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9世紀上半期中國對外貿易的變化(結合清朝閉關鎖國談談19世紀上半期中英貿易情況)

羅威廉又說：“正是由于茶葉貿易的巨大份額，才使得當地茶葉市場成為西方影響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葉改變了漢口與其區域腹地之間的關系的性質，并改變了漢口社會精英的結構。”（42）上述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茶葉的確全面拉動了漢口經濟增長。有學者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了茶葉對于漢口經濟地位確立的重要性：茶葉催生了漢口的磚茶產業，使漢口成為中國近代磚茶產業的濫觴地；茶葉貿易是導致漢口近代海關制度產生的直接原因；茶葉使漢口金融業發生了質的變化，直接促成了近代銀行系統的產生；茶葉在使漢口成為國內乃至國際著名商埠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3）茶葉貿易對漢口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明顯。至清末，茶葉已經成為漢口市場最大宗的商品，茶葉貿易額超過上海，占到全國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44）

福州的興起具有傳奇性，而且與茶葉貿易密不可分。在《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中，福州發展最晚。福州的真正發展開始于1850年代，即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由于上海被小刀會占領，于是茶葉貿易中心迅速轉移到福州。可以這樣說，福州自從有了繁榮的茶葉貿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國其他各地的騷略冬茶葉運往廣州和上海的內地運輸常有中斷，福州遂成為收購茶葉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為一個對外貿易地點，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當然，從貿易額上來說，有時鴉片要超過茶葉，但顯然茶葉貿易對福州更為重要。紅茶是福州最為重要的出口貨物，1856年福州辟為茶葉外運的正規口岸，茶葉貿易發展更快，“此事為茶葉貿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葉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國的40％以上；1859年超過上海出口量的8％，達到46萬磅。（47）福州的茶葉出口對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由于茶葉這種商品的特性，茶葉貿易繁榮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茶葉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個19世紀，中國茶葉出口數目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卻并未隨出口數目的上升而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茶葉貿易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并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由于從茶葉貿易的客觀情形看，直到19世紀中后期以前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葉生產國和出口國；也恰恰正是在19世紀，世界茶葉消費迅猛增長，對中國的依靠度加大。然而，中國茶葉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未帶動中國融進全球化的步伐，茶葉產量雖有增加，但產值并未相應增加，生產和加工技術也未有明顯改進。清政府看重的僅僅是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的稅收，不僅沒有具體措施激勵茶葉生產和貿易，還設置種種關卡限制中國茶商的茶葉貿易。這直接導致中國茶葉生產和加工水平低、本錢高、茶葉質量下降，促使英國在印度和錫蘭等地開辟新茶園。到19世紀后期，國外大茶園迅速崛起，中國茶葉的國際市場遂逐步萎縮，中國茶葉貿易由盛轉衰，隨之而來的是貿易赤字增加，經濟形勢惡化，危機加劇。因此，茶葉貿易除了暫時給政府帶來短期的稅收效益以外，

19世紀末上海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了什么階段？

19世紀60～90年代，是上海租界體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點逐漸凸顯、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時期。其間，清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3次進攻上海，戰事主要發生在外圍地區，對上海地區產生不小影響，對上海縣城和租界影響不大。

租界體系方面，清同治二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并為英美公共租界，吳淞江兩岸的租界連為一體，上海4家2方的市政格局變成3家2方。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稱國際公共租界。同治八年會審公廨的建立，確立租界當局對華人的司，法管理權，使得租界更像“國中之國”。租界面積逐步擴展，到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積分別達33503畝和2135畝。

會審公廨的設置，對上海政、治、社會發展影響巨大。同治四年，會審公廨的前身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設立。同治八年會審公廨成立，確立了外國領事觀審會審制度。此后，法租界也設立會審公廨，陪審官權力更大于英美租界。英、美領事乘機奪取中國官員在租界的司、法權， 在領事法庭上審訊租界內的中國居民。

經濟方面，最大的變化是以國內埠際貿易為主而變為以國際貿易為主。進出口貿易，清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僅為廣州的七分之一，到咸豐二年和廣州相當，到咸豐五年是廣州的兩倍，取代了廣州的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緒二十年，進出口貿易年均占全國一半以上，其中進口占六成以上。近代金融業開始出現。同治四年匯豐銀行開設分行，后成為上海最大的外資銀行。光緒二十三年，第一家中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開辦。

19世紀中后期，工業發展，特別是船舶修造業、軍事工業、紡織業，在全國均居領先地位。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創辦，其槍，炮制造水平、金工技術，在全國堪稱一流。光緒二十五年，工部局電氣處安裝東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鍋爐。

航運業發展，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輪船進入上海，競爭激烈。同治六年，進入上海港的外輪有34條，噸位在570～1040噸，在遠東港口城市中居首位。同治十一年，輪船招商局創辦，標志中資輪船公司創辦并加入航運競爭。

新式文化事業發展迅速。40年代創辦墨海書館，60～90年代先后出現美華書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土山灣印書館、廣學會等新式出版機構，翻譯出版數以百計的西書，占全國譯書八成以上。學科涉及數學、化學、天文、地質、生物、法學、兵工等多方面。50年代，《北華捷報》、《六合叢談》等報刊創辦，后出現《上海新報》、《萬國公報》、《申報》、《新聞報》等報刊，數量之多、影響之大均為全國之最。廣方言館、圣約翰書院、中西書院、格致書院、梅溪書院等國內著名新式學院創辦。清光緒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國人創辦的大學南洋公學開辦。任伯年、吳友如等創作的文人畫，開一代新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以海上畫派獨立于國內畫壇。

