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醫大醫院心外科醫生簡介(溫嶺市中醫院的醫院簡介)

患者體內霍亂孤菌存留時間》、《血內惡性瘧原蟲的數量與臨床發作的關系》等論文40余篇。主編《軍醫參考》及叢書《傳染病學》、《內科學》和《內科手冊》。他積累多年經驗和研究成果編寫的我國第一部《熱帶病學》專著，3次修訂再版。

生平

應元岳，字玄鶴，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寧波市東鄉下應村。幼年家境貧寒，祖父和伯祖父都是造船工人，祖母是漁家女，父親則是個讀書人，也曾學過中醫。他6歲人蒙館（私塾）讀書；8歲隨家遷居浙西武康。父親在鄉間設蒙館教書、行醫，他隨父讀書。11歲隨伯父到湖州私塾念書。1909年，他14歲時考入教會辦的杭州惠蘭中學，并在學校附設的印刷所做排字徒工，以補生活費用之不足。1912年18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受聘任浙江省立臺州中學英文、理化教員。1914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學。1916年湖南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即今湘雅醫科大學）開辦。他有志學醫，即轉入該校學習，成為湘雅第一屆學生。同班10人，內科學家張考騫、肺科專家吳紹青、外科專家任廷桂、兒科專家高鏡朗、微生物學家湯飛凡等，都是他的同窗好友。1921年他以優秀成績畢業，獲美國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醫學博士學位。當年，被該校保送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學習放射醫學半年（這是國內最早的一個放射科學習班，學生多為教會醫院外籍主治醫師）。結業后應紹興福康醫院美籍同學Goddard院長之邀，任該院內科醫師。1924年得該院資助去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醫學院內科進修。次年夏轉赴英國倫敦熱帶醫學學院進修。1926年回國，任紹興福康醫院內科主任。

1928年，原湘雅醫學院首任院長顏福慶在上海創辦中央大學醫學院（后稱上海醫學院，即今上海醫科大學）。應元岳應邀擔任該醫學院的臨床內科、熱帶病學、寄生蟲學及實驗診斷學副教授兼科主任。1932年晉升內科教授，時年36歲。次年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被派赴印度加爾各答英國皇家熱帶醫學與衛生學院進修。學滿一年后，參加英聯邦聯合考試委員會的考試，以優異成績獲得熱帶病學博士學位及金質獎章，成為第一位獲得此項殊榮的中國學者。應元岳載譽歸來后，繼續在上海醫學院任教，并兼任上海紅十字會第一醫院（今華山醫院）以及上海中山醫院臨床教授，并被推選為中華醫學會上海支會委員。1937年初，兼任上海中山醫院院長。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上海淪為孤島。應元岳組織醫院工作人員收容抗日傷員。在日寇侵占上海前夕，應元岳與王霖生醫生借助各方面愛國人士，將數百名傷員及必要的醫療設備快速轉移到安全地區。轉移結束后不到1小時，中山醫院院址即被日寇占領。

1939年，上海醫學院內遷。應元岳率領師生員工，由海路經香港、河內入滇。在昆明幾經周折才借到校舍、職工家屬宿舍。由于教學器材大都留滬未能帶來，所以教學條件極為艱難，1941年，上海醫學院北遷四川重慶歌樂山，應元岳到渝繼續任教。

1942年應元岳以熱帶醫學專家的身份，一度負責調查中印公路沿線情況，指導防疫工作。

1943年秋，重慶高灘巖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開辦，應元岳受聘為內科主任，不久該院改組為衛生署重慶中央醫院。當時的青年醫生有陶壽淇、林傳家、陳過、張國治、李宗明、池芝盛、郭倉、翁心植、林傳驤、曾畿生、諸榮恩、陳淑清、錢岳年、劉約翰、吳錫琛等人。

應夫人蘇守真醫師在上海醫學院內遷前即攜子女4人到滇，任昆明省立醫院和惠滇醫院婦產科主任，是中國早期的婦產科醫生之一，她醫技精湛，醫德高尚，且為難得的賢妻良母。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長期獨力承擔了教養子女、維持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擔。應元岳在事業上的成就，與她的無私奉獻是分不開的。1945年春，蘇醫師不幸患斑疹傷寒去世，應元岳極為悲痛。因全家遷渝為不可能，他只得懇辭渝職，留滇行醫。當時，昆明數家大工廠競聘應元岳任特約醫師，省立昆華醫院與市立醫院均聘他為內科顧問。

