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眾鶴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做外貿三年了，我想換份工作，上海哪家外貿公司招人呢？)

004年9月底分別下降為3.08%和5.46%，全國人民為之振奮，人們在驚喜之余，新年剛過，媒體又報道了兩家銀行不良資產率反彈的消息，局外人都大惑不解，表示了深切的擔心和憂慮，局內人倒不覺得奇怪，因為他們知道數字本身就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目前，在上市的關鍵時期，從央行到銀監局，從國有商業銀行總行到支行，層層要求不能出現大量的不良資產，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壓縮不良資產的工作力度前所未有，但事與愿違，不良資產仍源源不斷，噴薄欲出。本人認為，慣用的行政命令的手段壓縮不良資產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應該學習大禹治水的策略，宜“疏”不宜“堵”，靠堵最終將泛濫成災，應該從基礎工作抓起，深刻反思機制方面的原因，很簡單的道理，舊社會的私人錢莊和銀行，老板即沒有受過現代人的教育，也沒有文憑，甚至目不識丁，僅憑感覺和印象，所經營的銀行都很少出現過不良資產，股本由小到大，發展成為一個區域內很有影響的銀行，難道現代的銀行人還不如他們？關于不良資產形成的原因，目前官方通行的說法是客觀原因是主要的，銀行自身經營方面的原因是次要的，僅占五分之一左右。如果這種估計成立的話，2003年前后銀行所處的社會環境、信用環境沒有明顯的變化，為何此前此后來了個大起大落？如果說不良資產的下降是國有銀行努力的結果，那么2003年以前銀行也沒有放松這方面的工作。本人認為對不良資產的分析應該區別兩個不同時期，2000年以前的部分是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一切呆、壞帳在銀行的集中體現。期間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經濟過熱，經歷了幾次清理“三角債”的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形成了銀行大量的不良資產，如果說這一部分主要是大環境造成的，銀行自身的責任是次要的是誰都能理解的。2000年以后就不同了，此時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已經進行了10年的時間，整個社會的金融意識得到普遍的加強和提高，特別是各級政府強逼銀行貸款的現象已從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銀行經營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在過去客觀原因是造成不良貸款的主要原因的話，那么今天的銀行就不應該再有大量的不良資產出現，但事實并非如此，從以下數字就能說明問題：2000年初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向不良資產公司剝離14000億不良資產，之后官方公布的四大銀行平均的不良資產率為6%，這個水平與國際上比較也在好銀行之列，剩余的不良資產大約在5000億左右，事過僅僅三年的時間截至2002年底，不包括四家銀行用稅前利潤核銷的部分，不良資產總數達20880億，不良率達26.92%，這與2000年以前的部分基本相等。我們在總結了幾十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的前提下，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幾十年的不良化過程，的確發人深思。如果單純從銀行自身經營方面找原因，可以歸納以下幾方面：

2、銀行內部的考核機制不自覺的助長了不良貸款的產生。

國有銀行經營目標的內部考核95年以前主要是速度和規模，即存款的多少。95年之后開始考核效益，目前主要是考核存款、效益和風險三大指標，而且都是以一個自然年度為一個考核期間。作為基層行在一個工作年度內要完成上述三項指標，最便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增加貸款的投放，放一筆貸款即派生了存款，吸引了客戶;又增加了效益;同時還沖減了不良貸款率;真可謂一石三鳥之效，雖然貸款也有風險，但它的風險是滯后的，在考核期無法體現，只要源源不斷的增加貸款的投放，不僅完成了任務，維持了既定的發展速度，也掩蓋了風險，稀釋了不良貸款。既然貸款投放是完成任務的主要手段，不知為什么層層的考核從來沒有把投放量作為基層行任務完成的備抵項目，因此客觀上刺激了基層行的貸款需求，由于貸款總量受指標控制，就變著法兒增加銀行承兌，使大量的承兌匯票變成了項目投資；固定資產貸款審批權限上收，就給企業變成流動資金貸款，使大量的流貸進一步固化，增加了新的風險；公司類貸款手續繁瑣，就增加個人貸款，由于上級行沒有出臺對個人貸款的管理辦法，就自定辦法報上級行認可，把對個人貸款的期限定為最長20年，如果有風險是20年之后的事情，貸款由此所產生的收益卻使當代人受用不盡。在這種短期行為的機制約束下，在貸款欲望極度沖動的環境條件下要確保貸款的質量難乎亦難。

