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酒水貿易是什么意思自產(遠去的記憶)

遠去的記憶

黃河，都說是九曲十八彎，縮放在課本里，她就演變成了漢字里的"幾"。在"幾"字橫折彎勾的彎窩窩里，有一片肥沃的沖擊平原，那里就是我的家鄉，五千年文明搖籃里最古老的那根藤條，鸞鳳棲息的"鹽運之都"——運城。

從小生活在硝石湖畔，卻沒有登過鶯鶯塔、鸛雀樓，也沒有拜過普救寺、關帝廟，就連隔壁村仿制的被司馬光砸爛的那口破缸都沒見過。許是運城開放太晚，或是自己過于遲鈍的緣故，故鄉所有的底蘊和美麗，直到我離她遠行時，也還是懵懂模糊，不曾體會。

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抹平了幾乎所有70后童年記憶里的殘磚碎瓦。前年，高中同學聚會時，我回到年少時曾經生活和成長的地方，險些迷失了方向。追逐嬉戲的街道院落沒了，攀爬掏窩的歪脖老樹砍了，聽課踢球的教室操場推了，就連陪你一路走過學生時代的玩伴們，大多也都散落在浩瀚的城市之間，難得一見。

珍藏的記憶正在遠去，留下的，唯有腦海里偶爾閃現的碎片，和不多的，似曾相識的留念。

（一）東街的童年

小的時候，父母在縣城落戶不久，居無定所，顛沛的很，經常搬來搬去地租房子住。最后一次住的是“經租房”，就是由政府統一管理轉租的私有房產，在縣城核心鐘樓靠近東街的地段，差不多待了兩三年。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房子的主人是"楊大頭"，盡管七十年代，政府已經不再把收取的租金分紅給他，但他依然是那一帶最富有的大戶。"楊大頭"成份不太好，地主家的少爺，每天騎個三輪車代步，給人修補鞋子，也有門面做些日雜營生，算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長在紅旗下的孩子個頭竄得快，七歲的時候，我已經和他一般高了，倒不是我異于常人，而是他不怎么長個，除了腦袋，就像《冰與火之歌》（美劇叫《權利游戲》）中的"國王之手"——侏儒提里昂。

        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但無法選擇父母，以及娘胎里攜帶的基因。盡管身體矮小，比例也不協調，但"大頭"腦容量大，聰明的很，很早就能與時俱進，走在市場的前列，很會做買賣。因為是經租房的緣故，又是小孩子，所以沒跟他有過來往，也不知道他真名，只記他很勤快，但脾氣大，特別愛發火，尤其是聽到別人叫他"大頭"的時候。

70年代的小孩子沒什么好玩，也沒幼兒園或早教班可上。學齡前基本都是散養著的，大人們陪著的時候不多，玩什么全憑你自己的意愿，只要不出亂子就好了。我打小是外來戶，受"本土"的小朋友排斥，很少能入伙，總是一個人找點樂子，點個炮，揚些土，彈個玻璃球啥的。最驚險刺激的“游戲”莫過于向門前駛過的吉普車投擲石子，然后躲起來，偷看大人們氣急敗壞的樣子。終于有一次被逮了個結實，險些挨了揍，后來就不再冒失了。

上學前，曾經短暫地有過一件正經的玩具，是我在隔壁大孩子的慫恿下，憑借在商場地板上一個上午的撒潑打滾，換來的駁殼槍。傷心的是，當天下午就被我燒包地耍丟了，至今都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對于來之不易的玩具，我是那么偏執的喜歡，大價錢的商店新貨，原本打算狠狠在小朋友們面前顯擺的。就在隔壁鄰居家喝了碗米湯，絕對的槍不離手，出門找其他孩子的路上，突然就發現兩只手都是空的……

