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6.出口與進口的差額稱為貿易順差(經常帳戶盈余和貿易順差有什么不同)

民幣被低估。這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金融風險，為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難度。比較簡單的對策就是拉動國內消費。

中國外匯儲備過萬億，這是大家早就預料到的一個變化，因為數據一直很穩定地顯示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持續地增長。從定義上說，外匯儲備是經常賬戶的贏余和資本帳戶中私人交易的贏余相加的結果。中國的外匯儲備從統計關系上來看，主要是貿易賬戶的盈余特別大導致經常賬戶的盈余特別大，而貿易帳戶的盈余又主要是加工貿易的盈余，根據計算結果，非加工貿易基本上與傳統經濟學講的雙缺口模型一致，是持續的、不斷擴大的赤字，就是加工貿易導致貿易贏余，貿易贏余導致經常帳戶盈余，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資本帳戶，主要是FDI,導致私人帳戶資本凈流入的增加，從而導致外匯儲備的飆升。

因為中國的雙順差和美國雙逆差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鏡像型”的，一個對稱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簡單地說，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正面的，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擴展。當地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一個產品不同的工序打散，分配到不同的國家，中國以及前面亞洲四小龍這樣崛起，主要都是利用承攬、承接一些重要制造品中勞動密集型的工序，從而切入到全球化的供應鏈中。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因為你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在這些加工環節的末端，也就是接近于最終組裝的這些環節，所以這樣的產品內分工格局，以及像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就導致了這個國家在某個階段有比較多的加工貿易贏余，導致了經常帳戶贏余。這樣的變化，在一個階段中，由于全球化的分工，導致貿易盈余，這是一個正面的現象。反過來，美國有一些赤字的增加，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全球化深入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所謂的全球失衡在一定意義上可能要打一個雙引號，其實這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的“題中應有之意”，就好像說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省份之間，沒有道理說一定要貿易平衡，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跟中國實際匯率的低估也是有關系的。實際匯率的低估可以從理論上、經驗數據上來考察。但是中國的實際匯率低估并不是中國政府有意操縱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情況變化太快，前幾年可能還處于匯率高估的情況，但是隨著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就開始出現低估。而由于固定匯率制的調整，或者是釘住匯率制的退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非常痛苦和困難的過程，所以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審慎地考慮了兩三年的時間，之后才做了調整。實際匯率的低估也是導致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簡單地說，既要從基本面的角度考慮，這是當前經濟全球化中一個積極的、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現象。另外一方面，也有匯率政策不配套的原因。

作為一個落后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的、貧窮的國家，經濟起飛不可能是走一條平衡的或者說貿易赤字的道路，一定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走一條經常賬戶贏余的道路，只有這樣發展才能在國際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信譽，逐步改變國際格局，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國際上借錢的能力。因為這樣的國家，如果你要發展，首先完全平衡的發展道路是很難做到的。如果不平衡的話一個是赤字、一個是順差，如果是赤字的話，這個世界金融市場那么發達、那么多游資，在各國之間炒作，如果發生赤字的話，短期內很容易出現金融市場的波動。所以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國家及其他一些高速起飛的國家，都是走這個道路。從宏觀層次上，從發展格局上，從發展戰略上講，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貿易的順差，這是不可避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必要的或者是必須的。正是通過這種所謂的“中國出現了貿易順差，中國補貼了美國，中國經濟在補貼世界經濟”的經濟失衡，中國經濟才能打破這個世界格局，從被動到主動，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當代全球化的特點跟二戰以前或者60年代以前在微觀層面、在分工形態方面有重要的差異，過去主要是不同產品在不同國家中分工，而60年代以后，特別是美國在60年代初實行一個促進外包的9810關稅條款之后，變成了不同工序在不同國家中分工。簡單地說，60年代美國面對一些產品比較優勢的變化，采取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把一些工序，比如說服裝業和電子產品，主要是一些組裝工序，鼓勵到外國去進行加工。美國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出口的零部件和中間件組裝完再回來，我僅僅對你組裝增值的那部分征關稅，出去的那部分我不征稅，因為也沒法征稅，征稅就出不去。所以實際上是說，我要把有些工序弄出去，正好那時候趕上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的戰略面臨困難，特別是亞洲四小龍，因為這些國家比較小，沒有辦法長期地搞進口替代，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怎么長期搞進口替代？不像中國、印度，可以一直搞，比如要發展航空業，新加坡怎么搞進口替代？飛機飛到天上馬上就要落下來，所以小國比較早的知道了這些進口替代是沒法完成的，所以他們比較早地改變了政策，就呼應美國的外包。就好像說，美國說我要跳探戈，其他國家就配合著一起跳。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亞洲四小龍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二戰以后發展經濟學的標準理論里，你要玩出口、你要玩外向型的經濟政策，你沒法玩，你玩就死定了，你到最后必然變成他的殖民地，你也玩不過他。因為那個時候是“產品間”分工，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一個你有優勢的產品，能跟發達國家競爭。但是一旦到“產品內”以后，盡管汽車很復雜，但是汽車的一些零部件產品可能你不一定不能玩，盡管電子產品很復雜，但電子產品的組裝你不一定不能玩，盡管紡織品的一些原料加工實際上是資本相當密集的，但是紡織品的縫紉環節你能玩，我認為這個是關鍵。亞洲四小龍成功以后，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開放，學習了他們的經驗，所以中國起來了。中國起來了，剛開始肯定是做勞動密集的，而制造業勞動密集的部分，往往在組裝，或者接近組裝的環節。所以現在其他國家的貿易贏余都轉移到中國，在這個背景下就可以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理解，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說產品內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的貿易贏余會增加，而這些貿易盈余的增加，都是加工貿易實現的，這是一條。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走一條新興的工業化小國的發展道路，在搞加工貿易。但，是什么呢？中國跟新加坡相比、跟韓國相比、跟臺灣地區相比，中國經濟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玩這個游戲，搞加工，希望我們的產業升級，如果按這個路子走的話恐怕走不通。為什么？現在我們還沒有怎么樣利用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就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貿易第三大國，馬上成為第二大國，再過十年成為第一大國，已經引起了這么多的貿易摩擦。如果靠自然市場的調節過程，靠我們的產業升級，把加工再轉給印度、越南、柬埔寨，這個道路恐怕太長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會引起很多貿易摩擦，以至于會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多干擾，也會造成很多福利損失。所以我覺得我們既然是大國家，一方面要在國際貿易方面繼續按照這個路子走，但是一方面，還要把注意力放在開發自己的國內市場，我們的東部、中部、西部就是三個世界嘛，這三者之間就可以進行很多貿易開發、促進經濟發展。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恐怕要有意識地在貿易問題上采取一些比韓國、新加坡、以及日本更積極的調整政策。比如對于主要貿易伙伴，尤其像美國這樣的，地位非常特殊的貿易伙伴，恐怕要采取特別的措施，要減少跟他們的貿易順差。比如說我們要定期地到美國進行采購，這些采購不能是臨時性的，要制度化，尤其要采購那些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很有影響的那些州的產品，包括農產品，有意識的把他的產品買回來以后，不見得直接使用、不見得跟我們的農業進行競爭，我們可以將其加工成能源產品，如生物柴油、乙醇等等。只有這樣更加積極地、更加有針對性地、更加主動地處理好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化解貿易摩擦。僅僅是動匯率，僅僅是指望匯率浮動、指望匯率升值，從而在短期內、中期內來減少中美貿易摩擦，恐怕是不合實際的。凡是做仔細研究的都沒有這個結論，有這個結論的一般都是在某些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方面沒有處理好。另外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與美國在八十年代有很嚴重的貿易摩擦，后來日元曾經有200%的升值，兩年之內是解決問題了，但是兩年以后仍然是貿易順差。所以對貿易問題要進行戰略性的、有策略的、主動地調整，不要指望匯率來調整。要我說，匯率就應該在未來10年、15年、20年之內保持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正是這樣一個緩慢升值的態勢才對整個經濟最有利，在緩慢增值的情況下我們的人民幣才能最容易走向國際化，才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國際收支危機。

