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由貿易的好處和壞處(歐盟有什么弊端)

自由貿易的好處與壞處 最好是簡單的列出幾條

好處：

1.保障大型組織貿易；

2.支持大型組織的市場經濟。

壞處：

1.減低小型企業的競爭力；

2.引致大型組織壟斷市場經濟；

3.產生惡性競爭。

自由貿易指政府不采用關稅、配額或其他形式來干預國際貿易的政策。 自由貿易（買粉絲 trade）是指國家取消對進出口貿易的限制和障礙，取消本國進出口商品各種優待和特權，對進出口商品不加干涉和限制，使商品自由進出口，在國內市場上自由競爭的貿易政策。

好處：自由貿易可以讓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品無限制的流通，這樣市場上可供消費者選擇的商品琳瑯滿目，而且自由貿易下是零關稅的，真可謂是物美價廉，能讓消費者收益。比如中國香港就是自由貿易港，被稱為購物天堂就是這個原因。

壞處：（1）對當地政府來說自由貿易情況下是免關稅的，政府收入要減少。（2）對于當地的企業來說，尤其是剛剛起步的民族企業來說是一種災難，例如中國的汽車產業，如果國家放開汽車產業進口，原裝德國、日本、美國這些制造汽車的傳統優勢強國進入中國市場，那中國的汽車制造商全部都要倒閉，對國民經濟的沖擊是很大的，所以中國一直保持對進口車征收決的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的汽車產業。

自由貿易是根據各國的比較優勢自由進行貿易，出口據有優勢的產品，進口劣勢產品，理論上可以實現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各國往往為了保護自己本國工業和保證本國勞動力就業，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或者發放配額，使得進口商品競爭力下降，本國同類產品相對競爭力提高，保證一部分國內市場，進而保護本國相關工業和產業的發展而不被淘汰。

我國大多數商品在國際上具有很強的價格優勢，質量優勢不足，如果進行自由貿易的話我國產品很容易占領國內外低端市場，但是高端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市場會丟失，高端市場才是最終的發展方向，國家必須對本國的高科技產業進行保護，否則國家競爭力會很容易被削弱。

什么叫自由貿易，有什么好處和壞處？

自由貿易（英語：Free Trade）是指國與國之間免關稅的貨物及服務流通，與貿易保護主義相反；自由貿易也是全球化的主體。

自由貿易在經濟學上的概念包括免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例如進口配額等的國際貿易及服務；勞工及資金在國與國之間的自由流動；無保護本國當地企業，產品及生產因素等的法例、政策、補貼及稅項等；無政府對產權的特別保障等，所以有可能引致大型組織壟斷市場經濟。