那時候，每個家庭都不富裕，我再沒張嘴央求父母買過玩具。不挨揍已經是燒高香了，盡管當時還小，也還懂得臉面，不好再無恥地故伎重施。

除了國營貨架上的手槍，還有一種不需要花錢的鏈條槍我也特別喜歡。七八個洋車的鏈扣并在一起，下面一排扣眼用鐵絲穿起來固定，做成槍的樣子，另一排扣眼塞上輻條的螺帽做膛線，填上火柴頭，就可以在撞針的撞擊下打響，聲音類似炮仗，非常時髦。于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開始關注父親的自行車，只可惜他的"老爺車"是結婚時我大爺爺送的高級貨，永久牌，十分的結實，一用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都畢業了，鏈條也不曾報廢。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六歲的時候，父親下班途中，聽到廠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哀樂，扎住車子去問究竟。結果，天塌了，毛主席與世長辭！震驚中的父親忘記了我還在后架坐著，于是，我和洋車瞬間悲痛地跌倒在地，恰到好處地烘托了舉國悲慟的氣氛。倒地的車子，后輪還在空轉，但鏈子不僅完好，甚至都沒脫離齒輪，而我的胳膊卻因此脫了臼。那時我就意識到，"永久"鏈扣是根本沒機會變成火柴槍了。

每一個小孩子，父母都是牽掛的，調皮搗蛋的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上班也不得不帶在身邊，只等適齡的時候再讓學校扮演托兒所的角色是最穩妥的。臘月出生的孩子，上學會比前半年生日的同齡人晚半年。1977年恢復高考趕上的是盛夏，為了同步升學，第二年，學校的招生和升級由原先的初春改為夏末，又延長了半年。因此快八歲的時候，整整在半年級自帶的小石板上畫了一年半的拼音后，我才正式擁有了學籍，光榮地成為改革開放后入學的第一批小學生。

這段時間里，爸爸媽媽完成了一件大事：在不遠的西街大隊批到了一塊三分大小的宅基地，用自制土坯搭建了兩間小房子。聽說是大爺爺（也或許是姥爺）的戰友托了關系，送了幾包福同惠的點心就成事了。我的父母，全都出身于浴血沙場的革命家庭，根紅苗正，符合政策，加上批下的不過是早年間荒蕪的一大片低洼桃園，算不得好地兒，因此沒打過多的麻煩。

四處租房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記起搬家的情形。那天有太陽，爸爸推著滿載被褥的"永久"自行車走在前面，專程從襄汾趕來的姨姨，拖著承載我和弟弟的四輪小車，媽媽拎著網兜斷后，一次就完成了遷徙（家里的東西實在沒幾件）。新家在運城的西門外，離東街的"經租房"不到二里地，而我即將讀書的小學就緊挨著鐘樓下的東風商場。那個商場至今還在，只是早已破產，改做它用，但我對那里的木地板和"駁殼槍"印象極深。

不幾年，"經租房"就因為阻擋新規劃的解放路給拆掉了，少爺"楊大頭"作為房東，應該有落實政策的補償。只可惜政府不讓他結婚，更不能有后，偌大的家產也恐怕只能由他同父異母的弟弟繼承了。 "大頭"的兄弟個子挺高，人也排場，過去在鐘樓國營修車鋪旁邊見過他修皮鞋，沒有禁育令的限制。

（二）反帝路上的接班人

鐘樓背后有一條胡同，直通西門外的農村，原先本是店鋪一條街，入口對接鐘樓最繁華商業區的兩層閣樓，是老運城的青樓。解放后，備受迫害的窯姐們經過教育，成為洗心革面的勞動者，象征自由貿易的私人店面也通通取締，改造成勞苦大眾的院落和底層人民的社會主義大院，刷滿了打倒牛鬼蛇神的標語，取名反帝路（后來改稱西街）。

改革開放后，極左的路線有了些放松，在閣樓反帝路一側的斜對面，出現了五六家國家單位不方便經營的私人棺材鋪和壽衣店，也出售整套的花圈。每到中午時分，情緒沮喪的顧客總會聽到嘹亮而充滿朝氣的歌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一隊隊活潑可愛的少先隊員們，從花圈圍繞的校門里魚貫而出，歡笑著掃去壓在他們心頭的陰霾。

這里就是我的第一所學校——反帝路小學（后更名為西街小學）

那時的小學，主要任務是看管住小朋友，其次是培養勞動意識，學習很大程度上是捎帶的。你但凡認真一些，就很容易成績突出，早早系上革命紅旗的一角，成為先輩們未盡事業的傳承者。