3、銀行內部的風險控制機制，對不良貸款的約束軟弱無力。

2000年以來，銀行為防止貸款風險，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是加強了信貸管理的工作機構，從原來的一個信貸管理部一拆為三，形成了信貸經營部、信貸審批部和風險管理部，還有一個凌駕于三部之上的信貸管理委員會；其次明確了三部一委的工作分工，設置了幾道防火墻，經營部不能參加貸款的審批，審批部不能與企業見面，風險部負責動態的、隨時的監控，當時稱之為有干的、有看的、有說了算的；三是層層授權，總行和兩級分行還有支行四級核算單位，四套信貸管理班子，分別都有內容不同、數額不等的審批權限，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真可謂銅墻鐵壁，萬無一失。但事過三年，無情的現實又是那么得令人失望和沮喪，究竟為什么？銀行的規章制度從其本身來推敲是無懈可擊的，但真正落到處的并不多，這是最大的悲哀，因為中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只要人的思想出了軌，就沒有不能逾越的政策障礙，銀行貸款的投放更是如此，作為基層行的領導要想通過某筆貸款，從貸前調查論證開始就有直接或間接的授意，唯命是從的經辦人員心領神會，不識時務，冒個人仕途命運于不顧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開會集體研究貸款之前就有定論，上會通過基本上是走過場。退一步說，即使領導人事先沒有授意，會上的一個提示性發言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甚至一個眼神都能改變會議的研究結果。什么貸前調查、評估論證、集體研究、共同決策、相互制約、共擔責任，在銀行目前的體制下顯得軟弱無力。因此說2000年之后銀行內部為強化貸款的管理增設了那么多部門，增加了幾倍的人員，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實際效果與過去比較毫無二致，上級行良好的初衷沒有落實，真正的貸款決策權依然掌握在幾個人手中，同樣一筆貸款，同樣一個企業，要貸能說出若干原因，要不想貸，理由也能拉出一火車來，隨意性更大，更無所顧忌，2000年以前貸款決策失誤，責任非常明確:就是一個信貸部，一個行長，現在不同了，因為貸款是集體研究、共同決策的，若干部門和若干人員都有責任，最終的結果是，只要貸款程序符合規定，大家都沒有責任。特別是由基層推薦報上級行或更上一級審批的項目，作為審批行遠隔項目所在地，也只能從產業政策和項目布局等大的方面把關守口，通過一個項目，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否決一個項目，卻受到下級行或企業的背后指責，又是不了解下情，又是不支持基層行的業務發展，罪名一大堆。基層在指責審批行的同時，癡志不變，再次將被否決的項目上報，理由更加充分，上級面對執著的熱情，一般的項目反復幾次均能通過。因此層層審批的運行機制對保證資產質量的實際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卻不自覺地為基層承擔了不良資產的審批責任，使基層更加有恃無恐。

綜上所述，銀行內部的用人機制、績效評價機制、貸款決策機制是導致不良資產的重要原因，在這一方面如果沒有大手術，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話說，用現在的眼光看五年以前和五年之后看現在，不會有兩樣的結果。