1948年秋應元岳返滬與闊別多年的老母等親屬團聚。因需接濟在滬家屬及子女上學，只得再次開業行醫。1949年他受華東人民醫學院（后稱上海軍醫大學，今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崔義田的邀請任該院附屬醫院（今長海醫院）內科教授兼主任。1956年上海同濟醫院劃歸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今長征醫院）后，他還兼管二院內科的定期查房和臨床教學任務。1957年任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他先后擔任過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理事會名譽顧問，上海市科協委員，國家衛生部科委委員，《中華醫學雜志》、《中華內科雜志》、《解放軍醫學雜志》編委會主任委員、榮譽委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專家組成員。

應元岳晚年患慢性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氣腫、慢性肺原性心臟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前列腺癌，1990年12月12日因肝腎綜合征、多器官衰竭住入長海醫院，1991年1月21日治療無效病逝。臨終前他立下遺囑：①我死后喪事從簡，②我一生在二醫大，死后遺體捐獻給學校作醫學解剖，③家屬子女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并囑將存款捐給學校，作為醫學教育及科研獎勵基金。

培養醫學人才

上海醫學院初創時院址在上海吳淞，每次上課需自帶教具搭乘小火車往來，十分不便。但他一向按時上課，從不遲到早退。抗日戰爭時期，很多同事擔心內地艱苦，不愿內遷，一些稍有名望的醫生都掛牌行醫，收入可觀。而他堅持帶領許多有志向的師生員工遠遷昆明。他在昆明任教時，住在北門街，臨床實習在昆華醫院，實驗診斷上課卻在6公里外的白龍潭。他每次上課都身背教具偕助教朱益棟步行前往，風雨無阻，即使遇日寇空襲騷擾也從不間斷。在重慶時，他身為主任教授，月薪微薄，一直與學生同吃同住。他的夫人在昆明病逝后，他為撫養子女，只得在其學生的診所中開業行醫。但他對窮人從不收費，如對西南聯大的不少窮教授、窮學生求診，一律免費。在省立昆華醫院任內科顧問時，每周查房3次、講課一次。他講課精簡明了，容易記憶；對病人真誠和藹、細致負責。當年曾有一名由華北流亡來滇、素不相識的窮學生患病求診，應元岳見他衣衫單薄，即解呢大衣相贈。當晚到昆華醫院講課，青年醫師見他冬衣單薄，群以為異，其后了解內情，深為感動，乃集資購呢大衣相送；為他量尺寸時恐被他發現，乃謊稱院方為其制白大衣。應元岳感其情真意切，難以退卻，將此呢大衣珍藏。當時，他還每周去昆明市立醫院查房3次、門診3次，對病人不論貧賤，一視同仁，和藹可親，深受病家歡迎。有人送他一架很好的臺燈，他卻立即轉贈醫院公用。市工醫院原址本是一所破廟，醫療條件較差，由于應元岳和全院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作出了成績，獲得了社會各界重視，市政府因此捐到一所大廈作為該院新址，醫療條件亦相應改善。

應元岳十分重視課堂教學，他講課條理分明，重點突出，理論聯系實際，學生聽后印象特別深刻。1962年，他曾將課堂教學經驗概括為6點：首先教師應認真備課，熟悉教材內容；其次應通過多種途徑了解教學對象（即學生）的水平，做到因材施教；講課時要掌握全面、突出重點；講課時應面對學生，觀察他們的反應和表情，引導學生集中注意力，防止干擾；還要注意自己的姿態和語調。在教學中，他一向喜歡采用討論方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最后他用少量時間作出簡明扼要的總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由于人才外流，上海各醫學院校人才甚缺，延聘應元岳者不少。但他認為培養新一代軍醫人才是他不可推卸的光榮任務，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華東人民醫學院的聘任。當時的華東人民醫學院房舍、設備都很簡陋，條件很差。附屬醫院（后稱第一附屬醫院，今長海醫院）主要設有內科與外科，內科包括傳染病科、神經科、皮膚科、小兒科在內，只有20多名醫生。