時至今日，讀書學習的情景沒什么深刻的印象，辛苦的課外活動倒是銘記于心。夏天的時候，學校會組織為期兩三天的田間"采摘"活動。那可不是現如今的閑暇娛樂，而是頂著烈日，蹲在剛割完的麥地里撿漏，一邊背誦著“鋤禾日當午”，一邊收集散落的麥粒，接受革命再教育。要不就是除四害，假期里布置逮老鼠的作業，每人定量倒是不多，滿五只算過關，開學要驗尸，沒有尾巴的不記數（因為有的學校只統計老鼠尾巴）。有一年特別過分，輔導員讓捕禍害莊家的田鼠，促進革命生產！父親說，這哪是小學生能完成的作業，擺明了是在給家長們定任務。

作為班里第一批紅領巾，學校的作業是神圣的，我可以從父親單位的指標攤派中弄幾條耗子，卻沒有搞到田鼠的路子。

八十年代早期，城郊的住戶大多都養有柴雞，圈養的通常喂麩麩拌些爛菜葉子。不上學的日子里，西門外的孩子們經常去大隊的荒地土坡挖馬齒菜，在那里，我見過高年級的學長們逮田鼠的本事。他們了解鼠窩雙洞口的習性，就兵分兩路，一路帶足了水從一個洞口灌，一路守住另外的洞口，活捉后關在籠子交學校的差。捕獵的過程很是危險，搞不好會被田鼠鋒利的牙齒咬穿手指，盡管敢抓的都是老手，但也難免會見血。當時就想，政府給孩子們布置這樣兇險的作業，還不如多養幾只貓頭鷹更方便一些。

學校里女老師居多，都有務農的經歷，講課時總喜歡捎帶一些類似熬糖稀、曬果皮的小知識。為了更好的實踐，我還和鄰居跑到幾里外西郊的糖廠蹲點，偷過送貨卡車上的甜菜疙瘩。生活在城鄉結合部，溜到某個大隊順個把瓜果蔬菜算不得事，偶爾也會被生擒活捉，一般挨頓訓也就沒事了。運氣好的時候總還是占多數的。

整個小學期間，我唯一記憶清晰的小學老師是陳老師，做了我們三四年的班主任。還有一個系紅領巾的課外輔導員印象深刻，不記得姓啥，經常在課后出現在學生中間，組織各項課外活動，包括"六一"兒童節的大型集體游戲。她們親切耐心，很少打罵體罰孩子，對于課間的惡作劇也能包容，深受我們的敬重和愛戴。陳老師因為班里的孩子欺負低年級同學發過幾次火，對幾個惡習不改，時常當眾拽掉別人褲衩看笑話的家伙有過體罰，也不過是請上講臺，訓斥幾句，示眾了一堂課而已。

我一貫老實聽話，表現積極，算是班里的好孩子，正能量的榜樣。只有一次被實力強悍的"惡霸"欺負急了，心生歹意，和前排同樣受過迫害的同學一起，向他蹲坑的糞池扔過磚頭，結果數錯了方位，引發了另一側幾個女生的尖叫和咒罵，如果不是有幾個慣犯恰好事發后也去了廁所，險些被輔導員列為懷疑對象。

當時的學生上下學是沒有家長接送的。為了保證安全，每個班都要求一路列隊高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回家，到家的才能出列，即便是剩下兩三個人，也不能壞了學校的規矩。什么是"接班人"？當時的標準就是又紅又專的貧下中農，因此，當班主任讓大家逐一談理想樹志愿的時候，一個個不是當兵，干工人，就是站柜臺，做大官，要不就是子承父業，頂替父母的班。還好，沒有人愿意到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去種地，否則就這幫接班人，別說共產主義，就連"四個現代化"的湯，恐怕也喝不到了。

我的理想樸素而接地氣，立志長大了要在爸爸的蔬菜門市部做一名光榮的賣菜人。可惜初中的時候，我接班的理想就破滅了。蔬菜門市部不知去向，消失的無影無蹤，不留痕跡。如今給孩子講爺爺的工作單位都得頗費一些口水才能解釋明白。

（三）自給自足的生活

蔬菜門市部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肩負著城市非農人口的菜籃子，家喻戶曉。當時由于各種物資緊張，據說上百種生活必須品都采取定額配給，因此有許許多多的供應票。蔬菜門市部平時控制的是豆腐、雞蛋的配額，白菜、土豆之類的只有在過節的時候才限購。70后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記得非主流的供應票，我也只對兩種廢除比較晚的有些印象。一是布票，二是糧票。

七毛錢一斤的肉票是聽說的，貧下中農吃不起肉，最多買些豬膘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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