，對世界經濟形勢及其發展趨向所知甚微，不知道從西方來的人有海盜與商人兩類人或同一個人的雙重身份，不知道新時期中西關系的兩重性質(侵略和被侵略，先進和落后)，不善于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處理新的對外事務，沒有將反對侵略、加強防衛與開展對外經濟交往既予以區分，又結合起來，它只是采取了一種消極的自我封閉的政策

這種政策阻礙了中國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

中國從開放轉向封閉的這一時期，正是西歐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從手工業生產到大機器生產、從傳統社會到近代社會的轉變時期

在這個時期之初，中國是世界上先進的、強盛的國家

在這個時期之末，中國比歐美的主要國家落后了一個社會發展階段

封閉使中國喪失了一次與西方國家并駕齊驅的機會

而且封閉造成的“天朝意識”，使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一個時期里又一次喪失了趕超的機會

清朝海禁政策

清朝海禁

海禁又稱“洋禁”，是孤立主義政策的一種，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明代始有謂“尺板不得出海”一說。海禁政策的具體實施隨著政策不同而有張有弛，即“嚴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認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等。

“閉關鎖國”體現為對海外貿易的各種限制性政策,其中最嚴重的即是海禁，其次為限制通商口岸。

中國歷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代與清代，不僅在政策上有所強化，而且持續時間長達多年。中國的海禁也成為東南亞陶瓷業發展的契機。另一方面，藩屬國例如琉球等國家，亦因為海禁的關系，利用獨占與中國貿易的契機而獲取大量利益。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只在明前期，中期倭亂及清前期平定臺灣前實行近乎全面的海禁，而其時間跨度卻遠遠短于開海或部分開海時期。[1]

中文名

海禁

目的

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維護統治

影響

海外貿易衰退，社會發展緩慢

快速

導航

海禁起因歷史沿革政策表現海禁后果消極影響

政策介紹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主要為明鄭）實行“遷界禁海”，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1]，分別管理各自下轄的數十個對外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方位的開海，不但東西兩洋，而且一向嚴禁的赴日貿易也在開放范圍之內，較之明代隆慶年間開始的局部開海范圍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寇”活動和西方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見大臣，提出禁海問題，次年，規定擬定，正式實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雖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對于正在不斷發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復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重新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年間（1757年），由于洪任輝事件的爆發，乾隆宣布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三個海關下轄口岸不再對西洋船只開放，只留下粵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對于南洋貿易，并不受此局限。并對絲綢、茶葉等傳統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一口通商”，此后閉關政策更加嚴厲，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成為了矛盾的焦點。清中期廢棄了明末至清初以來形成的傳統主動海防觀念。抑止了中國的海洋貿易，抑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2]

但另一方面， 從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的1757年，72年間，到中國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乾隆關閉三個口岸后，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說，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3]

海禁起因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目的是防范鄭成功反攻。明鄭一直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并曾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人士合作，出口糖與鹿皮并進口西洋槍炮以增強明鄭軍隊的戰斗力，另外更請求英國人訓練炮兵，戰爭時更借用英國炮兵手作戰；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清廷實行嚴厲的遷界令。

清康熙元年(1662)，為防御鄭成功的進攻，下令在潮州實行海禁，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遷徙50里(包括今潮安縣庵埠、彩塘、鐵鋪、官塘一帶)，禁止出海捕魚和貿易。康熙五年(1666)撤銷澄海縣并入海陽縣(至八年才恢復)。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準閩粵二省船只過洋。海禁一直延續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后始解除，準許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種，準許對外貿易。海禁給潮州人民帶來重大災難，生產、貿易受到嚴重破壞。[3]

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范極嚴。康熙下諭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設炮臺,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可見康熙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始終是存有戒心的。

隨著當時海上商業的發展,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也日益嚴格,清朝的閉關自守,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乾隆,嘉慶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滲透，從這年開始,只準在廣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廈門,寧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防范外夷規條）,如外商不得在廣東省城過冬,外商需聽中國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在廣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時也加強了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只,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

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后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乾隆時,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關稅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后頒行了禁止五谷,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3]

歷史沿革

禁海令與遷界令

順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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