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葡萄牙海上貿易的背景(葡萄牙海上貿易網絡建立的背景)

葡萄牙海上貿易網絡建立的背景

葡萄牙海上貿易網絡的建立背景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的大航海時代。這個時期，歐洲各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競爭，爭奪新開拓的貿易路線和殖民地。葡萄牙作為歐洲的主要航海國家之一，積極參與了這場競爭。

在15世紀末，葡萄牙的航海技術和裝備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通過對地中海和北非的控制，葡萄牙奠定了自己在歐洲航海領域的重要地位。此外，葡萄牙國內經濟的發展和王室的積極推動也為海上貿易網絡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16世紀中期，葡萄牙海上貿易網絡已經初具規模。葡萄牙的商人和探險家們通過開拓新的海洋航線，發現了新的貿易市場，特別是在非洲、亞洲和美洲地區。這些新發現為葡萄牙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推動了歐洲的海上貿易和殖民擴張。

同時，葡萄牙在亞洲地區的貿易也得到了發展。在印度洋航線的開辟后，葡萄牙商人們在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等地建立了貿易據點，并通過澳門、廣州、寧波等港口城市，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

總的來說，葡萄牙海上貿易網絡的建立是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實現的。其中包括航海技術的進步、王室的支持、地理位置的優勢以及新大陸的發現等因素。這一網絡的建立不僅對葡萄牙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葡萄牙侵占澳門的歷史背景

澳門是中國的領土,16世紀中葉以后,逐步被葡萄牙人占領。葡萄牙占領澳門是一個復雜、漸進的歷史過程,可分為入據、"租居"、侵占和擴張等四個階段。1553-1571年為葡人入據澳門階段,1572-1848年為葡人"租居"澳門階段,1849-1887年為葡人侵占澳門階段,1887-1910年為葡人進一步擴張階段。

一、葡人入據澳門

從15世紀初起,為了尋求黃金與香料以及傳說居住在東方的基督教王約翰及其王國,葡萄牙人在國家政權的推動和支持下,開始了以探索東方航路為主要內容的海外擴張活動。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現在中國南海之濱,歐維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達廣東東莞縣的屯門(現在香港境內),進行香料貿易。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采用暴力手段進行殖民掠奪,不可避免地與明朝政府發生了軍事沖突。1518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只抵達屯門。他擅自在屯門建屋樹柵,修筑炮臺。又像對待非洲黑人一樣對待中國人,驅趕商船,擄掠船員,奪其財貨;縱容部下搶劫百姓,蹂躪婦女;還勾結內地奸民,掠買人口,激起中國人民憤恨。1521年,廣東巡海道副使汪宏進駐與屯門僅一海之隔的東莞南頭鎮,并以50艘戰船對屯門形成半圓形包圍圈,向葡軍發動了進攻。汪宏指揮果斷,戰術靈活,葡軍雖然有遠征隊到來加入作戰,仍然傷亡慘重。葡萄牙殖民者只得拋棄部分船只,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潛逃。次年,葡萄牙又派出艦隊來到中國南海地區,與中國水師在新會西草灣一帶相遇。中方拒絕葡方重返屯門的要求,雙方發生激戰,中國水師再次獲勝。此后,葡人在浙江寧波府屬、位于舟山群島的雙嶼港建立居留地,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下令進攻雙嶼港,將那里的建筑物及港內船只一概焚毀,并用木石將港口填塞。

屯門之役、新會西草灣之役和雙嶼港之役使葡萄牙人認識到中國國力強大,不能輕易用武力征服,他們因而改用行賄等手段,以求在中國沿海取得立足之地。

關于葡人入據澳門的由來,明朝萬歷年間郭非在《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門》條中寫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賄許之,時僅篷累數十間,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為舶藪矣。" 關于葡人怎樣同海道副使汪柏打交道,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船長索薩(leonel de Sousa)在致葡王若奧三世(Loao Ⅲ)的兄弟路易斯親王(D.Luis)的信中說:"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國。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進展,因為葡人被儕于佛郎機之列,禁止利用中國港口。我命令在中國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陸,并且不要做任何對抗中國人的事情。然后進行和平談判,葡人答應繳納各種關稅,所有葡人都同意這種協定……由于最初葡人不準居留在中國,早時達成這種協定是不可能的。為了達成這種協定,訂定葡萄牙人不是滿剌加人慣常叫我們的佛郎機。""和平協定以及繳納各種關稅是由廣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決定的。"（注解：J.M.Brage,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買粉絲very of Macao,Macao,1949,pp.84-85.）

二、葡人"租居"澳門

1572年,葡萄牙人開始公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澳門歷史進入葡人"租居"澳門階段,直至1849年葡人拒絕繳納地租為止。

據葡方文獻記載,地租起源于對海道副使的賄賂,大約在1572年以前10年或12年已經開始。這一年,葡人通事貢薩爾維斯(Pedro Crongalres)前來向海道副使送禮,談及葡人又帶500兩來交納地租。由于當時有其他官員在座,海道副使便說,這筆款是交國庫的,要匯寄給提舉。從此這500兩錢款便作為地租交收（注解：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Hong Kong,1926.）。

澳葡由原來無地租變為每年正式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500兩,是澳門領土屬于中國的明證。直到1848年,葡人一直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正是對中國在澳門的主權的承認。地租銀的形成和規范化,還說明廣東官府在事實上已承認居澳葡人的所謂"租居"地位。

