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6世紀以來中國海外移民的特點(為什么15-16世紀,7000多萬歐洲人選擇遷移到以美洲和大洋洲為主的國家地區)

作，但只有51%的人達到了美國人的平均工資水平，屬于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獲得10610美元；美國人的平均工資一年是9590 美元〔24〕。

許多專業技術人才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時年僅39歲〔25〕；美國著名的經濟財務Forbes雜志調查公布1982年美國豪富名單15位，旅美華僑王安博士躍居第5，美聯社并推崇他的事業起程， 是從一家中國人辦的電子工廠中擔任工程師開始的杰出人物〔26〕；鄭國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臟手術的的中國人〔27〕；王贛駿博士是第一位華裔太空人〔28〕；貝聿銘是著名的建筑師，1983年曾獲得普利克獎（建筑界的諾貝爾獎），他的知名設計包括華府的國家藝廊東廂、休士頓的德州商業大樓、香港的中國銀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飯店〔29〕；在化學方面，李遠哲于1986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30〕。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來。

談論1965年以后進入美國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留學生進入美國社會的情況。在美國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里，中國留學生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受聘于美國各大金融貿易公司的中國留學人員，大都是美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從事各種諸如律師、會計、經紀人、房地產商等專業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間，僅美國摩根銀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國留學生就達20多人。而理工科專業中國留學生，不但成為美國科技領域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廣泛地進入了美國實業界。三大汽車公司、波音飛機的制造公司、杜邦化學公司等，到處是幾年前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更有人說，如今美國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話， 都不得不先學中文，因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國人，不是來自大陸，就是來自臺灣〔31〕。中國留學生之所以能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一是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二是靠進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征

在政界，華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鋒芒。許多新移民愿意運用美國人的政治方法。他們有時通過新協會聚集在一起，討論華人參政問題，以提升華人的地位。這種政治活動是唐人街社區的一種新的特色，它意味著對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為的一種改變。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個主要不同是，他們組織并利用了各種協會。簡單、傳統的權力結構不適合解決新移民的問題。1965年前建立的協會主要是為了滿足單身老移民經濟、社會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員主要以傳統血緣關系和朋友紐帶、區域來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為基礎，傳統協會的主要領導人總的說來是為社區講話，不熟悉美國社會，許多領導人甚至不講英語。許多老移民對美國政府的任何幫助不感興趣。他們愿意與講同樣方言的人交際，通過各種協會尋求經濟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對他們家鄉和姓氏協會管理的葬禮感興趣。

新移民認識到傳統協會的不足，便組織了新協會，運用了社會服務組織。唐人街社區由今天的三個協會協調：傳統的、新的和現代社會服務組織。許多新移民從中文書籍和報刊上了解到美國政府和紐約唐人街社區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傾向定居于城市，富有進取心；他們在尋求有關他們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從唐人街各種有效的社會服務組織中的親戚和朋友那里獲得了很多信息。現代社會服務處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并與美國社會有聯系，能給新移民以幫助。

許多新協會和社會服務組織在引導新移民熟悉美國習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幫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辦醫療保險，在移民和美國社會中起了媒介作用。這些協會的領導人往往是新移民，他們熟悉美國社會工作，是有才能的社會工人。一些人作為職業社會工人、社區發展者和自愿者在唐人街社區工作，無論怎樣，屬于新協會或利用社會服務組織的新移民分明對參予較大社會的財富分配發生興趣。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避開沖突，許多新移民愿意利用美國人的方法如罷工、請愿和示威，來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在這個國家通過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報紙學到了這些方法。盡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區作為一個如同老移民所傳播傳統文化的陣地，但他們熱衷把華人種族作為一個形成利益集團的群體。由于老移民生活在強烈的反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時代，他們感到與主流社會的任何親密聯系將導致麻煩，于是便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生活的主流。許多新移民不想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社會，相反，他們視他們的社區為融合城市和美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許多美籍華人除了參加本種族的分會、俱樂部和協會以外，還將社交的圈子擴大到本種族以外。一些華人積極參與美國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連任美國加州州務卿。陳香梅、趙小蘭、甘敏才、吳仙標、董錦波、謝國翔，胡紹基、趙光華以及法官伍元天、譚碧文、劉萬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華人參政的代表人物。據白宮有關人士估計，目前在美國聯邦政府中擔任高職位的華裔已將近100人。

華人要求機會平等，增強種族意識，對舊金山華人團體如華人文化基金會（1965年建立）、中西文報（1967年創刊）的創辦產生了影響。許多其他社區也成立了華人俱樂部。已經美國化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政治行動，導致了以舊金山為基地的“華人正義行動組織”（1970年建立）和以華盛頓為司令部的“美籍華人組織”（1973年建立）的形成；這些組織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徑捍衛美籍華人的民權，并通過傳播媒介與對華人形象一成不變的觀念作斗爭。許多美籍華人通過參加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爭運動參與政事〔33〕。這表明美國華人參與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適應

早期美國華人習慣于一種復雜結構的社會秩序和家庭制度。當只有少數家庭存在于美國時，當與白人作斗爭的任何行為受到控制時，這種價值觀念不能完全在美國土壤上重建。他們設法通過保持沉默、以盡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態度在受壓迫下幸存下來。但是他們的后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們傾向接受和模仿美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問題并引起沖突。文化適應時常被描繪成一種單向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實際上，華人年輕的一代感到他們的忠誠是雙重的。正如錢寧指出：在海外長期生活的華人，“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改變過去使用的語言，改變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變自己的國籍，但就像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一樣，他們難以改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國，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的相隔多么遙遠，總是一片能牽動思緒、掀起內心波瀾的土地”〔34〕。他們仍以自己的血統和傳統文化而自豪，如果他們反對父母親和長輩的愿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們也認識到，為了獲得成功，必須適應美國人的習慣和價值。他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已婚的華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離開了他們的父母。

