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20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首超多少(1949年我國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是多少)

，增高也會導致人民幣的貶值。

人民幣匯率較多升值后面臨貶值壓力

疫情發生后的一年時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升值了112%。主要原因：

一是我國承接了世界因疫情產生的臨時性供需缺口，經常項目順差大幅擴大。

二是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境內外利差顯著，使我國成為疫情期間全球金融市場的避風港。

三是隨著我金融市場持續開放，境外央行和機構加速配置我境內金融資產。2021年6月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境內人民幣股票和債券資產規模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532%和492%。

但四季度及明年人民幣開始面臨較多貶值壓力。

一是臨時擴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將大概率收斂至正常水平。

二是美聯儲縮表引發全球美元回流。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間流入新興市場國家資金6000億美元，其中流入我國3760億美元，占比627%。其中，2021年7月流入新興市場國家資金銳減為75億美元，環比下降733%，股市凈流出107億美元。跨境資金流動逆轉會對全球包括人民幣匯率帶來顯著影響。

三是脆弱新興市場匯率聯動風險加大影響人民幣匯率預期。2021年1季度，美元指數重回90，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阿根廷比索兌美元分別貶值198%、156%、90%。此外，在中美博弈中，匯率還會面臨非經濟因素擾動。

人民幣匯率波動更具資產價格特征，更易受預期影響超調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明顯變大。這既是我國匯率彈性提高的表現，也反映匯率波動更具資產價格特征，會產生類似“變壓器“薄，容易超調。

資本項目已成為影響國際收支的重要因素。

一是資本項目雙向流動規模顯著擴大。資本賬戶總額占經常賬戶總額的比重從2015的22%提高到2020年的200%。

二是資本項目波動幅度日益擴大。以變異系數衡量，資本賬戶從2010-2014年間的021上升到2015-2020年間的057，經常賬戶從057下降到009。

三是短期資本流動影響巨大。2015-2021年，短期資本流動規模已達到基礎國際收支差額的15倍。

人民幣匯率的資產價格特征更加明顯。

一是自愿結售制后企業外匯選擇有更大的自主權，貿易收支、外匯收支和結售匯出現明顯背離。

近年來，企業的出口收款率較低、進口付款率上升，“順差不順收“現象突出。外匯順差僅為貿易順差的40%-50%，2020年為43%。外匯收支中，企業外匯收入的結匯率從2010年的714%下降到2021年6月的414%，外匯支出的售匯率從528%下降到368%。

二是跨境金融資產配置行為已開始影響匯率。

2021年6月境外投資者持有境 內人民幣股票376萬億元(占A股總流通市值的436%)，債券384萬億元(占高等級債券的415%)，比2015年1月分別增長了62和54倍。國內金融機構對外資產余額不斷增加，今年6月外匯存款已達102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此外，當前人民幣匯率雖然主要由在岸市場決定，但離岸市場的影響也越發顯著。人民幣國際化拓寬了人民幣的流通邊界，通過離岸傳導在岸，可間接影響人民幣匯率。2015-2019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從121萬億元增長到197萬億元，占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金額的比重從287%上升到381%。

我國要避免人民幣匯率在未來過多貶值

2013-2016年美國退出量寬政策期間，美元指數升值約30%，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約15%。

本輪美國量寬規模更大，且與財政政策緊密結合，即使吸收了上一輪退出政策經驗，退出亦會產生大的影響。

此外，還需特別關注人民幣可能的貶值與國內增長壓力共振形成一定貶值風險。當前我國經濟恢復已邊際變弱，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整頓、房地產強化調控，落實30/60的雙碳目標等多重改革的成本在一些地區(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集中釋放，且在時間上可能會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和政策轉向碰頭。考慮到金融市場會提前反應，在人民幣匯率資產屬性增強的背景下，這些預期更容易相互疊加，共振形成一定的匯率貶值風險。

貨幣貶值會給國內帶來現實壓力。如加劇資金外流，引起市場恐慌和信用緊縮，造成國內股、債、房地產等市場調整，政府維持匯率穩定會消耗外儲，導致多倍信用緊縮。匯率大幅貶值還將增加償債壓力，影響主權信用和外幣融資能力。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聯動貶值，還將減少我國非美債權價值。

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需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多措并舉，備好必要的政策工具，以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明年宜實行相對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明年經濟增長和風險暴露壓力都較大，建議采取財政和貨幣雙寬松穩定需求。明年美國大概率開啟貨幣正常化進程，將壓縮我國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

但考慮到我國已是經濟大國，與美國的經濟周期、政策周期并不同步，在匯率彈性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可與美國的貨幣政策不完全一致。在匯率風險未危及國內經濟穩定前，宏觀政策仍宜以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防范經濟增速過度回落為優先著力點。

充分發揮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優越性，既堅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決定作用，又保留必要的政策調節手段。

正常市場環境下，匯率由市場決定，足以合理引導市場行為。但當市場受到非正常沖擊，特別是非經濟性、巨大的結構性和臨時性沖擊，必要的政策應對可為市場主體調整行為創造條件，避免過度波動破壞市場結構引發不必要的風險。

近期，疫情、金融市場開放和國際地緣政治關系等非正常經濟因素都深刻影響了人民幣匯率走勢。為此，我國可通過跨境資本流動的審慎工具和外匯存款準備金等手段，及時向市場傳遞信息，適當調節匯率波動的節奏。

提前釋放信號并加強市場溝通，繼續提高外匯市場風險吸收能力。強化預期管理，增加與市場溝通頻率，注重輿論引導，向市場釋放明確信號，引導市場合理調整。拓寬外匯市場廣度，擴大外匯市場雙向開放，引導境外資本投資地方政府債、公司債等信用債券，擴大居民境外資產配置空間。加深外匯市場深度，創新外匯避險工具以利于市場主體更好管理外匯風。

過去20年貨幣貶值最快的國家

近期人民幣持續貶值，其實在我看來，原因很簡單，就是美聯儲加息，而且美聯儲還會持續加息，加息的幅度還會增大，這必然會造成全球美元回流美國，而中國并未跟隨美聯儲緊縮，繼續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支撐，還全面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中美貨幣政策背離，使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出現貶值。

人民幣貶值，需要從正反兩方面來看：

從有利的一面來看，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出口型企業，出口企業以美元計劃，人民幣貶值，意味著可以壓低海外售價，提升產品的性價比。包括服裝、紡織等行業，會受益于人民幣貶值，經營情況得到改善。

從不利的一面來看，進口成本會加大，這主要會影響原材料和能源進口，通過傳導后，會使得中游企業成本加大，終端消費價格上升；同時，人民幣貶值，會進一步促使資本外流，人民幣資產受到影響，對股市債市形成利空。

不過，客觀來看，人民幣此前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升值，而且升值空間不小，預留了貶值的空間，現在雖然出現短期貶值，但還在65左右，遠高于2020年時的718，所以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經濟及資本市場的影響是有限的，但這會對貨幣政策有一定影響，使得國內在繼續貨幣寬松上有所保留。

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早已處于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態，就連本國貨幣，最高面值都已經達到了100萬億元。

2008年3月之后，津巴布韋的經濟情況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惡化，此時的國內經濟已經全線崩潰，就連財政、金融、稅收等等重要的社會職能部門都出現了停擺的狀態，百姓在津巴布韋得不到任何生活保障，無論是水電、通訊、醫療、教育等等生活必需保障方面也都出現了癱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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