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9中美外貿總額(2018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及2019年預判：困難重重打響經濟保衛戰)

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實現了出口貨物貿易快速增長，而且也使進口貨物貿易保持持續強勁增長的勢頭。從2001年到2006年，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從2435.5億美元增加到7916.1億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遞增27%;中國的貨物進口額占世界貨物進口總額的比重從3.35%提高到6.81%。在這個基礎上，今年頭4個月的進口增長速度仍然接近20%。可見，中國不僅為世界創造了價廉物美的供給市場，也為世界創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場，為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國的貿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應當客觀地看到，在勞動力供給處于高峰時期，中國這個巨大的進口市場需要有強勁的出口市場來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對其出口市場過分限制和打壓，就有可能打破中國進口高速增長的慣性。其結果，既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貿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多個原因造成的

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占全球貨物貿易逆差的比重從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順差占全球比重從56.52%提高到76.75%。實際上，歐洲和中國以外的亞洲經濟體是美國和世界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地。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于外因，內因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

第二，面對全球化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提高準入標準進而提高外國企業的成本，以削弱外國企業的競爭力”。比如，在能源、航空、農業和先進制造等領域，美國對外國特別是中國資本的限制有增無減。這樣做的結果是可出口商品減少，使得美國在全球出口總規模中的相對比重降低。

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膨脹性貨幣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創造過剩的美元流動性，從而人為地造成美國資產升值和“財富效應”。在貸款利率很低的情況下，理性的美國人當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費;在財政債券融資利率很低的情況下，財政部會不加節制地發行公債以滿足五角大樓的支出需要。在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出現空心化的背景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美國消費品和公共投資品需求無限制擴大，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進口來滿足。

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2004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4130億美元，去年仍然高達2482億美元。政府公共開支膨脹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脹，在國內一般公共品供給增長一定的條件下，只有靠進口來填補供求缺口，從而擴大對外貿易赤字。

四、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美國和中國能夠做什么？

美國如果把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原因簡單地推給對方，不重視自己的內因，不重視控制本國的過度消費和過度進口的欲望，不努力擴大市場的對外開放和增加出口，不僅對對方不公平，而且也會使貿易不平衡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最好途徑是雙方共同致力于消除產生這些問題的因素，在雙邊市場共同促進自由貿易。

美國方面應該控制過度進口，實現自由出口。控制過度進口的首要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削減美元在全球的供應量和流動性;提高國民儲蓄率，逐步扭轉投資和儲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負債下過度的私人消費;緊縮聯邦政府開支，特別是通過改變全球擴張戰略緊縮美國在全球的軍費開支，國會應當停止不斷放寬債務發行限額標準的做法，嚴格限制國債發行，減少政府在高負債下過度的公共消費。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斷改善消費和儲蓄的關系，就可以為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提供基本保障。

為了擴大出口，美國需要調整與全球化和WTO規則不夠和諧的貿易政策和體制，修改已經不合時宜的國內貿易法案，擴大產業和技術市場的對外開放。在中低端制造業和一般加工業不斷向外轉移的背景下，美國的優勢產業越來越縮小在“產業寶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術工業、現代軍事工業、航天航空和鐵路交通業、新能源產業、生物制藥產業、環境保護以及金融和保險等現代服務業等。如果美國全面開放這些產業和市場，并實現出口貿易的自由化，可望為解決美國貿易問題做出直接貢獻。

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在理論上可以緩解中美貿易問題，但實際效果甚微。從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超過8%，但這期間中國對美順差或美國對華逆差并沒有減少，這說明匯率人民幣升值和順差減少并沒有明顯相對的關系。正如羅奇所說，匯率調整不可能解決中美和全球的貿易失衡問題，“匯率絕非當前全球失衡的‘靈丹妙藥’”。

中國方面應該從內外兩方面采取措施。對內主要是:逐步調整國民財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別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工資和農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費與投資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逐步改變工資增長慢于利潤增長、政府稅收增長和GDP增長的現實狀況，給中低收入者減稅，逐步降低國民儲蓄率，促使全社會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對外主要是:適當擴大進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漸進提高以實現其合理均衡。擴大進口的重點是增加政府采購，增加有利于緩解國內能源資源供求矛盾、改進經濟結構、促進自主創新的資源和技術產品的進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點是進一步調整出口導向政策，繼續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加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加強其出口資質管理，嚴格限制出口擴張勢頭。今年以來，為了實現“減順差”目標，中國政府多次派采購團到美國直接采購商品和技術設備，增加即期進口;對農、林、畜牧、漁、煤炭開采等81個行業實現鼓勵技術引進的政策，擴大長期進口;對高能耗、高污染和產能過剩行業降低出口退稅率或提高關稅稅率，限制過度出口。從煤炭進出口貿易最新變化情況來看，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顯現出來。