當華人孩子進入白人學校，當成年人希望與白人進行交往時，他們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講英語。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很快拒絕在家里講中文，而第一代許多人幾乎不說英語。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雖然一般孩子要請教父母。盡管父母強烈不同意，仍有很多華人子女是混合婚姻，與白人或日本人結婚。1974年華人子女與白人結婚的比例為25%；與日本人結婚的比例大約是47%〔35〕。

至于華裔婦女，年輕的寡婦被允許第二次結婚。使她們吃驚的是，離婚和重婚被認為是毫不奇怪的。雖然華裔婦女幾乎不贊成吸煙、飲酒和暴烈的公眾行為，但她們羨慕自由，像美國人一樣享有財產權。她們尤其喜歡美國人愛和婚姻的觀念。文化適應美國的華裔婦女，如果沒有父母親的安排，堅持擁有愛和自己選擇婚姻的權利〔36〕。

中國人過去不喜歡美國人的許多特點，但現在不同了，進取、個人主義、易動、努力自治、自我滿足、對孩子的放縱等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已為華人所接受，他們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如果自己受了委屈，便可訴諸法律保護。華人子女簡單地視自己為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較少遭受任何嚴重的種族歧視。但是，除了過春節、吃中國飯以外，中國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被保留下來。許多華人的孩子在學校往往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這些華人孩子在美國除了接受正常教育之外，還到私人開辦的中文學校學習。這些中文學校似乎部分地受到保護。

有人說美籍華人幾乎完全接受了美國文化，但是沒有完全合而為一。他們的膚色和長相與美國人有明顯區別，他們仍然遭到各種微妙的歧視〔37〕。例如，1982年6月12日晚，在美國出生的27 歲的華裔制圖員文森特·陳帶三個朋友在酒吧慶祝他即將舉行的婚禮。43歲的汽車工業失業工頭羅納德·埃本斯誤認為陳是日本人。他在詢問了陳并大鬧了酒吧以后便離開了。那天晚上以后，埃本斯和他的23歲的繼子邁克爾·尼采又在一個快餐店漫罵陳。他們等陳離開，在尼采抱住陳時，埃本斯用棒球棒猛擊他的頭部，陳在四天以后就死去了〔38〕。1989年夏，在達拉斯市讀書的一個姓梅的中國女留學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時，在路上被人殺害。1994年2月28日晚， 一個在紐約州一所大學學習的來自廣西的姓王的留學生，在一家中餐館打工時，被兩個進店搶劫的黑人青年開槍打死〔39〕。

的確，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取得了成功，或者說他們在美國生活的各自領域出了名。但是，即便最成功的華人仍然受到歧視，一些美國人與中國人談話時流露出瞧不起中國人，開口便說“你的英語講得怎么樣？”黛安娜·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題為“看不見的美國中國人”一文，總結道：“因為我們的黃皮膚和杏眼睛，我們仍然沒有融合到主流社會中去。從排華法案以來，許多方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擺脫種族歧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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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15-16世紀,7000多萬歐洲人選擇遷移到以美洲和大洋洲為主的國家地區

最早的歐洲人

最早到達北美的歐洲人——至少是有證可尋的第一批歐洲人——來自挪威。紅魔埃里克（Erik the Red）在公元985年前后在格陵蘭（Greenland）建立了一個定居點，并從那里向西航行。據認為，1001年，他的兒子雷夫（Leif）已經探索了現今加拿大的東北海岸，并且至少曾在那里度過一個冬季。

盡管挪威傳奇提到，北歐海盜對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探索曾遠至巴哈馬群島（the Bahamas），但這些說法尚未得到證實。不過，1963年，在紐芬蘭北部（Newfoundland）的安斯梅多（L'Anse-aux-Meadows）發現了可追溯到那個時期的一些挪威人的房屋遺跡，于是為傳奇中的至少某些說法提供了依據。

1497年，在尋找通向亞洲的西航線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登陸加勒比地區僅僅五年后，一個名叫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的威尼斯水手為執行英國國王的使命抵達紐芬蘭。雖然卡伯特的航行很快被遺忘，但他的歷程為后來英國對北美的主權伸張提供了依據。這次航行也開辟了通往喬治海岸（George's Banks）附近富饒漁場的通道，不久之后，歐洲漁民，特別是葡萄牙人，便經常光顧那里。

哥倫布從未見到未來的美國本土，然而，對這塊大陸的早期探險起源于他幫助開發建立的西班牙屬地。1513年，由胡安·龐塞·德萊昂（Juan Ponce de León）帶領的一個船隊在佛羅里達（Florida）海岸現今的圣奧古斯丁市（St. Augustine）附近登陸，拉開了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陸探險的序幕。

西班牙人在1522年征服墨西哥后，在西半球進一步站穩了腳跟。其后的一系列發現擴大了歐洲人對當時這塊被稱為亞美利加（America）的大陸的了解——這個名稱來自意大利人阿梅里戈·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他撰寫的前往“新世界”的旅游記當時廣泛流傳。時至1529年，世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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