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時期對外貿易的口岸是(清朝收復臺灣后開放了哪四個通商口岸？)

清朝收復臺灣后開放了哪四個通商口岸？

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收。

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清康熙年間開放的四個海關具體是那一年？

清政府宣布開放海禁后，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首次以“海關”命名，先后設置粵（廣州）、閩（福州）、浙（寧波）、江（上海）四海關。

1、粵海關設立于康熙二十四年（ 1685），是我國最早設立的海關之一。

在粵海關史上，海關關址有二：一是設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咸豐十年（1860）間五仙門內的海關關址；一是咸豐十年后設在廣州沿江西路的海關關址。

當時廣州各國商船云集，往來貿易頻繁，清廷在廣州設立專門管理廣東省沿海對外貿易的粵海關。與此同時，設省城大關、澳門總口、惠州口、潮州口等七處關口，而七處關口還管有數十處小口，主要負責稽查內地和本港的船只出入。

2、江海關最初設在連云港云臺山 ，后移至上海松江。

康熙二十六年江海關因原辦公地點狹窄，于是移駐到上海縣城寶帶門內（今黃浦區小東門內）。江海關設立之初，其主要負責的轄區，包括當時江蘇省境內的所有出海口，下設24個分卡，分布于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六府和泰州、通州（今南通）等其他地區。

3、閩海關是清代在福建設立的征稅及海關管理機構，它創設于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

閩海關是清代最早設立的四大海關之一（其余三個是粵海關、浙海關、江海關），閩海關各口岸遍布福建沿海，其所征收的關稅成為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現今有少量閩海關銀錠存世，這些當年閩海關為上解關稅銀而鑄造的銀錠，成為見證清代閩海關歷史的重要文物。

4、浙海關設于寧波，它創設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初由浙江巡撫管理，委托寧紹臺道督理，專收海舶貨稅。在大關及古窯、小港、湖頭渡、象山、瀝海、乍浦、家子口、江埠、白橋、溫州、瑞安、平陽等稅口征稅。

凡商船出洋及進口，各貨按斤、按匹科稅者為多， 有按個、件、副、只、條、把、筒、塊者，各按其物分別貴賤征收。康熙三十四年，分設浙海關署于寧波及定海兩地，令監督往來巡視。

擴展資料：

到鴉片戰爭爆發后，中英簽訂《南京條約》，確定了關稅協定的原則，外國人開始把持中國的海關，在外國人把持總稅務司期間，這個衙門大概是清朝最廉潔的衙門。

海關稅司，是清朝唯一由外國人掌管的衙門。以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為首，數十年來，精耕細作，竟成國家財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為廉潔之衙門。

世人多以為，此應歸功于赫德倡議之“高薪養廉”。海關之中外官員，其薪俸之高，遠超尋常官員數十倍，于列國之中亦罕見，因此列國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國海關為榮。

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只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為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1、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后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為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內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只是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臺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臺灣的反清斗爭。但是在清王朝統治臺灣以后，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臺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范。這個禁令，實際上只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歲月中，它仍為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2、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云臺山先后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云臺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只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國家船只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只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后，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只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復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為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后，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3、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里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著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復以后，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著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后，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為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產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內，能夠保證足夠的“內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御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御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于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制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里的外國船只，最初只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里外之黃埔。澳門的船只，則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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