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香港海外信托銀行事件(香港恒生銀行的歷史)

香港恒生銀行的歷史

1933年恒生銀號創辦時期，4位創辦人中，何善衡出資最少，只有港幣1,000元，但他卻與恒生的發展關系最為密切。

恒生銀號最初設于銀號錢莊林立的上環永樂街70號一幢舊建筑物內，面積只有800平方呎。當時，銀號董事長由林炳炎出任，經理和副經理則分別為何善衡及梁植偉，全銀號職員僅11人，規模較小。初期主要經營買賣黃金，匯兌及找換的業務。開業首年，獲利10,389港元。恒生銀號以香港為基地，其后業務擴張至廣州、上海等大城市。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大陸富戶紛紛南下，急于把銀元兌成港幣。由于恒生已在中國大陸遍設業務網絡，生意滔滔不絕。中國國民政府急需外匯以資軍費，恒生更獨家代理政府的兌換業務，從中抽傭，獲利甚豐。

1941年，香港淪陷，恒生被迫停業。林炳炎、何善衡等人帶同資金及18位員工往澳門暫避。由于當時澳門已有由區榮諤創辦了同名的恒生銀號，他們遂改名“永華銀號”繼續經營。

1945年，香港光復后，他們返港，并把恒生銀號搬往新址中環皇后大道中181號自置物業重新開業，新店規模較以前大。1946年，利國偉應邀加入，主理海外黃金買賣。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于中國大陸實行一連串嚴格的外匯管制。至韓戰時期，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這既打擊了海外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信心，也對原先擁有大陸網絡的銀行業務不利。此外，戰后香港經濟起飛，制造業及地產業崛起，借貸需求增加。在這兩種因素下，香港的銀行開始轉型。

由于失去了中國大陸的聯系，恒生也開始了業務轉型。1952年12月5日，恒生注冊為香港的私人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港元，實收資本500萬港元，并成立新的董事局。當時，林炳炎已去世，由何善衡出任董事長，梁植偉任副董事長，何添任總經理。1953年，恒生遷入位于中環皇后大道中163至165號一幢5層高的自置物業，全面開展商業銀行的業務。

當時，恒生主要客戶是巿民大眾及中小型企業。何善衡為職員訂下了一系列服務守則，規定員工必須以誠待客，深得社會大眾歡迎。至于中小企客戶，主要為廣東籍的制衣、玩具、電子、塑膠、五金的廠商。他們希望得到信貸，但卻沒有公司資產負債表及支持他們取得信貸的足夠條件。由于恒生早已了解他們的背景，故不介意批出信貸。這些小公司，后來也發展成大公司、大集團，并成為恒生的長期客戶。

1959年10月，恒生將注冊資本增至3,000萬港元，實收資本1,500萬港元。1960年2月7日，恒生改組成香港的公共有限公司，正式改名為“恒生銀行”。同年，在九龍油麻地及旺角成立兩間分行，積極開拓港九的分行網絡。1962年圣誕節，新總行大廈恒生大廈落成啟用，樓高22層，是當時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而恒生總行則于1991年遷至中區消防局舊址。

從1954年至1964年，恒生的資本帳戶從630萬港元增至5,250萬港元，存款從2,100萬港元增至7.2億港元；總資產從3,200萬港元增至7.61億港元。在1965年香港股災發生前，恒生在存款和資產方面是香港最大的華資銀行，并在銀行零售業務方面逐漸成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主要競爭對手。

1965年銀行危機：恒生控股權易手

1965年1月，香港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型的銀行危機。

事緣在1月23日，明德銀號發出的約值700萬港元的美元支票遭拒付。消息傳出后，許多存戶紛紛擁至提取現金，由于銀號一時間無法支付數額龐大的提款，最后1月27日，香港政府正式接管明德銀號。其后，擠提蔓延至其他華資銀行，如廣東信托銀行、恒生銀行、廣安銀行、道亨銀行、永隆銀行等等。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聲明對香港的華資銀行作出無限量支持，加上港府采取多項措施，至2月10日，風波暫告平息。但事件并未就此完結。直到3月，仍有部分報紙刊登了一些沒有根據、中傷本地銀行的流言，恒生是其中之一。期間，大客戶悄悄地取消帳戶；至4月初，擠提再次爆發，恒生銀行更是首當其沖。

