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北外灘高樓群規劃圖(城市與建筑，不應當是遺憾的藝術)

從明清遺留的建筑即可看到古都北京的風韻。紫金城氣勢非凡，建筑群中軸線與城市中軸線重合，蔚為壯觀，這里演出了多少悲壯的故事。胡同和四合院屋宇參差，古樸莊重，同樣構成城市的人文風貌，滲透著歷史感。1949年以來，北京經歷了革命時代的脫胎換骨，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是完整的政治性、紀念性建筑群體，天安門廣場建筑群以另一套符號體系創造了人民共和國首都的革命形象。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是上海近代城市發展的高潮，外灘建筑群和繁華的南京路街景充分展現了上海的城市魅力。1930年代建造的國際飯店，高達24層，是當時遠東的建筑，成為上海城市的標志。經過數十年的沉寂，到了1990年代，上海再度崛起，建筑又為城市發展寫下光輝的一頁。上海今天的新建筑與近代建筑有一種內在的精神聯系，它們以一種國際語言講述關于現代大都市的思考。近代廣州憑借地理優勢和頻繁的對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廣州的洋行、銀行、俱樂部、旅館、教堂、學校和商業建筑大量建造，后巴洛克式、新古典式、券廊式應有盡有，引進很多空間信息，勾勒出南國名城的輪廓。1980年代初，廣州為中國帶來新鮮的現代之風，繼而深圳珠海成為全國建筑師的參觀學習之地。廣州地區新建筑形式簡潔明快，布局靈活多樣，又夾著香港建筑的影響。香港建筑傳遞了當代世界建筑的最新信息，廣州地區的新建筑又向內地傳遞了香港建筑的信息。建筑文化在旅行中不斷變異、發展。廣州新建筑構成了嶄新的、充滿生機的空間形態，突出了城市的開放特色，預示新的文明浪潮的到來。

這三大城市地區最重要的變化是城市設計工作的開展。單體建筑獨語的時代已經過去，建筑群體的組合關系，景觀特色、城市的功能與空間結構以及人的活動環境等成為關注的焦點。上海面臨著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城市的重要歷史機遇，如何建立21世紀中央商業區和若干個城市副中心顯得尤為重要。像上海市中心區城市設計、上海北外灘城市形態設計、浦東陸家嘴規劃等，這些規劃設計挖掘了上海的特色。為了使新的市中心的建設具備國際水準，深圳市政府組織了深圳市中心城市設計國際買粉絲活動，邀請國際建筑與規劃設計事務所參與了此項買粉絲。

我們如果從城市的角度來看城市設計和建筑創作，又會覺得尚有不盡人意之處，常常存在不少遺憾。城市與建筑不應是遺憾的藝術，它們的遺憾將帶來諸多問題，留下難以治愈的硬傷。比如廣州、深圳的新建筑如何創造自己的意向空間，如何喚醒文化記憶，而不是復制香港建筑，我們似乎還沒有很清楚的認識，還需更進一步的探索。上海的城市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重大工程，都是國際投標方案中的入選方案和實施方案，某些投標甚至有國際建筑界高手參與，這在中國確實難得。但也有極個別方案，由于評委知識結構老化，觀點陳舊，致使有精彩方案名落孫山，殊為可惜。另外，有些境外建筑設計事務所在我國名氣很大，但他們在本國建筑界并沒有學術地位，他們的建筑設計是一種商業運作，與中國建筑師分一杯羹而已。為了商業目的，他們不惜采用“偽東方”的折衷主義設計來博取甲方的歡心，此類設計缺乏21世紀的新精神，將給城市帶來潛在的危機。

而北京城市建設雖然取得巨大成就，令人感到興奮，但也是美中尚有不足。首先是對“保護古都風貌”的誤解。1980年代中葉，北京市提出要“保護古都風貌”，到了1993年，北京市有關領導又提出“奪回古都風貌”的口號，措施卻很簡單，就是給大型新建筑加上大屋頂、小亭子和垂花門，北京新大都飯店、交通部大樓、婦聯大樓、三里河銀行大樓等，都頂著沉重的屋頂，而登峰造極的是北京西客站的屋頂，創世界仿古屋頂之最，這個毫無實際用途的大亭子橫跨在45米寬的大空間之上，結構極不合理，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同時，它又是個仿古的形象，對現代交通建筑的快捷便利無疑是諷刺。

1995年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北京市頭戴大屋頂的設計逐漸減少，但是這一階段北京建筑設計上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所謂“西洋新古典風格”。如北京東長安街上的恒基中心創意為：據當前世界建筑提倡懷舊風格，在設計上加強了裝飾效果，塔樓為中西合璧形式，方尖屋頂。北京某大廈方案，立面造型采用西歐古典建筑風格，拱門、拱窗襯托了銀行的華貴。這種風格的盛行，預示了大屋頂泛濫之后出現了另一潮流，這類建筑的實質與運用大屋頂并無二致——盲目地模仿，不論是模仿中國古建筑，或是模仿西洋古典建筑，同樣是對創造民族的現代建筑缺乏自信心，都將喪失自己的特征。在建筑多元化的趨勢中，出現幾幢所謂“西洋新古典建筑”本不足為奇，但如果我們城市的重要建筑的方案都要加上虛假的裝飾才能通過，那就不僅僅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軼事了，這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北京現代城市發展的一些曲折有它的歷史原因。1950年2月，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規劃專家陳占祥先生合寫《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他的建議“早日決定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并請考慮按實際的要求，和在發展上有利條件，展拓舊城與西郊新市區之間地區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財政狀況逐步建造。”保存舊城，另建新區，梁陳二公對發展北京建設作了詳細規劃。可惜當年沒有采納這個建議，致使北京市新舊建筑混雜，城市建設陷入兩難境地。這是當年有關人士缺乏遠見卓識留下的歷史遺憾。1980年代北京市討論古都風貌時，清華大學陳志華教授在1986年5月2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怎樣保護北京的古都風貌》，他認為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舊城區和文物建筑的保護；一個是新建筑的風格。只有舊城區和文物才是古都風貌的、不可替代的載體；離開了這些載體，即使所有的高樓大廈都扣上形神俱備的大屋頂，也絕不是古都風貌的要求。《世界建筑》前主編曾昭奮在1986年也撰文指出：把舊的“民族形式”(實際上是明清形式或明清宮式)當作建筑樣板和標準部件硬塞給建筑師，硬塞給城市，是與城市現代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是對建筑創新和創作自由的束縛和禁錮。但是，北京市有關人士不理睬有識之士的反對意見，企圖依靠大屋頂、小亭子大張旗鼓，“奪回古都風貌”。1950年代否定梁陳二公的建議是一大失誤，1980年中期拒絕陳曾等先生的意見是又一失誤。這兩次失誤給我們留下了經驗教訓，也給城市建筑留下不少遺憾。

1950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撰寫《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一書，通過經濟、地理等因素來論述上海對外開埠到1949年城市發展演變的歷程，闡述上海的發展對中國適應世界潮流走向現代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995年，青年學者史明正的專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出版，這部著作論述了1900年至1928年北京的城市建設，認為城市建設和社會變革的相互影響是理解近代北京變遷的關鍵。這兩部著作，一部已成為名著，另一部讀者甚少，但它們都給人以啟示：研究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區的當代城市發展演變，分析這些地區的城市建設成就和遺憾，現在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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