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近代潮汕海外移民的原因(“潮汕”起源)

潮汕莆田淵源的移民原因

莆田人向外地移民，有以下幾個原因： 莆田人文發展早而且發達，以二縣之力科舉冠八閩，且又是歷代中原人入閩的主要居留地，歷來人才輩出，是福建第一進士縣。莆田文化特別發達，考中致仕遍布中原，朝廷派官到海南、潮汕任職也多數是莆田人。大量莆田人被朝廷派外出為官。如泉州知府蔡襄、明代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尚書方獻夫等，皆原籍莆田縣，致仕后在當地落籍(方獻夫落籍于廣州)。 明嘉靖兵部尚書翁萬達，“先世居閩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之舉登村。”至萬達已是第七代。廣東省歷史上九位狀元有3個祖籍莆田。潮州林大欽，吳川林召棠（莆田九牧林后裔）等。

莆田成為移民聚集地的歷史最久。在移民潮汕延及惠陽、海南島前，中原人已經在莆田生活了最多的有1300多年，最少的也有200多年的歷史，已經成為地道的莆田人，并和以后的中原人有區別，這也是和珠璣巷、石壁鄉很不同的地方，莆田人，不僅和以后的中原人有巨大區別，就是和旁邊的福州人差別都很大。和珠璣巷、石壁鄉一樣的是，接待了一批批為避戰亂 而到莆田的中原人，明代朱元璋時期政府曾明確把莆田定為移民聚集地,但這次規模小于南宋末年那一次。莆田是閩南中人地矛盾最突出的，莆田移民是非常著名的事件，但原因何在？為什么鐵了心南下泉州漳州潮州？為什么不惜長途跋涉、漂洋過海，到偏遠的的湛江、雷州、海南去？ 莆田對外移民始于唐、多見于宋元明清。移民目的以廣東海南兩省為最，廣東的潮洲、汕頭、湛江等地普遍有“先祖遷自莆田”的說法，考證歷史、族譜、所言非虛，而、很多潮汕人、海南人都視莆田為其原鄉。潮汕、海南等地的族譜系統相當的完整，這些族譜對“先祖遷自莆田”的記載非常的清晰，清楚的記明了從莆田入當地籍始祖的年代名字。莆田人移民廣東海南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古代社會動蕩頻頻，災難多發。莆田是宋朝末期間抗蒙古軍隊和抵抗清軍最頑烈的地區和飽受“倭寇”肆虐的重災區、乃至多次被誅城、清朝的嚴酷的沿海遷界，導致大量莆田先民、為了躲避戰亂、逃難、參與戰爭而踏上移民之路。史書記載：閩地興化（莆田）最小，卻抵抗最烈！莆田話受福州話幾百年擠壓，卻始終無法改變莆田話和莆田話的閩南話底子！莆田人是正統的原來的中原人。

入瓊丘姓始祖丘文材，祥興元年（公元1278年）隨張世杰部攻雷城兵敗渡瓊，落籍澄邁縣。落籍瓊山縣的宋進士、翰林院大學士周秀梅， 宋末落籍江門、化州、吳川一帶的陳八宣、陳汝楫（抗元英雄陳文龍族人），揭東登崗涵濤方氏派系、其始祖為方真、于南宋理宗六年（1233），為避戰亂由福建莆田涵江來揭邑，卜居于揭邑桃都溪圍涵濤（今登崗鎮涵濤村），明未落籍海南的李興衙，以及總人口超過10萬的湛江乾塘陳氏、吳川中山的鄭屋村鄭氏、東海蓼村林姓、西山村沈姓，海康南羅村雷姓，廉江平山村黃姓，吳川杜村杜姓等，龍灣肖村肖姓，徐聞曹家村曹姓，北英村蔡姓，潮汕厚嶼（洪陽一帶）的方氏等等先民皆是在宋末和明朝、因為戰亂、為了避難而從莆田遷居該地的。 莆田自古就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在唐朝、莆田已經成為福建重要的商業中心，在北宋時經營地域已涉及廣東海南等地。 如揭東縣登崗鎮方坑村方氏、其始祖為方桃溪，于南宋年間經商入潮，遂攜家眷由福建莆田落籍揭東。湯姓入瓊始祖湯肇基，元朝末年從莆田渡瓊從商，卜居文昌縣。明代、潮汕成為粵東、閩西南、贛南三地物資集散與進出口的據點之一，良好的經商環境吸引了各地的商人，也包括很多早期的莆田商人。楓溪區英塘村的王氏、其始祖王純叟就是在明初（約1400）從莆田到潮州經商之后而定居該地，繼而開拓了英塘王氏。