最先出事的是香港仔分行。當時大批客戶涌至提取存款，身為總經理的何添勸告不要急于提款。個別二、三十萬港元的大客戶如警司韓森，要求何添簽名擔保才停止提款。在總行，提款的人潮更伸延至皇后像廣場的香港會所。匯豐再次表明支持恒生銀行，并委派職員駐守恒生總行大堂，以證明有足夠的現金供應，一疊疊的鈔票遍布大堂的各個角落。但是，情況并未有改善的跡象。恒生銀行一日之內失去了8,000萬港元存款，占銀行存款總額的六分之一，至4月上旬共失去了2億港元。

面對這個困境，何善衡召開了董事局會議商討對策。其時，得出了三個解決方案：

接受美國大通銀行的援助； 停業并由政府接管； 向匯豐尋求協助。經過多日商討，董事局決議把銀行控股權售予匯豐，并交由通曉英語的利國偉全權處理。在得到香港財政司郭伯偉的批準后，立即與匯豐進行談判。在談判中，雙方在恒生的總價值及出售股權數量分歧較大。匯豐認為恒生總值6,700萬港元及要求收購恒生76%股權；但恒生方面認為其總值1億港元，并只愿意出售51%股權。由于匯豐顧慮到若恒生倒閉自己也難以獨善其身，遂答允以5,100萬元收購恒生51%股權（其后增持至 62.14%）。消息傳出后，風潮也告平息。

據悉，何善衡因恒生控股權從此斷送而哭了兩個晚上。不過，在出售當日，他親自召開大會向員工解釋，穩定人心。匯豐卻無疑成了大贏家。匯豐不單以低廉的價錢買入最寶貴的資產，也除去了香港銀行業最具威脅的對手，奠定了其在香港銀行零售業的壟斷優勢。在收購后，匯豐只派出4位代表加入董事局，并繼續保持原來的華人管理層，何善衡等人也得以留任，這是匯豐的遠識卓見。當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總經理桑達士認為，恒生銀行的成功在于其華人的管理層，所以匯豐不必插手。 在匯豐作為后盾下，恒生業務更大為擴展。

1、主力中小企業務

管理層仍堅持著專向中小企業埋首為主要方針。當時1960至7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中小企普遍缺乏資金擴展，恒生卻給予財政上的支持，提供信用證及出入口融資服務。如華資大戶鄭裕彤發跡前，由他主理的周大福珠寶，得力于恒生的資助，往后由珠寶業進軍地產業。而長實也與恒生素有淵源，當年李嘉誠經營塑膠花廠時，曾設法與何善衡會面。會面后，何善衡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認為他做事干練，是有潛質的客戶。

小公司演變成大企業后，更成為恒生的長期客戶。例如長實不少的樓盤，就由恒生提供按揭；由鄭裕彤主政的新世界，恒生至今仍是其主要往來的銀行。

2、住宅樓宇按揭服務

自1960年代開始，香港地產業也逐漸變得興旺。為了力爭中小型樓宇按揭市場，在1967年，恒生首創為中產階級（又稱“夾心階層”）提供長達7年期的住宅樓宇按揭服務，一改當時最多為期3年的做法，令中產階級得以置業。

3、招股上市

1972年，恒生銀行在香港上市。它將股份面值降低，由1股變為10股，并發行新股，使實收資本從4,500萬港元增至1億港元。同年5月，恒生將其已發行股份的十分之一，每股面值10元共100萬股，以每股價格100元公開發售，結果獲得29倍的超額認購，凍結資金28億港元，相等于香港政府1971年財政收入的一半。6月13日，恒生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這是戰后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銀行。當天，恒生以175元高開，全日最高升至186元，最后以165元收市，即恒生市值已高達16.5億。