為什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會大幅度飆升。通過嚴格的數據證明，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幾十年，在全球最最大的50個經濟體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曾經有過這樣持續雙順差的表現。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模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是“一赤一盈”，通常應該是經常帳戶赤字，資本帳戶贏余，這個背后的道理應該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發展中國家成長性比較好，所以有理由借錢促進你這個國家經濟的增長。那么給定這樣一個理論的假設，給定這樣一個經驗的數據，中國的現象是非常特殊的。首先要觀察它，然后解釋它。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個是全球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某一階段內積累比較多的外匯儲備，可能是一個在國際分工層面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現象。因為到最后這是一個貿易分工，這個在微觀經濟學上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好事情，因為通常來講一個自愿的貿易，不是強迫的貿易，當然也不能講得那么絕對，但是的確在經濟學中很少能夠找到這樣一個命題能被經濟學家們廣泛地接受：一個自愿的貿易，一個基于市場經濟基礎發展起來的貿易，通常能夠給參與兩國或者多國帶來效率的提高、能夠帶來利益的增加，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有理由說，這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當前產品內分工的特殊定位，導致了貿易贏余，還因為中國的這個定位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導致了資本帳戶的贏余，在這個意義上“雙順差”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方面，實際匯率的低估，又加重了或者使得順差的增長太快。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說需要調整實際匯率。但是中國的變化非常快，首先要觀察發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來分析為什么會這樣。在產品內分工的基礎上，這是有道理的，但是從政策多少存在一定失調或者匯率被低估這個意義上，也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做出應對。

第一個問題，應該從實際匯率的角度來考慮，把名義匯率作為影響實際匯率的一個因素來評估；第二個問題，要把實際匯率和經濟成長的關系，就是我們學國際經濟學講的那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作為一個理論的視角來考慮。思考中國現在的發展恰恰是需要建立一個實際匯率的概念，然后需要重新詮釋或者解讀。人民幣要盡量避免大起大落，因為中國還有一個很長遠的目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一定要選擇，人民幣低估一點、或者高估一點，情愿選擇稍微低估一點，這個事情不要太絕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應該是漸進的、應該是緩慢的，但是要從學術的角度來說，如果現在相信低估了20%、30%，一下子多調一下也沒有問題。但是也能理解，從操作程度來講應該是漸進的過程，這樣方方面面比較容易接受，造成的沖擊也均勻一些。另外國外總是說人民幣存在低估，這對人民幣日后以進一步的國際化多少也是一個好的心理預期，但是這個終究是要調整的。

第一點，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個窮國、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借錢，所以在資本賬戶上應該吸引外資進來。怎么平衡呢？應該在貿易上出現赤字，就跟今天美國情況一樣。把今天美國的情況放到發展中國家，這個就是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吸引外資，然后外資進來補充你的赤字。但是這個理論我們完全應該重新思考和研究，從實證研究、理論研究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個是不對的。一個窮國，按照定義，你的經濟制度是落后的，一個經濟制度落后的窮國，包括金融體制落后的窮國，你怎么能夠搞貿易赤字呢？你怎么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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