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6世紀朝貢貿易繁榮嗎(晚明社會經濟變遷的歷史思考)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鄭太和著有《飲冰錄》兩種；

三次任正使來華的朗善君李俁則著錄了三種《燕京錄》；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南九萬著有兩種《燕行雜錄》。

其他還有沈之源(正使)的《燕行日乘》，姜鯢年(副使)的《燕京錄》，南龍翼(副使)的《燕行錄》，樸世堂(書狀官)的《使燕錄》，閔鼎重(正使)的《老峰燕行記》，申■(副使)的《燕行錄》，韓泰東(書狀官)的《燕行日錄》，金錫胄(正使)的《梼椒錄》，任相元(副使)的《燕行詩集》，洪受疇(副使)的《燕行錄》，尹弘離(書狀官)的《沈行錄》，李頤命(正使)的《燕行雜識》，閔鎮遠(副使)的《燕行錄》。

這些紀行除《梼椒錄》有二卷外，其余均只有一卷，文字簡略，只是使團行程的一般性記錄，且字里行間反映了他們作為使者出使清朝的復雜而又痛苦的心情，他們并不愿臣事清朝。

17世紀末(康熙中葉)，實學思潮開始在朝鮮流傳，至18世紀前半期，朝鮮著名實學思想家李瀷的“經世致用說”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他們終于在實學思想里找到了調整與清人關系的依據，這就是舍虛務實、經世致用。其后發展為以樸趾源為代表的“北學派”，主張“利用厚生”，向中國乃至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富國強兵。在樸趾源眼里，清廷仍是夷狄，但他同時批判空談“大義名分”的兩班士大夫。在這種背景下，朝鮮有識之士爭先恐后地加入到赴燕使團中，在乾隆朝中后期達到最高潮。

加入到使團中的士人們，其目的就是為了與清朝士人交流，因此“使行到彼時，軍官書記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則必以尋訪彼人為高，致筆談，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詩稿弁首之文。及其出來之后，必因使行、歷行，往復書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語言不擇于忌諱，贈遺貽同于饋問，互相效尤，轉輾成習”。23此段文字正是朝鮮士人與清朝文士頻繁密切交往的真實情形。”

最早隨使團來華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朝鮮士人是金昌業。金昌業(1658—1721)，號老稼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隨朝冬至使團來到北京，其兄金昌集是該使團的正使，他二人是清初以斥和抗清而著稱的金尚憲的曾孫。金昌業在北京逗留46天，期間考察清朝各種制度、方、物，并與清朝文士有較多的交往。回國后，其述著六卷《老稼齋燕行錄》對清朝的富庶與繁榮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引起朝鮮士人極大震動，因而得到廣泛流傳。

真正與清朝文士進行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則是朝鮮著名士人洪大容。洪大容(1731—1783)，號湛軒，字德保。乾隆三十一年(朝鮮英宗四十二年，1766年初)，洪大容作為其叔父、使團收狀官洪檍的子弟軍官，隨朝鮮冬至使團入京，洪大容赴燕：“所大愿則欲得一佳秀才會心人，與之劇談。”24他在北京終于得償所愿：結識了自杭州來京會試的文士嚴誠、潘庭筠、陸飛三人，尤與嚴誠交誼深厚。洪回國后，他們仍始終書信往來。后嚴誠染病去世的消息傳到朝鮮，洪為之設位焚香以吊，并將吊辭轉寄嚴氏族人，甚至多次寫信教導嚴誠之子。洪去世后，其友樸趾源將其亡訊轉托友人傳知于江南。江南士人時稱“洪嚴之交”為生死斷金之交。

洪嚴等人由于言語不通，只能進行筆談，而“會必竟日而罷，其談也，各操紙筆疾書，彼此殆無停手，一日之間不啻萬言”。他們的談話內容則題材廣泛，涉及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哲學思想、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社會人情風俗等各個方面，是兩國實學思想的一次大交流，并因洪大容的六卷本《湛軒燕記》的廣泛流傳，對朝鮮北學派實學思想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正是受洪大容等人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的鼓舞，樸趾源這位實學派大師帶著強烈的探求心欣然踏上了清朝的土地。

樸趾源(l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其堂兄樸明源是朝鮮英祖駙馬，正宗朝數次出使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朝鮮正宗四年，1780)，樸明源任進賀兼謝恩正使出使清朝，樸趾源作為“伴倘”隨行，先到達北京，又奉皇旨赴熱河為乾隆帝賀七十大壽。期間，他仔細考察了清朝的城墻、燒窯、制磚、車輛、道路等形制，提出自己的結論和建議。他在熱河大學、北京朝鮮館逗留期間，結識了清朝名士嚴嘉銓、鵠汀等人，常作竟夜筆談。