自由貿易過時了嗎

如果經濟學家教條存在，它一定包括“我理解比較優勢原理”“我提倡自由貿易”這樣的觀點。在過去的一百七十年間，正確評價無論國際貿易公平與否都會使國家受益的觀點已成為檢驗經濟學專業水平的標準。比較優勢不只是簡單并且意義深遠的概念，而且與頑固的流行偏見和強大的利益集團直接沖突。這種結合使得大家像擁護經濟學領域中任何神圣的觀點一樣保護自由貿易。 然而，自從1817年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發表以來，自由貿易從未像現在這樣令人感到懷疑。這不是因為它受到出于保護的政治壓力，盡管過去在不撼動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取得了勝利。而是因為國際貿易自身帶來的改變。盡管國際貿易理論新的發展并沒有充分被經濟學家所接受，但這些新的發展確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過去的十年間，傳統的固定報酬完全競爭的國際貿易模型被強調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新模型補充、替代。這些新模型引發了人們的疑問：比較優勢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國際貿易？它們也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政府通過進口限制、出口補貼等措施干預貿易也許對國家是有利的。 結論導視：自由貿易雖未過時，也是個已無法挽回的失掉了其純真性的概念，它的地位已經從從最優移至尚稱合理的經驗法則。確有事項上，自由貿易仍然是好的政策，在現實政治中也仍然是有用的目標，不過把它視為經濟理論所告訴我們的一貫正確原則的政策卻不再可能了。 對國際貿易理論的重新思考 從19世紀早期到1970年代末，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直處于領導地位，這種理論可簡單描述成國家之間利用彼此差異進行貿易活動。傳統模型的假定條件是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在這種假定下，只有國家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上的差異達到一定程度貿易才能產生。傳統的李嘉圖模型強調技術差異作為貿易的原因；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則強調要素稟賦的差異。其他的模型是基于產品和要素數量變化的假定，如限制技術等等。這些非傳統模型在重要的方面有不同的含義；例如，李嘉圖模型中沒有考慮收入分配效應，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也是如此。然而，傳統貿易模型中根本的共性是，幾年以前，國際貿易理論認識經濟學里最統一的領域之一。 有創見的國際經濟學家一直知道比較優勢不能單獨支撐國際貿易理論，報酬遞增也會成為國際分工與貿易的另一個因素。俄林自己就重復強調這點。而且，至少從1950年代實證工人和業余觀察者就已不再滿足國家貿易理論，因此在國際貿易研究中形成一種反文化，產生了一套強調傳統貿易模型未能表現出來的貿易原因的非形式論證。當許多作者在討論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作為貿易原因的可能性時，像斯蒂芬·林德和雷蒙德·弗農開始強調內生技術變遷。只有少部分文章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嘗試傳統模型。然而，這些文章都被模擬市場結構問題所困擾著。除了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假設條件下，即規模經濟對公司完全是外部的，報酬遞增必然導致不完全競爭。直至1970年代晚期，一直沒有普遍接受的方法模擬一般均衡下的不完全競爭。由于主流貿易理論在傳統一般均衡條件下占有主導地位，非傳統觀點只能呆在腳注。早在1980年，許多教科書，甚至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調研文章，不再提及除了在偏好、技術、要素稟賦等外在差異的原因下產生貿易的可能性。 在1970年代，產業組織的研究員開始研究承認缺乏普遍性，但易于應用的不完全競爭模型。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由像A·邁克·斯賓塞、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作者在構建效用最大化和一般均衡框架下得出的Chamberlinian一般競爭模型。貿易理論學家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些新模型為傳統模型提供了把報酬遞增作為國際貿易原因的必要框架。同時并分別地，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和維克托·諾曼（1980）、凱爾文·蘭開斯特（1980），和保羅·克魯德曼（1979）都發表過規模經濟會導致國家間壟斷競爭產業下產品的任意特化。這些模型很快就形成了觀念，即國家分工和貿易不只因為國家之間存在根本

