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演變反映了怎樣的本質(戰后美國全球戰略是怎樣演變的本質特征是什么)

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美國的生產力大大提高，商品越來越豐富，其次美國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傳播到各地，沖擊著舊制度、舊思想，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觀念，加快了對西部的開拓和國土的擴張。

自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保護貿易與自由貿易交替、多邊自由貿易和多軌并進自由貿易政策(簡稱多軌公平貿易政策)。其中保護主義始終貫穿于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之中，雖然自由貿易有時偶占上風，但這種所謂的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是美國打著“互惠、公平、非歧視”的幌子，欲搶占別國市場。為了實現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美國總是將貿易保護政策奉為圭臬，這一政策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獨立戰爭后，在漢密爾頓精明的領導下，建立了一項財政政策，使新政府建立在穩固的財政基礎之上。憲法禁止向出口貨物征稅，這當然就轉而對進口貨物征收關稅，作為國庫正當的和最易得到的收入來源。1789年7月4日新政府首次頒布的“關稅法令”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要增加國庫的收入，但是它也具有保護性質的特點。在八十一種列舉征稅的物品中，有三十種以上征收特種關稅，其余的征收7.5%到15%的計價稅。對于許多沒有被列舉的進口物品則征收5%的計價稅。雖然稅率很低，平均都沒有超過8.5%，但是已經起了保護的作用。可是，不久就發現1789年的關稅并沒有提供足夠的政府收入，因此便在1790，1792和1794年提高了稅率。

華盛頓總統就職后不到兩個月就通過了美國的第一個關稅法令，1816年以前的各種關稅，主要仍然是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只起了偶然性的保護作用。從1816年到1833年，保護關稅運動在穩步發展著。1832年到“南北戰爭”時的關稅，一般是趨于下降的，雖然保護的原則從來沒有被放棄過。美國實行高額保護關稅制度的時期，可以說是從“南北戰爭”時開始的。當然，在那個時期以前已經有過保護關稅，但是稅率并不太高，而且在戰爭剛要開始的前幾年，一直有降低的趨勢。1861年通過了莫里爾法令，這個法令從開始生效以后就實行了高額的關稅制度。“南北戰爭”開始以后，不僅保留了“莫里爾法令”，而且沒有一次國會的會議不把稅率提高的。

此后，美國的關稅稅率有升有降，隨需要而變動。早期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是為保護國內產業服務的，因而是以保護主義為特點的。1934年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的關鍵性一年。這一年，美國《互惠貿易協定法》建立，它標志著自由貿易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也是美國走向多邊貿易體制的起點。該法案宣布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減讓關稅，并提出了“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條款，規定美國政府與任一國家簽訂的關稅減讓協定，均自動地適用于其他與美國訂有互惠貿易協定的國家。而降低關稅壁壘和無條件最惠國待遇日后成為了關稅總協定的基石。

從1776年到南北戰爭期間，美國主要實行的是保護貿易政策，促進了農產品的生產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為美國工業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南北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美國的貿易政策由保護主義向自由主義演化，這促成了一次完全成熟的工業革命，促進了農業機器的發明和科技耕種方法的日益推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這段時間，對外貿易政策促進了美國進出口的增長。

戰后美國全球戰略是怎樣演變的?本質特征是什么?

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

美國全球戰略從開始醞釀到正式形成，經過了一個從無到有、從支離破碎到系統完整、從軍事戰略到全球戰略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分為醞釀、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戰后時期四個階段。這種階段性劃分的依據，是國際戰略力量對比消長變化的結果，更反映出美國在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驅使下從本土擴張到海外擴張、從海外擴張到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本文采用歷史分析法，深入探討了美國全球戰略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對比研究了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從“冷戰型”逐漸轉向“冷戰后型”的軌跡。

全球戰略是指大國調動和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參與國際斗爭，維護和增強本國利益，實現國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全球性大國才可能形成全球戰略。美國全球戰略大體上可分為醞釀(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戰后期(從冷戰結束迄今)四個階段。

一、美國全球戰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

美國是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略研究方面是西方國家中起步很晚的。由于東西瀕臨兩洋，南北相接弱國，美國從獨立到19世紀末，安全上從未遇到過嚴重的威脅，也未出現過迫切需要到海外作戰的情況。美國長期奉行孤立主義，保持“超然地位”，不卷入歐洲舊大陸的紛爭；在發展商業關系的同時，美國盡可能避免同外國發生政治聯系、避免同任何外國訂立永久性同盟，以維護美國自身的獨立、領土完整和選擇自由。因而，從1783年獨立戰爭勝利到19世紀末這一百多年中，美國奉行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大戰略，即：“西半球防御”，其根本目標就是防止東半球再入侵西半球，獲得對北美的支配地位和對西半球的霸權。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其全球戰略也進入初步形成階段。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美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外部世界，決定到更大的國際舞臺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形勢發展推動著美國“有特定目標的干涉主義”形成，它從大陸擴張轉為海外擴張。彼得·特魯博威茲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創建了一個大陸帝國，遂把目光投向更遙遠的邊界”。美國全球戰略初步形成的動因和依據是：

