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及對中國的啟示(凱恩斯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

一、美國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一）直接的、顯性的影響。

第一，對中國金融的影響。首先，持有美國投資銀行的股份或債券的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影響，股票債券大幅縮水。目前來看，中國銀行是擁有美國按揭信貸證券化產品數量最大的國內銀行，故其所受的損失應該是最大的。但由于中國的資本管制及中國銀行較為單一的盈利模式使金融危機對其影響不深。其次，金融危機會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放緩。主要是由于國外各商業銀行縮緊銀根所導致。再次，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第二，中國的出口型企業，特別是東南沿海的中小型企業，面臨著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的風險。今年不少沿海中小企業紛紛裁減員工，破產倒閉。雖然這與中國近幾年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使其融資困難、人民幣的升值引起的出口成本上升等原因分不開。但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的海外需求下降導致企業生產過剩，產品無法銷售，這一原因任然是沿海企業倒閉破產的直接原因。

第三，中國的外匯儲備面臨嚴重縮水的威脅。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人。美國的國債市場是一個類似寡頭壟斷的格局，國債被幾家官方機構所持有，稍有動作便會引發匯率的劇烈變動。所以中國作為強勢美元的重要支撐者，一旦拋售美元，必將影響匯市，美元的貶值將使得中國通過貿易順差積攢起來的財富迅速縮水。但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前提下，美元的走弱又是必然的，所以中國外匯結構的特點導致了即使是在危機的時刻，也不能隨意拋售美元，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外匯資產縮水。

（二）間接的、隱性的影響。這主要是通過經濟傳導來造成的影響。

1、通過投資來影響經濟。 從國內投資看，金融危機帶來的主要是不利影響。

一是導致投資熱情下降，信心不足。危機之下使人們對經濟增長信心普遍下滑。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大，及投資收益預期不佳，短期人們會適當控制投資規模。二是利用外資的能力減弱。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國外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甩賣海外資產，回籠資金，以套現應對危機。外資的紛紛撤離必然導致我國可利用的外資大幅減少。三是預期投資成本的上升，隨著各國的救市措施的實行和危機的緩解必然導致資源和初級產片價格的迅速反彈，使得投資成本上升。美國為了解決自身存在巨大的債務問題，必然通過降息、發行貨幣等手段減輕壓力，結果很可能就會導致美元貶值和資源價格重新上升。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必然也會抑制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使得實際投資增幅也難以大幅回升。

從國外投資來看，由于金融危機，投資者為規避風險，使得各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都有不同程度的放緩。

2、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其“消費過剩”矛盾凸顯。短期內必定大幅度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隨著危機的蔓延，其他國家也會采取類似的措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年貿易順差的的出口國而言，必然面臨著 “生產過剩”的困境。生產商擔心存貨過多，就會縮減生產，反過來又進一步縮減消費需求。

危機爆發后，美國不斷注資救市，有關報道， 2009年美國國債的發行額度可能會達到近乎天量的1.8萬億美元。而新上任的總統奧巴馬對減稅計劃、醫保改革等措施的承諾，必然使得下屆美國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因此，從長期來看，美元貶值的風險還是很大的。美元貶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下降，從而使出口成本增加。

所以需求的縮減和成本的上升的雙重壓力將極大削弱中國外向型企業出口量和出口利潤的增長。

3、對中國消費的影響。一是消費者實際購買力下降。今年上半年我國大批中小企業倒閉，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的外資企業和部分國內企業紛紛裁員，數百萬職工面臨失業的風險，所以消費者必然需要勒緊腰帶，全面縮減消費支出。同時中國股市一蹶不振，股民幾乎被一網打盡，其消費開支也必定大幅縮減。二是消費者的預期收入下降。金融危機及其帶來的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預期顯然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的預期。收入預期下降了，消費者必定壓縮開支，減少消費。

二、金融危機的有利影響。

1、有利于儲備資源和開展跨國并購。首先，金融危機擴散到實體經濟必然引起國際上初級產品的價格大幅下跌，現在國際上原油等一系列資源價格在不斷下降，但隨著各國的挽救措施，美元的貶值，危機有可能平息的時候就會帶來國際資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反彈，所以，中國目前可以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在美元貶值之前，積極穩妥地抓住儲備資源的有利時機，為中國工業化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

其次，次貸危機有助于我國企業繞過市場準入門坎和并購壁壘，以相對合理的成本擴大在美國的投資，通過收購、參股和注資等手段加快實現國際化布局。

2、有利于緩解中國的通貨膨脹。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步步演進，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出現了明顯的回落。如：原油在7月達到147.5美元的歷史最高價，目前的油價又進一步跌破46美元大關。隨著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行的態勢。有利于抑制近期不斷上升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從總體上緩和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

另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導致了中國外需萎縮，使部分出口產能轉向國內市場，從而增加了國內市場的供應，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這從另一方面抑制了價格水平的上升。

因而總體來看，美國金融危機對緩解中國通脹壓力是有一定好處的。

3、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目前中央提出的新農村改革，這一改革將使得中國農村提供巨大的建設和消費市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采取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保障了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遭受金融海嘯大背景下繼續保持持續、穩健、健康地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金融海嘯的傳導導致西歐日本等一系列國家匯率動蕩下跌，資本外逃，而我國人民幣依然堅挺，匯率穩定，并保持對美元小幅升值態勢。

這一切都有利于我國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遠來看來，國際資本的去處就只剩下中國了。

4、有利于擠掉中國虛擬經濟的泡沫。中國經濟近幾年來高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房地產等行業的虛擬經濟的泡沫，導致的表面繁榮，美國金融危機蔓延到中國，造成中國房市走下坡路，及中中國股市的萎靡，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擠掉了中國的部分虛擬經濟的泡沫。

5、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繁榮的經濟環境之下，很多問題會隱藏起來，不易發現，而危機之下，經濟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必定凸顯出來，現在正值中國經濟周期的調整的階段，危機中有利于發現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各種問題，從而有利于采取各種防范措施，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指導。

總的來說，由于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資本管制、貨幣政策穩健、政府財政的連年盈余等因素，使得中國目前所受的影響仍然有限。但是根據國際金融理論，貨幣貶值對一國貿易條件的改善存在一個時滯，即所謂的J曲線效應。故金融危機通過貿易渠道傳染到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一個J曲線效應。所以中國由國際貿易途徑遭受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會存在一個時滯。因此，中國現在可通過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來調整國內政策，最大限度的改善自身環境和條件，做好防范和應對措施，從容地去面對金融危機，減少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一系列的傳導性影響，

所以這次的金融風暴對中國來說，既是一次危機，也是對中國金融事業、經濟發展的一次考驗和機會。中國必須抓住這次機遇，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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