隨著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未來中國高端商品市場規模將快速擴大，金融、保險和信息等服務業發展進入“快車道”，節能環保產業的拓展需要引進先進的技術，而美國在這些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可以搭上中國這輛“快車”，增加美國的對華出口。但要達此目的，美國應當更加開放對華出口市場，清除對華出口貿易的所有歧視性條款.特別是解除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

中美建交以來的經貿關系發展迅速，現在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則是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按照美方的統計，2003年中國向美國出口達1632.5億美元；按照中方的統計，這一數據也達924.7億美元，而2004年前9個月便為885.1億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1241億美元，占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25%左右；據中方統計，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也占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20%左右，而且這一比例近年來基本維持不變。

中美貿易不平衡狀況將長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國儲蓄率的差異。一般來說，如果一國的儲蓄大于投資，則表現為該國凈出口為正或貿易順差；如果一國的儲蓄小于投資，則表現為該國的凈出口為負或貿易逆差。中國國內的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貿易順差；而美國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其儲蓄率偏低，以及因龐大的軍費開支、政府的減稅計劃、低利率政策所導致的高漲的國內投資缺口。

二、收入水平差異而導致的兩國消費需求的不對稱性。一般來說，人們的消費選擇與其收入水平密切相關，隨著收入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們的消費結構也會隨之逐漸升級和轉換。在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集中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上，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當人們的收入水平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福利水平。顯然，無論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中國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很強的成本優勢，而且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這就導致了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也就非常低。這種因為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性是造成兩國貿易不平衡的長期因素。

三、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的限制。中美兩國經濟互補，美國的比較優勢在高科技、知識密集型設備與產品，中國的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對華技術出口控制趨于嚴厲，美國公司對華技術出口申請獲準率下降，抑制了美國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進一步加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四、國際分工格局的重組。中國勞動力素質好，工資低廉，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工業發達經濟體紛紛將工廠遷移到中國生產，依舊利用原來的貿易渠道銷往美國，增加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整個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即東亞各國對中國的產業轉移也將東亞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因此，這種由東亞經濟結構轉換而產生的中美貿易差額短時期內是不可能消失的。

五、原產地規則的差異。由于原產地規則的差異導致許多產品被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增加了中國的順差數字。著名經濟研究機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說過，從1994年至2003年中，中國的出口從1210億美元發展到3654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公司或合資公司貢獻了出口增長的65%。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發展，使得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使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統計方法不能客觀地反映國家間的貿易關系，因此，不能簡單地以所謂貿易順差或逆差來判斷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大小。

六、美國出口統計的不精確。據美國《商業周刊》報道，由于出口統計的不精確，每年約有10%的出口商品沒有向商務部報告，而商務部對進口的審計工作做得很好，致使政府統計的外貿逆差過高。以Microsoft公司為例，其向全世界銷售了近千億美元軟件產品，但它不是按照傳統的貨物商品的出口方式，在美國生產光盤，貼上標簽后在世界各地銷售，而是在銷售地生產，將銷售收入送回國內或在互聯網上發售產品，以電子方式收取貨款。這些銷售收入則不計入傳統國際收支中的出口所得。

可見，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兩國經濟發展階段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美國貿易戰略造成的；從理性的經濟學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不平衡不是大問題。但為什么中美貿易不平衡又確實是長期以來造成雙方政治經濟摩擦的主要原因呢？

一、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一國貿易順差越大，對本國國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越大，解決失業和危機問題的作用越大；貿易逆差越大，往往伴隨著出現的是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從這一基本理論出發，美國決策者非常關注雙邊貿易差額問題，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必然首當其沖。

二、從美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來看，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統計，1990—2000年美國經濟增長的20%功歸于出口的增加，而且通常認為，美國每出現1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就相當于損失2000個就業機會。按照美國官方公布的數字，2003年對中國逆差達1348億美元，相當于損失27.4萬個就業機會，因而美國將失業等國內問題歸罪于中國的貿易逆差就相當自然了。

三、美國具有全球最強的政治經濟能力和談判能力，以貿易逆差為借口引起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國實現"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的重要手段。

實際上，美國通過巨額貿易逆差，不但成功地實施了其全球化戰略，獲取全球利益，而且將全球經濟的波動緊密地與美國拴在一起，使世界經濟越來越難以擺脫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美國的"經濟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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