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15世紀以來的中外經濟發展關系)

2年的第11位，并在保持5年后，1997年又躍升至第10位。截至199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從1979年的8.4億美元增加到1400多億美元，在世界居第2位。

出日商品結構明顯優化。1997年，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45.2%上升到1997年的86.9%，在出口總額1826.97億美元中工業制成品為1587.67億美元，實現了由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歷史性轉變。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出口迅速增長，1997年當年機電產品出口額達到593.2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2.5%，連續3年超過紡織品，成為我國最大的出口商品類別。

貿易伙伴遍及世界各地，對外貿易走向全球。目前，我國的貿易伙伴由1978年的幾十個發展到227個國家和地區，與傳統市場的經濟貿易關系穩步推進，與新開拓市場的經濟貿易關系不斷增強。

第二，利用外資迅速發展。

從1979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0年批準3家外商投資企業以來，我國利用外資經過1979－1986年的起步階段、1987－1991年的持續發展階段和1992年以來的高速發展階段。

在起步階段，我國吸收的外商投資主要來自港澳地區，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項目和賓館、服務設施等第三產業項目居多，并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和其他沿海省市。

在持續發展階段，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結構有較大改變，生產性項目及產品出口企業大幅增加，賓館、旅游服務項目的比重大大降低，外商投資的區域和行業有所擴大，我國臺灣廠商的投資開始進入祖國內地并迅速增加。

在高速發展階段，隨著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我國的投資環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資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大發展。外商投資的規模和領域進一步擴大，外資的來源國家和地區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大跨國公司進入我國。資金、技術密集的大型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增加較多，平均單項外商投資規模不斷提高。在沿海地區外商投資迅速增長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有了較快發展。此外，我國利用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以及國際證券投資等也獲得很大發展。

截至1997年底，我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0.48萬家，合同外資金額達5211.64億美元。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已開業23.57萬家，總投資達7534.7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029.87億美元。我國利用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貸款、證券投資等其他形式的外資也達到一定規模，累計達1400多億美元。1993－1997年，我國連續5年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僅次于美國，列第2位。

第三，對外援助在調整與改革中不斷發展。

1979－1990年，我國對援外方式進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革與調整：通過統籌安排，擴大了援助面，使受援國由1978年底的66個增加到1990年的93個；將我國援助同聯合國多邊援助、受援國自籌部分資金、國際金融組織或第三國援助等相結合，在投入較少援款的情況下推動互利經貿業務，促進援外與互利合作相結合；因地制宜地對不同項目采取技術合作、管理合作、代替經營、租賃經營、合資經營等方式，改善和提高援助效益。

1991－1994年，圍繞著主要幫助受援國發展當地有需要又有資源的中小型項目，并與發展多雙邊互利合作的經貿關系相結合，促進受援國和我國共同發展：調整援外結構，成套項目占60%，重點建設生產性項目，適當援建人員培訓和社會公益性項目，也援建受援國有特殊需要、規模適當的個別社會公共建筑；大力推動我國企業與受援國企業合資、合作經營生產性援助項目；設立多種形式援助專項資金；增加形式多樣、靈活、及時的小額贈送；將一部分援外資金與聯合國發展機構的資金相結合，開展發展中國家間的技術合作；進一步調整、改革援外項目的管理體制。

1995年以來，為使有限的援外資金發揮更大的效益，我國對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積極推行政府貼息優惠貸款，國家用援外經費貼息，以擴大對外援助的規模，提高援外資金的使用效益，推動雙方企業的投資合作，帶動我國設備、材料和技術出口；二是積極推動援外項目合資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資金與企業資金相結合，擴大資金來源和項目規模，鞏固項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到1997年底，我國對外援助的國家累計達114個，援助成套項目1531個。

第四，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快速發展。

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事業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事物，經過不斷努力，迅速發展成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大體經歷了1976－1980年的起步階段、1981－1986年的逐步發展階段和1987年以來的穩步發展階段。

在起步階段，我國共批準了29家企業從事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業務，我國的對外承包勞務隊伍第一次走向國際舞臺，主要市場集中在西亞、北非。經過創業之初的艱難開拓，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取得了初步發展，在此期間，共與16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71項承包工程和44項勞務合作的合同，合同金額為2.3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7億美元。

在逐步發展階段，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業務在國際承包勞務市場萎縮、條件苛刻的困難條件下，經過奮力開拓，取得了持續發展。在此期間，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隊伍不斷壯大，初步形成了一支活躍在國際承包勞務市場上的骨干隊伍；業務量不斷增加，6年間共簽訂承包勞務合同3744份（其中承包合同2020份），合同金額為62.9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32.31億美元，在國際承包勞務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市場逐步擴大。

