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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共同之處

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較

--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起步相同，但結果迥異，其中原因很多。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領導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視的，外部的列強對兩國近代化進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較

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進程。這不是偶然的，兩國都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國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盤中化，明治維新中的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將西方先進技術引進國內產業，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國內天皇制相結合而成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使日本統一于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廣泛展開的，在近代中外關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塊，近二十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方面進行了大量論述。主要的論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與中國 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近代日本的歷史問題》等史學專著。論述的主要論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田毅鵬著《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劉越英著《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因此，兩國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滿了激烈的斗爭。但由于兩國的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而又有所差異，并對近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近代前，對兩國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兩國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日本的傳統體制屬于封建世襲領主制。在幕藩體制下，日本是一個松散的有多個藩地組成的國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權，可以說是地方自治；但是這些藩地有很強的天皇中心觀念，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簡單得建立起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屬于集權官僚型的政體，權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機構龐大，民間難以形成類似明治維新中的各種社會勢力，政權的社會基礎難以擴大，改革的道路必將曲折。日本政府統治階層面臨人民斗爭不斷。3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權大，促成了后來的強藩改革，這些小規模的改革也為明治維新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領導者。

幕藩體制下等級森嚴，被統治階級受著本國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的雙重壓迫，日本農民階級的反封建反侵略斗爭高漲，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最根本動力。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經危機重重的統治秩序更加不穩定。

中日兩國都是“后發型”現代化，但日本“后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有學者認為日本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是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并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高旺：《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時代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并無實權，幕府末期，掌握實權的幕府統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出現了統治危機。這使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發動并成功。無實權的天皇和下層資產階級可以聯合以奪取實權，下層的資產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去反對幕府統治者，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1995.1〕在“尊王”的口號下，各階層很自然得都擁戴天皇，使天皇在實際上取得了統治權。

中國的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后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清政府發布的政令都流于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戊戌變法雖然有涉及政體方面，但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布的詔書對各地官員沒有約束力，得不到實行；維新派沒有注意到發動群眾，改革僅局限于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強大的基礎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農民階級的切身利益。

日本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較早，試圖組織商品生產或商品流通的現象，主要只是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才能見到，到了幕府末年，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都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實。中國傳統的經濟觀主要以劉錫鴻為中心，他提出“農務久安”的觀點，反對發展工商業，其主要觀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強化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為防止封建社會瓦解而極力反對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進商品流通，阻止工商業的發展。

日本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次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并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貿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現了貿易振興論和商品立國論等思想。隨著傳統的經濟觀逐步崩潰，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在經歷了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動搖，但是始終不能像日本那樣徹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封建的自然經濟觀仍然占統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頁〕

中國戊戌變法時期與幕府末年經濟水平相當，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一些正規的資本主義企業，而幕府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還處于它的前身階段--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階段”，然而這個階級卻“成了維新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吳嘉延：《戊戌與明治時期的中日維新運動之比較》世界歷史，1987.4]中國農村自然經濟接替過程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資本卻沖破樊籬，侵占了生產領域。不像中國的商業資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費，日本商業資本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生產，促使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中國商業分散，且規模小，多與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結合起來，成為資本主義資金積累的障礙。

中國洋務運動在國家出資興辦近代企業后，實行壟斷經營，排斥商人投資新式企業，而明治維新時期，政府不但引進技術，而且鼓勵和支持私人資本的經營。

二、傳統和改革派的態度

從傳統文化及改革派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來看，中日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由于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歷史，統治者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為“夷”，加上長期的出超，使統治者一直以為中國無所不有，甚至資方的富裕也以來于中國。觀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縛著統治階層，改變現存的體制是難上加難。郭沫若曾指出：“中國固有文化的負擔太重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對過去的文化懷著一種崇敬，對新的文化發生抵觸，往往視歐美文化為夷狄之邦。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日本雖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國傳來的文化，但細的說來，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來文化的傳統。日本曾有過三次學習外來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選擇地吸收我國古代文化、技術和政治制度，卻沒有完全“漢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學習，從中吸收和引進了近代文化思想與科技，但并沒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戰后全面引進和吸收以美國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艷、胡漢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版），2004.vol57〕過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國為師的，同時也從朝鮮、印度學到不少東西，幕府時期雖然實行鎖國政策，但仍從荷蘭等國學到一些新知識，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蘭學”派，蘭學家們主張學習西方制度的理論成了明治維新的輿論準備。[劉越英：《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11]

1840年鴉片戰爭中，中國為英國所敗，1853年，美國佩理艦隊打開了日本大門，日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直被日本人作為楷模的中國居然被西洋的船堅炮利所破，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先進文化伴隨這殖民主義在古老的中國面前顯示了它的優越性。[廖丹青《試論近代中日兩國向西方學習的差異》]自此，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的道路，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技術迅速被幕府和諸藩所引進。19世紀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開始為日本關注，并逐步引進吸收。

兩國的文化傳統對近代化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西方諸國經歷了工業革命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時，中日等國東方國家要從封建時代過渡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唯一途徑進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對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響著兩國的現代化進程。

從中日兩國吸收西方文化的歷程來看，日本大致經理了“南蠻時期”（1543-1639）；“鎖國時期”（1639-1720）；“蘭學時期”（1720-1861）；“洋學時期”（1861-年以后）四個時期。這四個時期是日本向西方學習層層推進的進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國內各階層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從16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費品、文化傳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引進西方的新科技，發展對外貿易，擴大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于是西方問民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侵入日本社會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自己的眼界，熱心學習傳入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而中國只出現過向西方學習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時期出現了文化學習的中斷。[田毅鵬：《鴉片戰爭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較論》，《社會科學輯刊》1993第3輯]因此，中國學習西方文化不連續而且不系統，受到影響的階層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識分子階層。統治者由于傳統的文化觀，對西方較為“漠視”，而下層人民往往對統治者有盲從的習慣，對后來的歷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礙。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中國則是屬于“部分攝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與中國的“中體西用”，在堅持傳統、學習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強調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體”所體現的是封建制度，這也就限制了兩國所能學習的內容。同樣的形式大卻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田毅鵬：《中日現代化比較研究一百年》世界歷史，2001.3]

三、改革中的比較

在19世紀后辦期，中日兩國都大力推進了工業化政策。但其結果是，日本在90年代確立了資本主義，20世紀初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卻未能建立資本主義，進而在歐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面前，增強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1]

19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來越成為日本人關注的對象。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政策、人文社會學說的傾向也日益增強。到了明治變革時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礎上，進一步表現出從物質、制度、精神各階層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實行了君主立憲制、內閣制，由在國會里獲得多數票的政黨組成內閣；經濟上建立西方現代化的銀行制度，引進西方的工廠和企業制度；軍事上，政府聘請德國陸軍教官來教導日本軍隊，軍隊從原來的屬于割地貴族變成屬于國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義務教育制度。[袁艷、胡漢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vol57]

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等改革也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對封建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上起了一頂的積極作用。然而最終都歸于失敗。

（一）政治方面

明治維新時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憲法，制定憲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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