人口、市政發展迅速。長達10多年的太平軍與清軍的對峙，上海周圍地區戰火不斷，大批江浙難民流入上海，帶來豐裕的資金、眾多的廉價勞力和消費者。上海經濟與社會發展，商業繁榮，加上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等大型企業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對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上海開埠時有人口54萬人，同治四年近70萬人，光緒二十六年已超過100萬人。市政建設方面，碎石路、石庫門房屋和較完備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統出現，煤氣、電燈、電報、電話、自來水、灑水車、垃圾車、大自鳴鐘、馬車、自行車的使用，跑馬、跑人（田徑）、劃艇、球類等運動的開展，外灘公園、跑馬場及愚園、張園、徐園等私家花園對外開放，林林總總的煙館與賭，場，使上海五光十色，形成與國內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風格，上海始被稱為東方巴黎。

甲午戰爭后根據《馬關條約》，日本和其他各國取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投資設廠的特權。上海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進行資本輸出的理想之地。光緒二十一年后，各國在上海投資猛增。至宣統三年（1911年），外商在中國共投資開辦91家企業，41家在上海，開辦資本占總額43%。外國資本在上海的投入及迅速擴大，既拓展了西方列強對上海的掠奪范圍，也刺激了上海的經濟發展。另外，對增強上海的經濟實力，密切上海與國際的聯系，提高上海的國際地位，對城市的發展，都帶來了重要和多方面的影響。

光緒二十一至光緒二十四年維新運動中，上海成為全國輿、論宣、傳中心。上海《時務報》風行一時，為戊戌時期影響最大的報紙。出現不纏足會、農學會等新式社團并影響全國。戊戌政變之后，上海成為維新人士的避難所，反對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城市。光緒二十六年初，1000多名上海士紳通電反對慈禧擬通過預立皇儲而廢除光緒帝，反對緝捕通電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全國的特殊地位越發明顯。

光緒二十五、二十六年，發生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 ，華北嚴重戰亂。為免戰火波及上海等長江流域，在上海官紳策劃下，清廷官員與英國駐滬領事等，議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實行東南互保。實施結果，既阻止了英國等帝國主義對長江流域的占領，也抗拒了清廷對外宣戰的命令。這一舉動，對上海城市發展關系甚大。阻止了北方戰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可能發生的一場兵燹，對穩定上海、凸顯上海城市的獨特性、增強上海對內和對外吸引力，都有重大作用。

清末10年，文化事業有很大發展。清廷廢除科舉以前，上海新式學校已蓬勃興起，科舉廢除以后發展更為迅速，澄衷學堂、文明學堂、愛國女學、震旦學院、復旦公學、中國公學等學校相繼興辦，到宣統三年有新式學校百余所。學校教育水準得到提高。光緒三十二年圣約翰大學學位與美國有關大學具有同等性質。出版事業發展迅猛，繼光緒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創辦后，20世紀初10年成立文明書局、廣智書局、會文學社、中國圖書公司等50多家出版機構，與眾多的報社、雜志社一起，大多集中在福州路、棋盤街一帶。出版書籍絕大部分是譯自日文的西學書籍和一些西方社會科學和文學著作。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新式教科書，成為全國學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會方面，租界越顯繁榮，華界建設和管理以租界為學習目標，大事舉辦各項事業。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地方士紳開展頗有聲勢的地方自，治運動，先城廂內外總工程局，后城廂內外自治公所，推進租界以外上海市區的市政近代化進程。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條，修理、拆建橋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門9座，建筑駁岸10處，修造碼頭6個，每年裁決民刑訴訟及違警事件1700多起。以向租界市政看齊為主要內容的市政近代化運動，對于改變華界舊貌，縮小華界與租界差距，提高整個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積極作用。

上海開埠后上海經濟迅速發展，至20世紀初基本確立上海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其間：（1）為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需要，首先形成外商加工工業。外國資本勢力以上海為中心在華進行大規模的商業貿易活動，上海出現大批洋行，港口、航運業迅速發展，外商在上海形成船舶修造工業和繅絲、軋花、制革、打包等出口加工工業。甲午戰爭后，外資勢力繼續把上海作為對華傾銷商品和收購原料并用以出口的主要基地，同時開始大規模輸出資本，廣泛投資各行業，棉紡工業和卷煙工業發展成為上海最大的產業。（2）外商銀行進入上海，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經營活動活躍。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首家外商銀行英商麗如銀行成立，至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有11家外商銀行，其中10家為英商銀行。銀行業務以經營國際匯兌為主，有的還利用東西方金銀差價經營金銀套做等業務。19世紀90年代，美、日、法、俄、德、荷、比等國銀行進入上海，銀行對上海乃至中國的金融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英國人攫取清廷關稅存管權，壟斷中國國際匯差，擅自發行鈔票，擴大經營范圍。（3）官辦軍用工業、官督商辦工業和華商工業迅速崛起。19世紀60年代起仿制生產洋式武器。同治元年設立洋炮局，四年創辦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出現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近代企業。19世紀80年代開始，華商工業投資活躍，投資領域從船舶與機器修造、印刷、木材加工等3大行業，擴大到繅絲、棉紡織（包括軋花）、造紙、面粉、玻璃、制革、火柴、制冰及冶煉等行業。華商工業規模小，又受到國內外勢力雙重壓迫，發展困難，為求得生存和發展，注重改革生產技術，靈活經營。

中國近代變遷的表現外交上？

新中國外交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時間段

1949—1959一邊倒

1959—1969兩個拳頭出擊

1971—1978同西方接觸，逐步破冰

1978—今 以國家利益為中心

下面為正文

1969年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我國外交思想轉變的分界線，因為這一年爆發了中蘇珍寶島事件，是中蘇關系降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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