除以上幾大因素之外，莆田地狹人口稠密的特點、也迫使部分莆田人選擇移民外地。還有因為婚嫁、從軍等等原因而落籍廣東海南等地的。相比另外其它幾處所謂的“移民中轉地”、莆田存在明顯的不同，潮汕、海南等地的族譜系統相當的完整，這些族譜對“先祖遷自莆田”的記載非常的清晰，清楚的記明了莆田入當地籍始祖的年代名字，他們多是地道的莆田人，祖上多在莆田莆田居住過十幾代、數十代，居住莆田的時間最少的也有百余年，大部分長達幾百年，乃至很大部分入籍始祖的姓氏、本身就是發祥在莆田的中國名門望族，比如潮汕湛江海南等地的林氏多為發祥于莆田的“九牧林”、黃氏多為“莆陽黃”、鄭氏多為“莆田南湖鄭”等等。莆田是潮汕湛江海南等地先民的原鄉來得符合史實。

“潮汕”起源

從2002年，我們就開始大規模地從汕頭、潮州、揭陽等地采集3代以上出生并生活在潮汕地區的健康人群血樣。每一名被調查者都填寫了知情同意書及三代以上在潮汕地區出生和生活的說明。2003年底，我們開始對潮汕人群進行HLA基因研究，從而得到潮汕人群最易發生的幾種惡性腫瘤的基因特征；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將潮汕群體的基因樣本與其他九個漢族群體———大陸閩南人和大陸客家人群體、臺灣閩南人和臺灣客家人群體、香港漢族群體、新加坡漢族群體和中國北方群體、中國中原群體和中國南方群體的基因樣本進行比對，科學地分析了10個漢族群體HLA A和HLA B等位基因頻率的遺傳樹。”

結果表明：在所分析的10個漢族群體中，潮汕漢族與大陸閩南漢族親緣關系最為密切，而與中原漢族差別顯著，距離甚遠，尚不足以證實史料中“潮汕人群起源于中原漢族”的說法。

對于此項研究報告中潮汕群體與其他9個漢族群體的精確遺傳距離的計算，“我們通過把潮汕人的基因研究結論與其他9個漢族群體的HLA資料進行比較、驗證，最后通過等位基因頻率計算出潮汕群體與各漢族群體的遺傳距離，再依靠計算機統計軟件得出最后的數據。研究顯示，潮汕人群與大陸閩南人群的遺傳距離最近，為0.0042，即這兩個人群具有高度的親緣關系；潮汕人群與中原人群的遺傳距離為0.0342，親緣關系相距甚遠。”HLA基因分析尚無法提供“潮汕人起源中原漢族”的遺傳學證據

據文獻記載，現代潮汕人的祖先來自于中原地區的漢族。年代上可追溯到大約公元前214年的秦朝時期，當時秦始皇派軍隊統一南部地區為一個中國。這被認為是中原漢族從中部地區移入潮汕地區的開始。中原漢族第二次大規模的南遷發生在公元265年至316年的西晉時期。伴隨著所謂的永嘉動亂，當時嚴重的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遍及古中原地區，迫使人們四處逃散，并向廣闊安寧的南部轉移。在這段時間內，中原漢族移民以各種方式漸進地影響著南部的土著居民。一直到宋末元初，潮汕地區的土著居民幾乎被中原漢族同化。需要指出的是，從歷史角度看，中原漢族并不是直接移入潮汕地區的。相反，他們首先定居在福建，然后逐漸移居到潮汕地區。因為當時潮汕地區的開拓滯后于福建地區且居民比較稀少。到了明朝，所有與外國的海運貿易和社交都被嚴格禁止，這迫使福建居民大量涌進人煙稀疏的潮汕地區，也就是這次最重要的福建居民大遷移，形成了現在的潮汕人和閩南人享有共同的方言、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甚至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從DNA基因分析的結果看，潮汕人和大陸閩南人最短的遺傳基因距離反映了這兩個群體的遺傳相似性。

“潮汕人群起源于中原漢族已經得到了來自歷史學家、語言學研究、生物學、社會人類學、考古學發現以及成文的家譜的支持，其翔實的歷史史料為我們的遺傳學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線索。”

