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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

《中國近代史》寫于1938年。

全書雖然才5萬多字，但正如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沈渭濱所言：“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

想法: 想知道學術含量如何高。

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

內容上沒有拘泥于事件過程和細節的鋪陳；方法上從總體把握演變趨勢，顯示了作者沉潛思辨的寫作風格。

想法：暫時沒體會到

從外交內政的關系入手

全書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種救國救民方案。第一章講外患；第二章講內憂。這是后面救國救民方案產生的背景，說明不學習西方，不進行變革，中國就沒有前途了；第三章講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這也是第一種方案；第四章講了三種方案，即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謀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為因，第三、四章為果的因果關系。

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

想法：此話為陳旭麓在岳麓書社版前言所說 。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于知識的高低。

想法：常以設問形式發問，羅列式作答（第一、第二…… ）

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后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

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出了一個大彼得，他以專制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后來他又請了許多西歐的技術家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斗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濱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

想法：彼得大帝變法決心之強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

想法：讀完這本書理解了近代史的重要性。再燦爛強盛的中國古代也已經是過去，如何從艱難困苦的近代史中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更為重要。

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

想法：古代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各國使節如果來，必尊中國為上國并以藩屬自居。

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

那時的通商制度也特別，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廣州一口。

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了，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冬。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

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

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于法權并不看重。

想法：在“ 治外法權” 以前，清政府就不愿處理外國人的案件。因此，在“ 治外法權” 后，清政府并不覺得國家主權被侵害，清政府覺得賠款和五口通商更可惡，一則加重財政負擔，二則使得洋人遍地，對洋人的入侵更加防不勝防了。

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主政者應該負責指導輿論。如不指導，或指導不生效，這就是政治家的失敗。

奕䜣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于鴉片戰爭以后，而出現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想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是無動于衷的，并不覺得自己差在哪里，什么地方要改進，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恰逢太平天國運動時，清政府這些官員才認識到船艦利炮的厲害，在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二十年后，才想起要改革。

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

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為德國內政健全，戰后尚不出二十年，他又恢復他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想法：如何德國的外交失敗了？

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圣賢也無法脫逃。那時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在大亂之后，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水平略為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后來人口一天多過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勛大部分起自民間，自俸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疾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后來慢慢地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貪污亦大大地長進。

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為清政府和官僚自動地把政權交給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著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著他們給他一個做事的機會和權利。

想法：機會總是自己爭取來的。

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

某次，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國藩沒有法子，只好催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

想法：只知直接上級長官，而不知最高統帥。

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

蘇子瞻曰：“言之于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于無及。”

想法：在沒發生什么事的時候說出來，足以作為一種說法，但總是苦于難以讓人相信。在事情已經發生的時候說出來，足以讓人相信，但問題是已經來不及了。

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兩個機械制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分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術人才去駕使，所以設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國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幾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制布廠來挽回權利，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

想法: 一環扣一環。

自強運動的領袖們并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訂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后，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后，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后能生效。

想法: 彼時，洋務運動并沒有一個全盤的計劃，不過是各地方官員認識到要學習西方的技術，于是走出了一步……學習、做事其實也是如此，或許沒有認識，但走出去了，開始了，剩下的就水到渠成，萬事開頭難。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為什么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為他們自己不要徹底，大部分因為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

想法: 洋務運動的領袖對西洋的認識便不徹底。一沒有到外國讀過書，到過國外的更是少數。二則他們是佩服西洋的科學的，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三則只知技術，不知西洋的制度，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到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

但是倘若當時的領袖人物更新，更要進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會能容許他們嗎？社會一定要給他們更大的阻礙。他們所行的那種不徹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對，若再進一步，反對一定更大。

想法: 民眾未覺醒。

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

想法: 恭親王說

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于英國”。

想法: 超時代的議論常人無法理解，無法理解自然也不會支持，像王安石的那些超時代的聚財政策，其法其人遭到謾罵。

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礙之一。

同治共在位十三年，從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這個時期內，德意志統一了，意大利統一了，美國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獨立運動消滅，恢復而又加強美國的統一了。那個時期是民族主義在西洋大成功的時期。這些國家統一了以后，隨著就是國內的大建設和經濟的大發展。在同治以前，列強在國外行帝國主義的，僅英、俄、法三國。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國。

關系可以說有三層：第一，資本主義的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

凡是國際投資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

凡是國際投資無政治作用的就是純潔的，投資者與受資者兩方均能受益。所以我們對于外國的資本應采取的態度如同對水一樣，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們應該掘井取水，或開河引水；在別的時候、地方和條件之下，我們則必須筑堤防水。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二層關系是商業的推銷。

工廠規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難在市場。各國競爭市場原可以專憑商品之精與價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壓力。但在十九世紀末年，國際貿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國不但提高本國的關稅，并且提高屬地的關稅。這樣一來，商業的發展隨著政權的發展。爭市場等于爭屬地。被壓迫的國家，一旦喪失關稅自主，就永無發展工業的可能。

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第三層關系是原料的尋求。

想法: 帝國主義者，為找工業的原料，就會大肆侵略。

據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想法: 歸根結底，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區別就是是否對他國進行了政治干預。

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等。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等屬于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扎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系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并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

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復遣有棲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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