二、關于股權的分置問題

股權變革是銀行改制的核心，只有把股權變革為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資本，才能把股權人與公司的利益有效的聯系起來，目前銀行現存的種種弊端就可能迎刃而解，這是銀行再造的希望所在，也是大家的共識。2004年兩家試點的國有獨資銀行分別成立了由國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國有銀行的股權發生了變化，為銀行的上市打下了基礎，但是這種變化僅僅是形式上的，長江電力、國家電網、寶鋼集團，建銀投資所持建設銀行的股份沒有一分錢的個人資本，無不帶有國有的性質，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格化。董事長作為一家之主，是企業的化身，都能置黨紀國法于不顧，敢冒個人政治生命的風險，做有損本企業利益和聲譽的事情，何況其他的員工能做到以行為家嗎？這在古今中外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中是不敢想象的，這從一個側面反射了這種股份制改造的實際效果。這種參股形式在前幾年的上市企業中屢見不鮮，效果都非常一般。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交通銀行的歷史，1908年交通銀行成立時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后香港的交通銀行在眾多的金融企業當中也立有一席之地，1987年國家恢復交通銀行時，其股本的構成就是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企業法人共同發起的，和目前建行、中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構成基本一樣，沒有任何的不同之處。結果如何呢？慘淡經營了不足20年的時間，不僅祖宗的機制沒有繼承，外資銀行的經營方式沒有學到手，國有銀行的沉疴積弊倒體現于一身，反而更加國有銀行化了。這是應該借鑒的教訓。當然，目前國有銀行的股本變革只是初步的，真正目的在于通過上市實現股權的轉讓，最終實現個人資本化，在目前中國國情的條件下，不可能一步到位，這是國人都能理解的，因此試點銀行從準備上市之初就積極的在海外尋找戰略伙伴，一天也沒有放松這方面的工作，但至今未果。作為中國的市場，對海外的財團或金融機構而言有巨大的誘惑力，為什么不敢輕舉妄動，一直持觀望的態度，這表明對我們目前銀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極大不信任。這也難怪，任何一種投資行為都是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形式有兩種，一是取得某種控制權，二是通過參股分得紅利，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兩種愿望都很難實現，因為國家對國有銀行的控股地位不能動搖，上市僅僅是轉讓很少比例的股權，即使在董事會取得一席之地，其發言權也是微不足道；想分紅利嗎？一是從中國的上市企業看，按時分紅的不多，二是有紅如何分配也不是一兩個董事決定的，面對股權投資隨時都有被巨額不良資產所吞噬的危險，投資人止步不前，靜觀待變是就不難理解。因此，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的設計師們思想還應該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路子再多一點。股權轉讓的比例應該進一步提高，甚至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控股地位也不可怕，只要勇敢地邁出這一步，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可能縮短了十萬八千里，縱觀改革開放近30年的歷史，外國人從中國大地上得到利益的同時，中國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入世之初，不少人擔心我們的民族工業會受到災難性的打擊而一蹶不振，用現在的眼光看是沒有必要的。金融業關系到國計民生，金融開放是整個經濟開發的高級形式，不論是外國獨資，控股和參股企業，在中國的大地上均受國際慣例和政府金融當局的監管，倘不至于危及到內資企業的生存，更不至于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回顧十幾年來國有企業的改制過程，當企業還能夠維護正常經營，或者說還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的時候，作為企業的主管部門，乃至當地政府都不同意企業改制，不同意變更企業的所有制關系，相反，當一個企業連年虧損，職工工資不能及時兌現，債臺高筑，傷痕累累的時候，就督促盡快改制以卸包袱，了了草草處置了事，就象一個人一樣，與其等到病入膏肓的時候把他隨意處理掉，倒還不如在他健康的時候給他找個婆家。

三、關于隊伍建設和薪酬待遇問題。

薪酬制度的改革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的另一項主要內容。2003年以前銀行內部的分配機制基本是平均的，原來意義上的處級干部與一般職工相差無幾。之后隨著職務名稱的變化，行長改為高級經理，科長成為部門經理，一夜之間工資拉開了檔次，高級經理和一般職工的績效工資相差近10倍之巨，本人不主張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但差距如此之大也令人瞠目結舌，超過了一般人的心理預期。國有銀行歷史上諸多內容的改革都沒有像這次薪酬改革的如此迅速，又如此的悄無聲息，這可能是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達到了高度空前的一致吧？改革的理由是與外資銀行接軌，因為外資銀行的高管待遇特別高，我們如果不緊隨其后，我們的人才就被外資銀行拉跑了，這是支撐薪酬改革最重要的理論依據。從目前中等城市來看，還沒有看到外資銀行的影子，即使在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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