在葡人"租居"澳門的270多年內,明清政府對其采取"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方針,設置管理澳門的機構和官吏,制定有關法規,嚴加軍事防范,派遣政府要員巡視,行使中國對澳門的主權。

明朝政府在澳門設有提調、備倭、巡緝等官員,這些官員統稱"守澳官"。澳門的主要行政司法等職能,則由香山縣知縣主管。他對居澳中外居民具有廣泛的管轄權,諸如編查中外居民的保甲戶口、核準澳中房舍的修建拆毀、征收澳內村民田賦及葡人地租、審理中外居民之間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發布各項行政命令、緝解內地逃犯、查驗出入港口船只,等等。雍正八年(1730年),兩廣總督郝玉麟等因澳門中外居民日眾,距縣遙遠,知縣縣務殷繁,不能兼顧,奏請設香山縣丞一員,作為分防澳門縣丞。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將肇慶府同知改設為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通稱澳門同知,移駐前山寨。至此,以澳門同知為最高實際負責官員,與香山知縣及縣丞互相協調,共同管理澳門事務,構成鴉片戰爭前清政府管治澳門的體制。

在關稅征收方面,康熙年間,清政府在澳門設立粵海關監督行臺,作為粵海關監督巡視澳門駐扎之所。其后澳門作為海關屬下的七處總口之一,下轄關閘、大碼頭、南灣和娘媽閣四小口,居于與省城大關總口同等重要的地位。

明清兩代政府根據澳門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制定了多個具有法規性質的章程和條例,責成"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遵守。例如,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和香山縣令但啟元巡視澳門后,針對葡人的違法行為制定了《海道禁約》。乾隆九年(1744年),首任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印任光訂立和頒布了《管理澳夷章程》7條。乾隆十四年(1749年),澳門同知張汝霖和香山縣令暴煜議定《澳夷善后事宜條議》12條。

在行使司法審判權方面,中外居民之間的糾紛,乃至刑事方面的案件,亦由中國官吏依照中國法律審理裁決,并飭令澳葡當局遵照執行。

除依據法規對居澳葡人實行日常管理外,為防止澳門葡人嘩變,明清政府還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萬歷二年(1574年),明朝政府在扼守澳門與香山縣咽喉的地方蓮花莖建立關閘。關閘為中國傳統的古城樓建筑,有中國官兵把守,規定時間開放,以便利彼此間交易。

數百年間,明清多位封疆大吏巡閱澳門,傳達中央政府對在澳葡人的政策,并處理重大問題。明朝萬歷四十二年(1613年),兩廣總督張鳴岡派遣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縣知縣但啟元巡視澳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工部尚書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在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陪同下,曾在澳門巡視兩天。此后,廣東官員對澳門的巡視十分頻繁。1839年9月3日,欽差大臣林則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巡閱澳門,可以說是明清官員巡閱澳門的高潮。 對澳門的葡萄牙居留地,明清政府在行使中國管治權的同時,默許葡人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居澳葡人在遵守中國法律,接受中國官吏管治的前提下,按照古希臘城邦、西歐中世紀自治城市以及葡屬海外領地自治的傳統,設立具有行政、司法、財政等職能的自治機構議事會,在其管轄的范圍內管理葡人的內部事務,實行葡式的政治法律制度,并由葡萄牙政府和葡屬印度政府核準這種自治權利。

在"租居"澳門的270多年內,葡人基本上能夠服從中國政府的管轄,但也有違反中國政府法令的擴張意圖和行動。

三、葡人侵占澳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近代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香港島正式割讓給英國,并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作為通商口岸。1844年,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與美國公使顧盛在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同年,耆英與法國公使拉萼尼在澳門進行談判后,在廣州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并由拉萼尼使團進行交涉,迫使道光帝頒布了弛禁天主教的上諭。這一切,都對中葡關系和葡占澳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鴉片戰爭前,葡萄牙人居留地只占澳門半島一小部分,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處于中國政府的管轄之下。澳葡當局僅對居澳葡人享有一定的管理權,無權管理居澳華人。鴉片戰爭以后,在英國侵華取得進展的影響下,葡萄牙政府處心積慮破壞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竭力改變將近三百年時間形成的澳門的歷史地位,以實現其完全控制整個澳門地區的目的。鴉片戰爭結束后的幾年內,葡國政府多次派遣代表與清政府談判交涉,但在主權問題上未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接受葡國政府委托,葡萄牙著名的外交史專家圣塔倫子爵千方百計為葡萄牙對澳門擁有主權尋找歷史依據。但他在1845年7月4日完稿的《關于葡萄牙人定居中國澳門的備忘錄》中,不得不失望地寫道:"從我們所掌握的有關澳門這一居留地的資料來看,我們并沒有通過征服而擁有對那座城市及其領土的權力,否則的話,那座城市就不會在每年年初向(中國)皇帝繳納地租了。不能憑(澳門)現有的所有那些條件就說她是一個殖民地,也不能說她是中國人贈送給葡萄牙人的。時至今日,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這一問題所訂立的君主之間或政府之間的協議的記載。""通過對我們掌握的多種說法分析得出的最有利的結論是:葡萄牙澳門居留地是中國人對居住在那兒的我國商人的一個持續租讓的結果。"（注解：葉志良:《澳門歷史的轉折點--亞馬勒政府》,澳門大學葡文學院1998年版,第8頁。）

與清政府談判交涉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歷史依據又找不到。在這種情況下,葡萄牙政府決定任命一個他們認為"可有效執行既定政策的總督"--海軍上校阿瑪勒(Joao Ferreiro do Amarol)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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