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23年5月美國外貿數據(產業外遷東南亞，未必是壞事)

。”

當然，印尼、越南都只是東南亞如今競逐“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

產業轉移目的地和探索地

其實在探討中國產業鏈為何會“東南飛”的時候，我覺得有必要先提一下東南亞產業鏈發展的背景。

東南亞地區是與中國聯系最為緊密的地區之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也有相似的歷史背景。

從市場來看，東南亞國家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是拓荒市場，包括柬埔寨、緬甸、老撾等低人均GDP、高GDP增速國家；二是新興市場，包括越南、印尼、菲律賓、文萊等中等人均GDP、中等GDP增速國家；三是成熟市場，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高人均GDP、中低GDP增速國家。

直到今天，我偶爾也會想起在2000年后，其實許多人都對國外充滿了“探索欲”，但西方或者美國都太過遙遠。所以當時流行去較近的“新馬泰”旅游，很多人也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踏出國門。

這一時期，新加坡、文萊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000美元，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超過初級產品出口比重。

隨后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先后實施經濟開放與改革政策，開始了工業化進程。

需要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東南亞主要國家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國內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于投資和出口拉動。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之下，東南亞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各國政府積極實施刺激內需的政策，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國內需求逐漸成為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但在經濟危機之后，東南亞各國相繼推出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政策措施，加快經濟重組和結構調整的步伐。

根據谷歌、淡馬錫和貝恩聯合發布的《2019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東南亞經濟未來將以年均5%的速度增長，預計2030年將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東南亞六國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和越南，是東南亞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2020年，東南亞六國GDP合計達3萬億美元，1990年以來復合年增長率達8%。

不僅如此，東南亞還被譽為繼中國之后數字經濟的下一個前沿區域，有望實現與中國類似的數字化轉型，利用數字服務改變生活方式。

在智能手機的普及率達到了70%東南亞地區，短視頻、直播、網約車、外賣、跨境電商等各種新的服務受到用戶喜愛。如同多年前的中國，伴隨著智能手機市場的蓬勃發展，互聯網和高科技公司迅速崛起。

據統計，2021年僅東南亞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就達到約4.3億，根據文萊政府2013年發布的《東盟加六國人口預測：全球占比、老齡化及撫養比報告》，預計2023年東南亞六國互聯網用戶數量將達到4.83億，屆時互聯網普及率上升至80%。

當然，互聯網的發展只是一個方面而已。

人口結構在一定程度上關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命運。東南亞地區，目前生活著約6.5億人口，他們的平均年齡僅在30歲左右。人口結構帶來的優勢，給東南亞市場帶來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特別是在歐洲、日本老齡化嚴重，中國人口紅利見頂的當下，東南亞龐大的年輕人口顯得尤為可貴。廉價勞動力則是另一個優勢，隨著東南亞工業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寶潔、蘋果等品牌將工廠從中國搬遷到了東南亞地區。

另外，人口紅利還有利于東南亞提升制造業水平，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隨著勞動力產出和收入的提高，人口紅利也將有利于形成更大的消費市場。

以紡織業為例，2010年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僅為中國1/3的東南亞新興國家承擔成衣等終端加工環節。2019年，越南/孟加拉/印度紡織業出口份額分別為 5.3%/4.6%/4.5%，其中成衣份額分別為6.5%/6.6%/4.4%。中國有部分剝離低端環節的趨勢，成衣出口份額下降至34.1%，棉制面料出口金額從2011年至今減少11%。

所以外資也正是受東盟地區人口紅利的吸引，最近十年進入東盟的速度和規模預計在不斷增加。這也是自第一次工業革命給全球帶來源源不斷的動力后，全球工業轉移從英國到美國，美國到日本，日本到韓臺港到中國大陸，再從現在部分遷移到東南亞的重要原因。

中美博弈的新戰場？

實際上，在地緣政治、中國大陸人力成本不斷攀升等背景下，近年來電子上市公司赴越南、印度等地設廠持續不斷，即便在過去三年期間也并未中止。

據知情人士對媒體透露，蘋果公司已經告知一些代工制造商，該公司希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擴大在東南亞地區的生產。蘋果公司已有一小部分生產是在印度和越南進行的。

的確，如今的東南亞制造業已經成為“淘金”圣地，從各國政策上來看確實如此。

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同樣人口基數較大，“印度需不需要成為中國”一直被人們所討論，但現在，多數人認為“印度不需要成為中國”，因為宏觀來看，印度人口基數足夠大，未來20多年印度會是少有的能保持8%的經濟增速的國家。

除了在缺芯、疫情等擾動下，全球政治因素也成為新推手。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后正式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其中就包括了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文萊等多個東盟國家成為初始成員。

毫無疑問，當前，美國和中國正在為爭奪對東南亞的影響力而戰。

在經濟和貿易方面，多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建立了密切的經濟聯系，涵蓋了關鍵的貿易路線。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力量。

截至2023年Q1，一直致力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聯系，我國已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據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國與東盟的進出口額迅速增長，到2022年已達到約9700億美元。