第一，美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為實行海外擴張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內戰中北方工業資產階級的勝利，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躍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強國的總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質保障，此時美國的領土向西擴張到太平洋岸邊。同時，由于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國崛起于世界舞臺，英國開始走下坡路，按照新的力量對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劃分勢力范圍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

第二，美國擁有進行海外擴張的理論依據。在列強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國際競爭愈演愈烈的同時，歐洲正在形成兩大軍事集團，準備用武力來打破原有的均勢。在此背景下，美國逐漸出現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公眾輿論。1896年布魯克斯·亞當斯發表《文明與衰落的規律》一書，論證了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要求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趕快走上國際舞臺，擊敗主要競爭者，建立由美國領導的國際新秩序。年輕的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別是英國在全球的擴張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明確提出著名的“海權論”。馬漢還撰寫了一篇篇論文，用海權論解釋新的國際秩序的藍圖。他認為，一個國家若想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權；控制海洋是海權的軍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權的經濟因素；美國要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強大的海軍，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亞當斯與馬漢從不同的角度對未來的國際新秩序與美國的地位加以論證，代表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成為公眾輿論的主旋律，對眾多美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擔任助理海軍部長、后出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海權論”適應了美國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國對外戰略發生轉折的重要征兆。

第三，美國的軍事戰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戰爭是美國獨立戰爭以后準備最充分的一次戰爭，“予有準備”被認為是這次戰爭中采用的軍事戰略的最大特點。早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就著手制定對西班牙的作戰計劃。1896年海軍軍官威廉·金布爾在《與西班牙的戰爭》的戰略報告中指出：美國對西班牙的戰爭目標應是使古巴獲得獨立，奪取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應是古巴和菲律賓；戰爭的關鍵是奪取制海權，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戰爭樣式是海戰，海軍的行動將決定戰爭的進程。戰爭開始后，美國政府基本是按照這一戰略設想來指導戰爭的。美國不以攻擊西班牙本土為目標，而是以攻擊西班牙幾處海外殖民地為目標，作戰方向和地區處于西班牙帝國勢力范圍的邊緣。因此，美國在美西戰爭中的戰略被稱為“外圍戰略”，即直接攻擊西班牙帝國脆弱外圍的戰略

第四，美國開始突破門羅主義的限制，將注意力從美洲轉向其他大陸，走上海外擴張的道路。1823年美國提出了指導在西半球進行擴張的“門羅主義”。1898年4月，美國發動美西戰爭，奪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和關島等地，將觸角伸進了太平洋地區。1899年，美國務卿海約翰又兩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與其他西方列強共享侵略中國的權利。以美西戰爭和“門戶開放”政策為標志，美國的對外政策進入了海外擴張的地區主義階段。

二、美國全球戰略的正式形成和發展

一戰前夕，著名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將目光投向遼闊的歐亞大陸，第一個區分了陸權與海權的觀念。他問道：從地理關系的某種一貫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樞地區難道不是歐亞之間那塊廣闊地區嗎?于是，歷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麥氏三段論式的政治咒語：“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歐亞大陸)；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整個國際關系史和美國戰略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近300年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歐洲曾長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維持以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關系格局。二戰打破了這個格局，英國和法國淪為二等強國，西德和意大利處于戰敗國地位，歐洲在國際事務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美國不僅走上了世界戰略的大舞臺，而且在戰爭中大大增強了自己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美國憑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崛起為國際關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徹底拋棄孤立主義政策，從國際關系的邊緣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張，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早在大戰期間，羅斯福等人就設計了一套建立戰后世界秩序、實現“美國世紀”的辦法，通過主導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簽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等，為戰后整個世界格局的確立奠定了基石。美國和蘇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對立以及1945年4月杜魯門接任總統，又加速了美國奉行全球主義、與蘇聯對抗的過程。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取得二戰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在蘇聯的影響下，社會主義陣營越出一國的范圍，影響不斷擴大。蘇聯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將影響擴展至歐洲。在此情勢下，美蘇爭奪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使美國“對國家安全、戰爭以及和平的傳統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新的途徑來保障國家的安全”。

為全面實施“遏制戰略”，美國在歐洲推出“馬歇爾計劃”，建立北約，并重新武裝西德。在亞洲，美國先后與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國簽署了雙邊和多邊條約，并在這些條約的基礎上于1954年9月與相關國家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在東亞和東南亞形成了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在中東，則推動英國主持建立了中央條約組織，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斯皮克曼認為，美國這種對蘇聯(以及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遏制戰略”，實質是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戰。

“遏制戰略”的提出，標志著美國戰略質的轉變和飛躍。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1)從戰時與蘇聯結盟共同抗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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