此外，恒生的名字更因其在1969年編制的“恒生指數”而深入人心。

4、擴展分行網絡

另外，恒生銀行也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擴展分行，建立更廣泛的網絡。至1972年上市為止，恒生在香港已擁有20間分行，超過2,000名員工，成為僅次于匯豐的商業銀行。及至1981年，分行數目更增至45間。同年，更取得在地鐡沿線開設分行的專營權。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恒生在中國大陸陸續建立分行。

5、收購永安銀行

1980年中期，銀行危機爆發。1984年，永安銀行傳出丑聞，總經理郭志匡挪用1,000萬美元作為己用。1985年，永安由于無法收回該行董事及行政領導人的貸款，銀行資本出現負值。1986年5月，恒生銀行與永安銀行達成協議，由恒生向永安注資1.76億港元，取得該行50.29%股權，至此，恒生銀行成為永安銀行的最大股東。在恒生經營下，永安轉虧為盈。1993年1月，恒生將永安銀行賣給大新金融集團，獲利4.78億港元。

6、開拓中國大陸市場

恒生銀行 (中國)為恒生銀行全資子公司，于2007年5月28日成立，中國大陸共設有三十二個網點，包括10間分行（位于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東莞、深圳、福州、南京、寧波及天津）、22間支行（9間在上海、4間在廣州、4間在深圳、2間在北京、1間在南京、天津及1間在東莞）。

香港廉政公署的歷史

廉政公署（簡稱廉署；英語：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是香港一個專門打擊貪污的獨立執法機構，香港回歸中國前稱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4日，當時由于香港的政府部門貪污問題嚴重，警隊情況猶為嚴重，因此才有廉政公署的出現。

簡介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廉署位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由三個部門組成: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系處，這三個部門的工作分別是調查，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對抗貪污。具體來講，執行處是廉署的調查部門，負責接受，審閱和調查有關貪污的指控。其資料主要源自市民向廉政公署所作的舉報。當執行處接到舉報后就會把資料分類并立即立案調查;第二大部門是防止貪污處，它的工作性質類似大陸檢察院的反貪污賄賂局，職務犯罪預防處和研究室的工作。社區關系處同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門，它的策略是深入社區，推動各界人士采取預防貪污的措施 提倡如誠實和公平的正確價值觀。它所利用的宣傳教育手段是和市民面對面的接觸，并且運用大眾傳媒和印刷傳媒的手段廣泛推廣肅貪倡廉的信息，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 上世紀60-70年代的香港，貪污現象可謂是光天化日比比皆是，連消防隊在救火時都要視接受的財物多少而定。今天的香港已經是個高度發達的法制社會，幾乎是不存在企圖以權謀私者的得逞的灰色地帶。這一切都與廉署的反貪力度密不可分，同時還可以說明，廉署現有的運作機制是十分有效的，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的。

背景

香港警隊早年曾經有一個反貪污小組，鑒于警隊貪污嚴重，如果對某人作出調查，有機會會連調查員自己也被揪出來，因此它的效力實際上只有很少。而事實上，不少警員亦因為各種原因而被逼對貪污妥協，加入行賄和受賄的行列。

葛柏案為廉政公署成立的導火線。1973年，總警司葛柏被發現擁有的財富多達四百三十多萬港元，懷疑是從貪污得來。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內解釋其財富來源，否則就會拘捕他。然而在這段期間，葛柏竟輕易逃離香港到英國，使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連大學生也參與、發起“反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政府緝捕葛柏歸案。為平息民憤，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葛柏逃脫原因及檢討當時的反貪污工作。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在調查葛柏潛逃事件后表示，政府需要一個獨立的反貪污部門，才能有能力打擊貪污。1973年10月的立法局會議上，政府采納了委員會的建議，于197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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