不過美國和中國正在為爭奪對東南亞的影響力而戰。

“印太經濟框架試圖把東盟作為圍堵中國的突破口，最后很大可能將事與愿違。”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對東盟國家來說，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而不是參與圍堵中國，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國要做些什么？

目光再回到中國。

一位朋友舉了一個例子，作為中國科技制造業的核心深圳，華為、中興、大疆、比亞迪等一眾科技企業坐落于此。人頭攢動的深圳華強北，曾是亞洲最大的電子電子產品集散中心，電子產業的發展也為深圳的GDP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就如上文所提及，電子產業繁榮相似的情形正在印度、越南等地上演。

一位常年奔波于國內和東南亞市場的人士談到，這一輪產業轉移始于十年前，中國不斷上漲的各類經營成本迫使工廠轉向更“草莽”的海外。

一方面，人力支出不斷上漲，例如東南亞多國的工人月工資在700元-1000元，而在珠三角地區則要達到5000元-7000元。一個千人規模的工廠，每個工人的成本少5000元，一個月就意味著多出500萬元的利潤。另一方面，上漲的租金成本讓工廠難以為繼。

與此同時，東南亞多國為了招商引資大開國門。諸多推力與拉力作用之下，過去十年間珠三角科技制造產業一直處于緩慢外遷的進程中，但隨著近幾年來國際貿易環境的改變，才悄然加速了這一過程。

大家所熟悉汽車工業也是如此。

雖然此前東南亞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出現較強的出口替代效應較為明顯，但如今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領域內表現也越發明顯，包括當前外資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產業鏈條短的加工制造業，其中新能源車產業更成為亮點，另外礦產資源豐富是東南亞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優勢。

幾年前，韓國車企已紛紛進軍東南亞。

目前東南亞市場已經是現代汽車集團不可能拋棄的重要市場，他們在印度尼西亞年產15萬輛汽車的工廠，已在去年建成，并推出了IONIQ 5電動汽車。他們與LG新能源合資的電動汽車電池工廠，靠近這一整車工廠，預計在2024年的上半年投入運營。

據外媒報道，在降低關稅的談判進行多年仍毫無進展后，特斯拉在5月17日向印度政府官員提議，在印度建立一家工廠，生產供印度國內銷售和出口的電動汽車。特斯拉此舉標志著其戰略的轉變，即先在印度市場建立生產再開始銷售。

中國汽車品牌也將目光投向了東南亞，長城汽車在泰國、印度投資建廠，吉利汽車收購馬來西亞品牌，上汽通用五菱扎根印尼，比亞迪上馬越南造車事項目。

顯然，對于汽車品牌來說，與整車直接出口相比，通過海外工廠將汽車拆散出口，一方面能夠利用當地市場的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還可以享受比整車更低的關稅，最終讓整車價格更低，以此建立產品上的價格競爭力。

從這些來看，繁榮的東南亞對中國是利大于弊的，我國既可以享受東南亞國家在開放政策、人口紅利等方面的相對優勢，又可以在當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組的背景下，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優勢互補與良性互動，更好地實現互利共贏。

不過產業鏈外移是一個中性的表述。

過度的產業外移可能會導致中國的產業空心化，但合理的產業外移是產業升級的自然過程，更加有助于形成以中國為關鍵節點的國際分工網絡，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制造產業鏈便可以高枕無憂。在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地緣政治摩擦下，穩固中國科技制造業既有優勢地位、形成新舊產能緊密轉接，合縱連橫、越遷升級，這將面對極高的挑戰。

所以對于主動“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來說，產業鏈外溢本身不是壞事。但要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應對構建國內外的全新生態鏈的變化，展現出更強的韌性和實力，才能長期擁有優勢和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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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換美元歷年數據

過去幾年有一個現狀很明顯，美國屢屢針對中國金融市場，感覺像是貿易戰輸了以后又想玩點什么陰謀詭計。

我們給大家一組數據，再看背后的邏輯，2018年和2019年的第二季度，一個是美國威脅要對我國加關稅，一個是落地加征10%-25%的關稅。

這兩次加關稅人民幣都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貶值（離岸價格），從6.4-7以及6.7-6.9，中間開了一個G20峰會人民幣出現短暫的升值。

當時，市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個是說我國為了對沖貿易戰的影響，主動匯率貶值，另一個是關稅恐慌，引發資本外流。

最后根據公布的金融賬戶出入情況找到了答案：

2018年3月底，美國開啟貿易爭端之后，我國剔除儲備資產后的金融賬戶差額出現了快速的下降。

2019年5月份中美貿易談判遇阻以及2000億美元關稅的提升， 2019年二季度金融賬戶（剔除儲備資產）差額大幅度下跌，并且轉入深度負值。

由此可以看出，帶有恐慌的資本外流應該是人民幣貶值的主要推動因素，由此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說貿易戰是山姆大叔的陽謀，那么引發資本外流則是徹徹底底的陰謀。

那么美國什么這么搞呢，因為在2015-2018年美聯儲上一輪加息中，在我國沒撈到任何好處，硬生生加了3年利率結果山姆大叔失落了。

2015-2016年由于股災的出現，外國投資者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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