中原移民南遷進入潮汕主要在什么時期？對潮汕地區發展有何進步作用？

一 紀元前本區地理景觀的變遷

下面，我們所描述的是，中原漢文化直接進入本區以前，也就是本區始建置而統屬于中央政府之前的景觀變化。我們幾乎不可能獲得有關這一階段本區歷史的可靠文獻，某些地方志書上的點滴記載，大多不過是揣測之辭。我們只能借助數十年來本區的考古發現進行描述。其間免不了要有邏輯上的推斷，不過，我們嚴守著先賢“于其所不知，闕如也”的教誨，力求摒除遠離事實的臆想、這一階段歷時相當漫長，我們將它分成兩個時期來描述。

新石器時期(距今8000—3500年以前)近幾十年來眾多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一時期，本區已經有了十分活躍的人類活動。

距今8000～6000年以前，今天的韓江三角洲平原還是古海灣，在古海灣沿岸和島嶼上，本區的原始居民選擇一些臨海的低丘臺地——例如潮安陳橋溝北、塔下石尾山，澄海內底和南澳象山——做營地，這些低丘臺地一般高出水面l0米左右，背面有林木茂密的高丘陵作為屏障，距離營地不遠的地方有小河流或者湖沼可以汲水。原始居民在營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嫩葉和果實，用石鏟石錛挖掘芋、薯的塊莖，用石戈骨矢獵狩鳥獸。他們把被馴養的豬和牛放育在山麓草坡上。他們借助原始的獨木舟在海灣中捕魚，拾貝。海邊礁石上盛產的牡蠣，更是他們重要的食物。為了把這種鮮美的食品從堅硬的蠔山中挖出，他們制造出名為“蠔蠣啄”的工具。日月更迭，年復一年，營地附近的貝殼竟然堆積如山。

離海稍遠的丘陵地帶，在韓江、榕江、練江、龍江的上游和小支流附近的小山崗上，分布著另外一些居住營地。這些營地一般建立在距離河面10～30米的山頂的平臺或凹地上，周圍有更高的山峰圍繞著，向陽而避風。在一些河谷或小盆地，營地比較集中地分布，形成頗具規模的聚居區。例如，在練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圓2．5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本區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個營地。他們在這些營地生活了相當漫長的歲月，從狩獵、采集過渡到半農耕社會。營地中有用竹子和茅草搭起來的遮風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窯穴，居民們利用營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燒制陶器。金溪河就從營地前面流過。河谷的開闊處，河水潴積在低洼地段，成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臺地已經開墾，種植起山芋、薯類和旱稻；在能夠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處，也點種下適合水耕的原始稻種。到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上述地帶，已經呈現著一派農耕文化景觀。

這一時期，本區和浙閩、珠江口之間，沿海交通開始發展起來；交通的發展帶來了本區和東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石器和陶器風格方面的某些類同，就是這種交流的結果。

青銅時代(距今3500—2100年前后)這—時期，大約從商代中期延續到西漢前期，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個階段(距今3500—2800年前后)，在粵東和閩西南地區，共存著一種被考古學界稱為“浮濱文化”的考古學文化，我們傾向于把這種文化所覆蓋的區域視為一個小方國(饒宗頤《從浮濱遺物論其周遭史地與南海國的問題》)。在這一個階段，本區除了繼續保持著同東南沿海地區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韓江上游汀江、贛江通道的打通，通過江西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開始有所接觸。饒平頂大埔出土的青銅戈，就是這種接觸的物證。本區開始進入青銅文化時代。雖然在本區以外的一恥浮濱文化遺址中(例如福建南安大盈寨山墓葬)，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包括一些青銅工具；但是，這一階段，本區的青銅文化并不發達，已發現的遺址中，只有少量的青銅兵器，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產中大量使用。

潮汕地區地理景觀的歷史變遷 這一階段，本區的原住民生產和生活方式基本上與新石器時代晚期相同。但濱海地帶和諸江河中上游和支流河谷盆地的開發面積比新石器時代晚期擴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現，說明糧食生產已經有較大的規模，農耕文化景觀越發突出；遷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開發地區造成一些廢棄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個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豐草長林。植被沒有破壞。

后一個階段(距今2800～2100年)，本區經梅江與東江、北江上游地區的交通聯系也建立了，公元前355年楚滅越后，有部分越國人沿海路向南遷播，給閩粵地區帶來了更為先進的之化。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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