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由貿易政策是如何演變的(自由貿易政策有哪些演變過程)

自由貿易政策有哪些演變過程

演變

自由貿易政策貿易大廈

自由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對進出口貿易不加干預，任其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政策有單邊、雙邊、諸邊和多邊多種。自由貿易政策實施表現為關稅的降低和應稅商品的減少、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與取消。自由貿易政策隨資本主義建立而出現，隨資本主義發展而演變。時強時弱，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政策。在國家存在和不平衡規律作用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政策時期短于保護貿易政策時期。但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資本擴張本性的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但不穩定。 19世紀產業革命以后，英國經濟競爭力大大增強。為了擴大市場，追求高額利潤，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確立單方面的自由貿易政策，并通過各種渠道推行，甚至通過戰爭，強加給戰敗的國家。 在20世紀初期，隨著英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和大危機的降臨，自由貿易政策被超保護貿易政策取代。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經濟強國。為了對外擴張，美國從二次戰前的貿易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并推動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建立，推行貿易自由化，把單邊的自由貿易政策演變為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1995年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取代1948年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使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得到加強。 自由貿易

世界貿易組織所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與GATT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相比，有些重大變化。第一，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機制從貿易協定變成國際組織，帶有永久性和制度性。第二，自由貿易政策囊括的領域從貨物擴大到投資和服務業，并就此達成將近30個貿易協定與協議。第三，自由貿易政策對成員的約束性大大提高，其主要表現是成員要無保留地接受多邊貿易協定與協議，且對本國有關法規要予以對應；加強爭端解決機制，對違規的成員予以“報復”或“懲罰”；加強對成員的政策審議等。第四，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帶有階段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成員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如發展中國家成員自由化程度可以低于發達國家成員，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允許采取救濟措施，存在可選擇加入的諸邊貿易協議。第五，鼓勵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進行“開放、公平和無扭曲的競爭”。所謂開放是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按照承諾的協定與協議履行義務和享受權利；所謂公平是指貿易對象應在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通過供求正當競爭形成的真實成本進行貿易；所謂無扭曲是指貿易主體不借助壟斷和特權等行為進行貿易活動。第六，世界貿易成員之間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是通過談判，在互惠互利基礎上達成各種貿易協議，并付諸實施。[1] 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為世界范圍內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構建了組織基礎和法律基礎。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地區性的貿易自由化組織。如貿易優惠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等。成員內部通過關稅削減和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實現貿易逐步自由化，但其內部貿易自由化領域、層次有所不同。其自由化程度可以高于對外自由化程度，但對外的自由化程度不能低于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承諾的自由化程度，并要接受世界貿易組織審查。 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不是純粹的自由貿易政策：第一，在經濟全球化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世界貿易政策主流，但允許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第二，貿易自由化發展不平衡。就貿易領域來說，貨物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服務貿易；工業部門的自由化程度高于農業；出口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進口貿易自由化。就成員來說，發達國家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高級階段的地區經濟貿易集團內部自由化程度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內部的貿易自由化。第三，自由貿易政策不時受到干擾。在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世界經濟、各國經濟都處于不平衡發展中。當經濟高漲時，自由貿易政策比較盛行；在經濟危機下，自由貿易政策被干擾，甚至扭曲；同一國家，競爭力強的行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而競爭力弱的行業傾向保護貿易政策；在同一行業，競爭力強的企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而競爭力弱的企業則尋求保護貿易政策；在一個國家，以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偏于貿易保護政策，而以國外市場為主的企業傾向自由貿易政策。第四，在連鎖作用下，貿易對一國的作用從經濟領域擴散到整個社會。一國在制定貿易政策時，不僅要考慮到貿易效益，還要考慮其他因素。就業問題往往成為貿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第五，在國家存在下，由于社會制度不同、國家關系親疏、文化和宗教差異等，一國出于國家安全和戰略考慮，對出口也加以管制。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加以管制，不進行自由化。 中俄自由貿易城

總之，世界貿易組織建立以來，貿易自由化成為世界貿易政策主流。從整體看，它促進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經濟貿易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由于發展不平衡和經濟日益相互依靠，自由貿易政策帶有被迫性，貿易伙伴被迫就貿易利益進行協商和談判，達成貿易協議，享受權利并履行義務。在自由貿易政策實施中，受到國家利益的驅使，一般重視權利的享受，疏于義務的履行，出現管理失衡的狀態，影響了貿易協議的真正落實。 2008年以來，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沖擊下，各國為了挽救經濟，采取各種救市活動，其中有不少貿易保護主義成分。其特點是利用了世界貿易組織協議中的灰區、打擦邊球，濫用和歪曲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沖擊了世界貿易組織主導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尚未從根本上動搖自由貿易政策的主導地位。在各種國際會議上，與會者發表聲明，共同聲討貿易主義，阻止貿易保護主義的泛濫，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它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的自由貿易政策的權威性和主導性，同時也指明世界貿易組織應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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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理論的演變與發展

進一步分析各階段的自由貿易理論學說，可以發現，它們對于生產要素的分析和在闡述貿易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兩個方面存在著很強的繼承和發展關系。

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對國際貿易進行了最初的系統的理論研究，特別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成本學說，是研究國際貿易原因的第一座里程碑。它們是此后許多國際貿易理論得以補充、引申和發展的根源，尤其是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至今仍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核心。在假定生產要素在國際間不能自由轉移的前提下，勞動成本的絕對差異或比較差異成為國際貿易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現代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生產要素稟賦學說為主體，它把貿易理論的分析擴大到一個要素以上，即資本和勞動力雙要素分析法，明確提出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唯一原因。

新要素貿易論和新貿易理論從某些方面說明了各國在貿易競爭優勢中存在差距的原因，但它們的解釋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例如，規模經濟理論指出規模經濟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但什么國家的公司會獲得這些優勢?在哪些產業？技術差距論未能解釋技術差距為什么會出現？什么國家會獲得技術領先的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未能解答：為什么一些國家的某種產品在國內市場很小或發展緩慢的情況下仍能成為世界領先者?為什么許多國家的產業并沒有像該理論預測的那樣失去競爭優勢?面對這些新問題，邁克爾·波特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即“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否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取決于該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國際競爭優勢是由以下六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決定的，它們是要素條件、需求條件、市場結構與公司戰略、相關產業與支持性產業、政府以及機遇。波特的理論較好地填補了新貿易理論的空缺。當然，沒有一個絕對好的理論可以完全解釋所有的貿易現象，隨著國際貿易實踐的不斷發展，貿易理論也將隨之獲得完善與發展。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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