差異，還因為報酬遞增導致了每種產品生產的地理集中性。實際上，從邏輯上講，報酬遞增和比較優勢同樣構成國際貿易的原因。 盡管新模型更清楚明了的解釋了報酬遞增，但它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不是一個新理念。從新模型中得出的主要觀點是在世界經濟中由規模經濟驅動下的貿易的重要程度，不完全競爭也是如此。國際貿易理論因此和產業組織緊密相連。回過頭看，這個結論是顯然的。畢竟，大多數貿易是在經濟學家從國內角度毫無疑問歸類為寡頭產業的產品中產生的。然而，對國際經濟來說，這是一種激進的重新定位。 盡管貿易新模型挑戰了傳統的觀點，即所有的貿易都是利用比較優勢，但開始新貿易理論并沒有動搖貿易對參與國都是有利的觀念。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把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貿易理論加強了貿易利得的觀點。除了從資源和技術上互補的差異獲利，貿易國能偶在各種產品的生產中分工，在維持或增加可用產品的多樣性的同時獲得增長的生產規模。誠然，次佳的不完全競爭世界不能保證實現貿易中的潛在利益。然而，大多數形式模型證明報酬遞增增加而不是減少國際貿易收益。而且，通過建立更大、更有競爭力的市場，貿易也許會減少封閉式經濟中不完全競爭帶來的扭曲。這樣看來新貿易理論的最初含義加強了貿易使好事的傳統觀點，因而為自由貿易加強了佐證。 然而，說自由貿易比不貿易好與說自由貿易比復雜的政府干預好又不是同一回事。自由貿易是最好的政策的觀點是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一部分，當然是在市場是有效的基礎上。如果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是解釋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生活在次優世界，政府干預大體上能夠改善市場結果。這樣一旦非比較優勢模型在國際貿易中建立起地位，國際貿易理論家開始質疑是否關于貿易原因的新觀點暗示了關于適當貿易政策的見解。難道現存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又引起了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嗎？ 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 國際貿易的新觀點認為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規模經濟而不是比較優勢驅動的，國際市場是典型的不完全競爭。這種觀點表明了兩個反對自由貿易的爭論，其中一個是全新的概念，另外一個是賦予新力量的本來存在的觀點。新看法是關于戰略貿易政策，它認為政府政策可以修正寡頭競爭條件，從而使得超額回報從外國公司轉移到國內公司。另一個觀點認為橫幅政策應該偏向產生外部性的產業，尤其是公司不能完全占用的知識的產生。 戰略性貿易政策 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始于人們注意到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某些產業的一些幸運的公司也許能獲得比他們利用的資源的機會成本更高的回報。例如，假設規模經濟在某個產業里足夠大以至于整個世界市場中只有一個有利可圖的參與者；也就是說，如果兩家公司加入，它們都將招致損失。然后無論哪家公司在該產業中立足，它都會獲得無法與之競爭的超額利潤。 如果一國能保證得到超額回報的那個幸運兒是本國公司而非外國的，那么它能在損害別國的利益下提高自己的國民收入。在兩篇有影響的文章中，詹姆斯·布蘭德和巴巴拉·斯賓塞（1983,1985）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像出口補貼和進口限制等政府政策能夠阻止外國公司在有利可圖的市場中競爭。政府政策的作用和如對超額生產能力或研究發展的投資等戰略行動在寡頭競爭中起的作用大致相同，因此有了“戰略政府政策”。 原始的布蘭德-斯賓塞分析和載明它的著作使用了寡頭壟斷的分析：公司在基于其它公司的選擇上選擇自己研究和發展和/或產出的水平，均衡產生在公司反應函數相交處。然而，戰略性貿易政策概念的本質簡單到可以用一個數例表明。實際上，一個例子也許比更正式的面熟更能闡明它的本質。 那么，假設兩國都能生產一種產品，舉個具體例子，此產品是乘坐150人的客機，美國和歐洲各有一家公司可以生產這種客機，分別是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車公司。

著重于對超額回報的追求，假設美國和歐洲對該種產品都沒有國內需求，因此，該產品只能用于出口；這樣允許我們用國家利益確定生產者剩余。同時，假設每家公司都進面臨著一個雙向選擇，生產或不生產。最后，假設如果只有一家公司生產，市場是有利可圖的，若兩家同時進入，市場是無利可圖的。 鑒于這些假設，波音公司和歐洲空中客車公司之間的博弈用表一中的舉證表示。波音公司生產P不生產N的選擇用大寫字母表示，空中客車公司相對應的選擇用小寫字母表示。在矩陣的每個小長方形里，左下角的數字表示波音公司的利潤（正常的資本回報率），右上角數字代表空中客車公司的利潤。 如表，該博弈沒有唯一的結果。為得出一種結果，現假設波音公司先于空中客車公司做選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結果是Pn，即右上角小長方形：波音公司會獲得大額利潤，同時阻止空中客車公司進入。 顯然，歐洲政府想要改變這種結果。戰略性貿易政策可以改變結果，只要它能夠在波音公司開始生產前幫助空中客車公司。假設若空中客車公司生產飛機，歐洲政府會提前為之提供10個單位的補貼，不管波音公司怎么生產。然后得益矩陣變成了表二。結果就會截然不同。波音公司知道即使它也生產，空中客車公司也會繼續生產，最后只有它自己會受損。這樣，波音公司傾向于不生產，結果就變成了Np而非Pn。令人驚訝的是，10個單位的補貼讓空中客車公司的利潤從0提升到110！其中100來自從美國轉移給歐洲的超額回報，是以美國付出代價帶來的歐洲國民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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