樸趾源來華正當清乾隆朝鼎盛時期，雖然樸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卻仍將清人看作是“寄居中國”的夷狄，但清朝的富庶繁榮給了朝鮮使者們巨大的心理沖擊，我們可以在其字里行間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對重要城邑、驛站都有生動的描述，使我們今天仍然能夠清楚地了解當時朝鮮人行走在清朝土地上時那種復雜的心態。以下是他對北京的一些描寫：“朝陽門，其制度一如山海關，但目不暇視，緇塵漲天，車載水桶，處處灑道。”“琉璃廠：共有二十七萬間。自正陽橫亙至宣武門有五巷，而皆琉璃廠，海內外貨寶之所居積也。”“紫禁城，高二丈，石址磚筑，覆以黃瓦，涂以朱紅，壁面如繩削，光潤如倭漆。”25

回國后，樸趾源完成了其巨著《熱河日記》，內容不但有紀行、筆談錄，還有大量評述、散文、小說。他在書中以自己親身考察的實踐，闡述其“利用厚生”的實學思想，對當時朝鮮士人產生巨大影響。

與洪大容、樸趾源一道推動北學派大潮的還有朝鮮的一幫新銳士人，樸齊家、柳得恭、李德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都得到朝鮮正宗國王的特殊提拔，擔任過正宗國王特設的奎章閣檢書官，也都曾隨團訪問過清朝。

樸齊家(1750—1815)，字在先，號楚亭，又號貞蕤，他在清乾隆末至嘉慶初曾4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蔡濟恭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圣節兼謝恩使團；

乾隆五十六年(朝鮮正宗十五年，1791)，趙尚鎮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炯庵，又號雅亭，他在1778年與樸齊家一起訪問了燕京。

柳得恭(1749一?)，字惠甫，號冷齋，曾3次來華：

乾隆四十三年(朝鮮正宗二年，1778)，李溵沈陽問安使團；

乾隆五十五年(朝鮮正宗十四年，1790)，黃仁點圣節兼謝恩使團；

嘉慶六年(朝鮮純宗元年，1801)，趙尚鎮謝恩使團。

此三位朝鮮青年才俊均于1778年首次來到中國，正當乾隆盛世，清朝強大的國力給他們極大的震憾，燕京盛京繁榮的文化也讓他們傾心，而清朝士人也對這些東國學子表示出了極大的熱情，研讀學問，贈答詩文，以至建立深厚的友誼。

柳得恭與樸齊家最后一次相攜來華時，他們交游名錄包括：“沈陽書院諸生十三人；燕中縉紳、舉人、考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琉球國使臣四人。”26這其中包括著名詩人紀昀、李鼎元等人。紀昀時任禮部尚書一職，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交往乃至結下深厚的友誼，互贈詩集、書籍，唱和詩賦。

名單里還有著名畫家羅聘、沈剛、陳森等人。更讓柳、樸受益匪淺的是與學問家陳箓、錢東垣(錢大昕之侄)、黃丕烈等人的交往。

在與清朝碩儒名家的密切交往中，這些異國學子大開眼界，更在思想學問上產生了飛躍。歸國后，他們均有著述，述其行程，載錄事務，但更重要的是鼓吹北學，較為客觀地為當時的朝鮮人展示了清朝繁榮的盛世景況。

李德懋寫下了《入燕記》，柳得恭則著有《灤陽錄》和《燕臺再游錄》，但影響最為廣泛的是樸齊家的《北學議》。樸齊家在這部名著里公開向陳腐的“華夷論”宣戰，正是4次訪華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文化典章建立了堅定的信心，給了他這份勇氣。

嘉慶朝中，來華訪問的朝鮮著名士人有金正喜、趙寅永等人，他們與清朝士人的交流偏重于金石考古學問。金正喜，字秋史，號阮堂。清嘉慶十五年(朝鮮純宗十年，1810)初，隨其父金魯敬(冬至使副使)來華，時年僅25歲。就學于著名學者翁方綱、阮元等人，深受他們的學識、學風的影響，并帶回大批考古學著作，開創了朝鮮金石考古學，被后世譽為“阮堂大師”。