在穩步發展階段，我國對外經濟合作迎來了健康、穩定、快速發展的新時期。經營對外經濟合作業務的企業由流通領域的窗口型公司為主逐步轉向生產領域的實體公司為主，企業的經營水平不斷提高，在外承攬的業務規模不斷擴大、檔次不斷提高，市場多元化戰略初見成效，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到1997年，我國與181個國家和地區新簽對外承包勞務合同28442份（其中承包合同2085份、勞務合作合同25743份），金額已達113.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83.8億美元。

改革開放之初，僅有幾家企業從事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業務，到1997年已發展成為一支由近700家企業組成的門類比較齊全、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隊伍，業務范圍向技術性較強的領域不斷擴展，項目越做越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明顯提高。在1997年美國《工程新聞雜志》（ENR）評選出來的世界最大的225家國際承包商中，有27家中國企業，其業務范圍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截至1997年底，我國累計簽訂對外經濟合作合同額716.9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482.37億美元，外派勞務超過154萬人次。

第五，多雙邊經貿合作成就矚目。

我國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通過和平協商解決經濟貿易爭端，使得我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取得較大進展。我國積極參與亞太經濟組織會議和亞歐會議，推進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和亞太、亞歐經濟技術合作。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多次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亞歐會議并發表講話，體現了我國堅持改革開放、重視同各國和地區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的基本立場，得到了亞太、亞歐地區及至全世界的病房關注和贊賞；我國與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貿易伙伴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雙邊關系也不斷加強，贏得了發展國民經濟、加快現代化進程的良好國際環境。(《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初一歷史：唐明清三朝對外的政策與具體事例？

唐朝時，唐與之通使交好的國家達70多個

唐朝統治者經常派使節、僧侶等到國外訪問、學習

其中，玄奘、鑒真等人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

亞非地區許多國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訪問、學習

在唐朝的太學中，有為數眾多的外國留學生

唐政府機構中，有阿倍仲麻呂等外國人供職

往來于中外之間的商賈不絕于途

唐政府設置了鴻臚寺來接待外國使節和賓客，在不少地方設置商館以招待外商，設互市監、市舶司來掌管對外貿易

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是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其中，以長安最為著名

在長安匯集的外賓很多，許多外商在西市經營店鋪，長期居住，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促進作用

明政府從洪武年間(1368一1398年)規定私人“片板不準人海”開始，直到嘉靖年間(1552～1566年)，屢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寬)

15世紀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遠航活動，將對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東南沿海則從放到收

實行這種轉變有其客觀的原因

①明朝自建立時起，就感到韃靼、瓦剌族的壓力，故從洪武年間起到萬歷年間(1573～1619年)，不斷修筑長城

隨著北方少數民族在15～16世紀間勢力日益強大，北部邊境遭受壓力加強

②從14世紀開始的日本海盜集團(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劫掠、走私活動日漸嚴重，到16世紀20～50年代發展到了猖獗程度

明政府為此加強從山東到廣東的海防

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來到中國，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

1535年還強占澳門(1564年始獲中國官方的許可，成為租借)

隨后，西班牙人、荷蘭人也來中國．荷蘭人于1604年、1622年兩次占領澎湖，1624年占領臺灣

明政府先是為了集中兵力、財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在東南海上實行了收縮；繼后，出于平定東方來的倭寇、西方來的殖民者騷擾的需要，防范國內反明者與外來勢力的勾結，實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與海外某些國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關系，實行“勘合貿易”外，在沿海地區嚴厲禁止一般商民私自與外國通商往來

清朝建立初期，為了鞏固統治秩序，封鎖對鄭成功等海上擾清力量的物資供應，于1656年頒布海禁令，不準商民出海貿易,違者處死，貨物全部沒收

以后又多次下達“片板不準入水，粒貨不許越疆”的命令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臺灣鄭氏降清，國內基本安定，1684年開放海禁，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立海關，作為通商口岸．于是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每年出海貿易船只多至千余艘

歷來禁運的糧食等貨物大量出口

出海船只有賣掉的，出海的人員也有不回國的

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眾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

1717年下令禁止大陸人民到南洋經商，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嚴加防范

實行這項政策的結果，一是政府稅收減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

禁令難以維持，于1727年廢除

以后對外貿易又有所發展

18世紀下半期，英國工業發展很快，迫切要求擴大海外市場

來華貿易的商人增多，這些商人的一些海盜行為與多種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慮

于是，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在陸地對周圍鄰國仍采取傳統的朝貢貿易與睦鄰友好政策的同時，對沿海貿易采取一系列嚴格限制的措施： (一)限制通商口岸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決定外商只許在廣州一口通商，同時封閉其它三個通商口岸

(二)實行“公行制度”

1720年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中國商人聯合組成“公行”

清政府授予它壟斷對外貿易的權利，承銷外商進口貨物和替外商代購貨物，劃定進出口貨物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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