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984年中國外貿總額占世界的(當代國際貿易的格局)

伴隨世界經濟較快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當前國際貿易增長明顯加速，已經進入新一輪增長期。2004年，全球貨物貿易名義增長21%，達到25年來的最高水平。在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和國際市場對能源、原材料商品需求旺盛的帶動及美元貶值因素的影響下，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量2004年近11萬億美元，增速達到20%，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全球貿易的高速增長是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國際分工深化的共同結果，同時它又促進了世界生產。9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的增長率連續超過世界生產的增長率，導致世界各國的外貿依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貿易格局保持不變，中國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新生崛起力量

美、日、歐三大經濟體既是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在國際貿易中也居于主導地位。2004年，德國、美國和日本在世界貨物出口中的份額已分別達到10%、9%和6.2%。目前，發達國家已經占據世界貨物出口70%以上的份額和服務貿易90%以上的份額，更為重要的是，發達國家通過開展區域貿易合作和控制多邊貿易體制來主宰國際貿易秩序，并在國際交換中獲得了大部分貿易利益。

中國是近年國際貿易增長中最顯眼的“亮點”，表現為中國不僅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和排名不斷攀升，而且對全球貿易增量的貢獻也更為顯著。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排名以年升一位的速度上升。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額達到11548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分別占全球貨物貿易總量的6.4%和增量的20%。

（三）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挑戰，全球范圍的區域經濟合作勢頭高漲

WTO新一輪談判自啟動以來進展緩慢，2003年坎昆會議失敗后，談判一度陷入停滯狀態。2004年8月1日，世貿組織147個成員就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框架達成了協議，但協議的內容較為原則和籠統，各成員在農業、非農市場準入等問題上仍存在很大分歧。2005年是多哈回合談判的關鍵一年，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將在12月香港部長會議上就主要議題的實質內容進行談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區域貿易協定紛繁多樣、成員交叉重疊，一些貿易協定已超出傳統的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的范圍，對多邊貿易體系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與此同時，以區域貿易安排（RTA）為主要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加速發展，并呈現出不少新的趨勢。一是區域貿易安排迅猛發展。截至2005年1月，實際有效的區域貿易安排共有162個，其中80%以上是近10年內建立的。二是主要貿易大國都在追求區域貿易安排的主導權。美國在推動建立美洲自貿區的同時，還在與韓國、南非等10多個國家商談自貿區；歐盟在2004年5月實現東擴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區域貿易集團，并擬與所有拉美國家和東盟商簽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已經與新加坡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與韓國、泰國商談自貿事宜。三是區域貿易安排成員間的貿易比重進一步上升。2004年，區域內貿易總量占國際貿易總量的比重已超過50%。四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正在向區域經濟集團之間的競爭轉變。區域貿易安排已經成為各國爭取市場資源、擴大發展空間、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略手段，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國際貿易結構走向高級化，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發展方興未艾

國際貿易結構的高級化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互為依托，從其變化趨勢看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伴隨著各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迅猛。近20多年來，國際服務貿易規模已經從1980年的3600億美元擴大到目前的2.1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19%。在行業結構上，服務貿易日益向金融、保險、電信、信息、買粉絲等新興服務業傾斜，傳統的運輸業、旅游業所占份額持續下降；在地區分布上，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所占份額繼續擴大，東亞地區的增長尤其顯著。二是高技術產品在制成品貿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出口增長最快。與此同時，由于跨國公司紛紛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已經從1985年的16.6%上升到2000年的35.4%。

（五）貿易投資一體化趨勢明顯，跨國公司對全球貿易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強

（六）貿易自由化和保護主義的斗爭愈演愈烈，各種貿易壁壘花樣迭出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各國經濟交往愈加頻繁，貿易自由化已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但是隨著國際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摩擦產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當前，各國經濟景氣的不均衡性、產業和貿易結構的競爭性、區域貿易集團的排它性、貿易分配利益的兩極化以及經貿問題的政治化都是造成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當前世界已進入貿易爭端的高發期，并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基于戰略利益考慮而引發的貿易摩擦增多。2004年美國和歐盟就航空業補貼問題相互指控，并最終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二是貿易保護的手段不斷翻新。各種技術壁壘成為貿易保護的新式武器，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爭端。三是摩擦從單純的貿易問題轉向更為綜合的領域。社會保障問題、匯率制度問題等已成為摩擦的新領域，資源摩擦與貿易摩擦交互作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四是中國已成為國際貿易保護的最大受害國。從1995年開始，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2005年世界紡織品貿易開始實現一體化，中國面臨的紡織品貿易摩擦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焦點。

從全球史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你認為應該如何正確處理東西方的貿易關系？

自加入WTO和國際貿易接軌以后，在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外貿出口快速增長。正所謂，大國發展，主因在內部，小國發展，主因在外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指引下以跨國公司主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外部因素球。中國作為一個世界性大國，內部因素是主要的，80年代，鄧小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正確判斷。積極主動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提前布局，政策扶持。另外，得益于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的外貿行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城市化把沉睡在一畝三分地上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農民工群體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為祖國的發展做出了具大的歷史貢獻。另一方面，1999年大學擴招培養了一大批腦力勞動者，英語4級基本是大學的標配，找一份外貿業務員的工作，對外溝通基本夠用。

“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

公開數據顯示，早在2018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已經達到了4.6萬億美元，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帶動直接和間接就業人口1.8億人以上。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27日，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數量為641萬余家，其中廣東省的外貿企業最多，達182.3萬家，占比28.4%；江蘇省、浙江省的外貿企業數量分別排名第二、第三位。

假設平均每一家外貿企業配有5名業務人員，從事外貿業務的銷售人員將達到3000萬之多。另一個數據，阿里巴巴國際站目前有20萬賣家，如果每一家公司有5名業務員，從事阿里巴巴的外貿業務員就有100多萬人，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國內外貿從業人員的數量都是非常龐大的,遠遠多余IT從業人員。

本人寫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從大歷史觀和政治的角度首先剖析經濟發展和行業發展，然后在大的經濟環境下個人的奮斗如何趕上歷史的進程，最后才是技能方面的分享。和其他書籍不同的是，本人的業務技能分享更側重邏輯層面，期望告訴你們為什么這樣做？“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可以達到以不變應萬變的效果。

說個小故事：

有一個北京人，1984年為了圓出國夢，賣了鼓樓大街一個四合院的房子，湊了30萬，背到意大利淘金。風餐雨宿，大雪送外賣，夜半學外語，在貧民區被搶7次被打3次，辛苦節儉，如今已兩鬢蒼蒼，30年了，終于攢下100萬歐元(人民幣768萬)打算回國養老享受榮華。一回北京，發現當年賣掉的四合院現中介掛牌8000萬，剎那間崩潰了…

各次世界經濟危機時間事件具體原因影響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 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2－1963年,經濟復蘇。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機壓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放松了政府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控制,允許農民搞"三自一包(這種以放為特征的經濟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聯產承包責任制了)",因此,農業生產全面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財政形勢有所好轉。

此時,由于中央領導人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線斗爭越來越明顯;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無法解決基層階級斗爭問題,因此"文化大革命"正處在蘊育階段。

1963－1966年,高漲期。國家在經濟形勢初步好轉后,增加了對工業的投資,使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緊接著財政赤字再次出現……隨后,1968－1972年數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無法解決的高失業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盡管非經濟因素作用在這個階段上明顯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僅僅只是把危機期的陣痛延長而已。

1.04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后,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一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一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于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自1976 "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結束,后集權主義體制(Post 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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