(三)清廷對朝鮮國王和使者的賞賜

清廷在文化思想交流活動中有時也采取主動的態勢，利用朝鮮使團向朝鮮輸出漢文化，主要通過向朝鮮國王和使者賞賜大量漢文典籍、匾額和文化用品來實現。

朝鮮使團在京進行朝貢或其它謝恩、陳奏等使命時，清廷不但要對朝鮮國王(有時還有王妃、世子等其他王室成員)進行賞賜，也賞賜使團成員銀兩和各種物品。在崇德至康熙年間，這種賞賜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正官均有定額，從人被分為有賞者和無賞者，后來擴大到整個使團。賞賜物品種也從最初的幾種發展到數十種。到乾隆年間，清帝對藩屬國朝貢者的賞賜達到極其繁瑣的程度，特別是乾隆末年，對朝貢使者的加賞常達十余次之多。在原銀兩、鞍馬、錦緞等慣常賞賜品之外，又增加了許多品種：

御書類：御制千叟燕詩、御書福字等。錦緞裘皮類：漳絨、八絲緞、五絲緞錦、閃緞、章絨蟒緞、大卷緞、倭緞、回子緞、回子綢、回子布、洋花緞、云緞、貂皮。金銀玉器類：元寶、金鞘小刀。用品類：大荷包、小荷包、酒盅、壽杖、鼻煙壺、火鐮、各種筆墨紙硯。器具類：玻璃器、瓷器、漆器、象牙器。御用品：茶葉、鼻煙、各種水果、食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鮮國王因眼疾令其使者求購空青(御用藥物)，康熙帝為之特遣敕使赍空青往賜，屬于“特賜”之例。雍正、乾隆帝與朝鮮國王開始了進貢與回賜的拉鋸戰，這榭情況一直持續到嘉慶、道光朝。這一階段的賞賜品種類極其繁多，試將其做一分類：

印誥：玉鈕金印、誥命；御書：御筆福字、壽字、匾額等；書籍：御制詩、《仿宋板五經》等；筆墨紙硯：宋澄泥仿唐石渠硯、端硯、梅花玉版箋、仿澄心堂紙、宣紙、花箋、福字花箋、花絹、徽墨、湖筆等；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錦緞布匹：大蟒緞、小蟒緞、織金緞、八絲緞、紅羽緞、石青緞、龍緞、采緞、大緞、妝緞、錦緞、倭緞、閃緞、素緞、帽緞、彭緞、青緞、漳絨、寧綢、宮綢、春綢；江綢、線綢、紡絲、紗等；金銀玉器珠寶：金元寶、銀元寶、金錢、銀錢、金鈴、銀鈴、玉如意、玉香爐、玉筆洗、珊瑚珠等；裝飾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瑯器、雕漆器等；馬具軍品：一等鞍馬、二等鞍馬、弓箭撒袋、玲瓏案轡等；日用品：荷包、十錦扇等。

可以看出，賞賜品一般以錦緞布匹為主，輔以筆墨紙硯和其它器具物品。加賜御書字、匾額及漢文典籍，是清帝給朝鮮、琉球、安南等國的殊榮，具有濃厚的文化思想交流意味。

這一階段加賜朝鮮國王的御書匾額計有：乾隆八年(1743)“式表東藩”，乾隆四十三年(1778)“東藩繩美”，嘉慶十年(1805)“禮都綏藩”，道光九年(1829)“纘服揚休”。

清廷通過朝鮮使團賜予了朝鮮大量的漢文典籍，以雍正、乾隆朝最多。

雍正所賜有：《周易折衷》、《朱子全書》、《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匯篡》、《韻與闡微》等。而乾隆則屢有大手筆：除經常賜予御書“福”字箋、御制詩章、御制匾額外，《四庫全書》、《仿宋版五經》、《明史》等都曾作為特賜禮品送給朝鮮。

清朝皇帝們的賞賜品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朝鮮使團的行囊，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關系有經歷波折嗎？

綜合來看，明朝與日本的朝貢關系雖然經歷了波折，但是基本保持了平穩。然而與官方朝貢關系的穩定不同，明朝前中期與日本的民間貿易并不發達，前文列舉的《明實錄》中發現的走私貿易案件，沒有一起是前往日本貿易的，在日本史書中也沒有明朝民間商人前往貿易的記錄。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中國與日本產品需求結構的差異。隨著日本南北朝時期的結束，其商品經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每年需要從中國進口大量銅錢，這種進口完全是通過官方朝貢關系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