1956年應元岳兼管新接辦的上海同濟醫院內科的定期查房、醫療、教學任務。1957年受任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還到上海岳陽路軍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訓練班講課。為了改進全面的臨床教學工作，他還數次帶領工作組到臨床實習基地各醫院調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具體的改進措施。1962年，長海醫院建立熱帶病房及熱帶病實驗室，他經常到病區巡診，并指導實驗室研究工作。此外，他還經常應邀參加上海華東醫院等醫院的會診工作，幫助解決許多棘手病例的診療問題。

醫德高尚

應元岳對醫療工作十分細致認真，經常深入醫療第一線，日以繼夜地工作。在紹興、上海、重慶時期，一些發熱待查的病人常常患有瘧疾。為了及早明確診斷，他常在昏黃的豆油燈下用顯微鏡尋找瘧原蟲連續數小時。在紹興福康醫院工作時，他就是這樣在顯微鏡下找到肺吸蟲蟲卵而首次證實中國大陸存在肺吸蟲病。

應元岳在查房、會診、臨床病例討論會、臨床病理討論會中，都注意發揚學術民主，善于傾聽不同意見。

他對工作嚴謹、認真。對發熱病人即使血片已查出瘧原蟲，他仍不滿足，排除其他發熱原因后才肯定此診斷。應元岳考慮問題比較全面，從不發表不成熟的見解。

他對待學生和青年醫生熱情誠懇，關心青年的成長，猶如兄長、慈父。他對待下級的錯誤從不疾言厲色地批評指責，而是與人為善地誘導他們自動改正。在昆華醫院查房時，一病人反映便秘灌腸無效，腹脹難受。他即戴上手套，親自從病人肛內挖出糞便，在場的醫生護士既內疚，又感動。文革后期，他著文批評廢棄高考，不重知識，“開門辦學”那一套。

熱帶病的貢獻

應元岳早年主攻熱帶病學。肺吸蟲病是國內22個省市的多發病，但早年醫學界不知中國大陸存在此病。僅沿海地區有個別病例報告，但不能排除從日本、臺灣、朝鮮等地帶回的可能。1928年5月～6月間，紹興縣蘭亭和東塢的2名農村青年，因長期咳嗽、咯血而到福康醫院內科求治，應元岳在他們的痰和糞便中多次找到肺吸蟲卵，確診肺吸蟲病。因他倆均未遠出過，乃肯定是在本地得病。病例發表于（《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1930年第16卷。這是中國大陸首次發現肺吸蟲病。其后，吳光等在蘭亭的石蟹體內找到了肺吸蟲囊蚴，完全證實了這一發現。朝鮮本是肺吸蟲病流行區，抗美援朝期間，中國志愿軍因吃溪溝中捕得的_蛄而感染肺吸蟲病的人很多。有一部分被長期誤診，轉來上海軍醫大學附屬醫院（今長海醫院）后才得確診治療。

應元岳有關霍亂患者體內霍亂弧菌存留時間的研究、昆明惡性瘧患者血內惡性瘧原蟲的數量與臨床發作關系的研究、昆明及上海所見斑疹傷寒等的論文，均發表于（《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1940年）及華盛頓版（1943年）上，頗受醫學界重視。

1950年代初駐華東部隊，特別是上海市郊縣駐軍開展水上練兵，接觸疫水，發生大量急性血吸蟲病病例。長海醫院不但盡力收治患者，還派醫療隊進駐南翔，并在一些祠堂、廟宇中開設簡易臨時病房收治血吸蟲病病人。當時采用酒石酸銻鉀靜脈注射療法，毒性反應多而嚴重，一旦發生心原性腦缺血綜合征（亦稱Adams－Stokes二氏綜合征），往往致命。應元岳是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成員，經常到各病房和郊縣臨時病房巡視，指導改進治療措施，減少危重病例的發生，提高搶救成功率。

1962年，長海醫院建立熱帶病房和熱帶病實驗室，雖然規模小、設備差、條件簡陋，應元岳仍經常關心、指導其工作，重點進行中暑、病毒性腦炎、瘧疾、阿米巴病等當時的常見病的診療技術的研究。兔熱病是第二軍醫大學兩個附屬醫院內科共同組成的平叛醫療隊在西藏東部洛隆地區最早（1960年）發現的傳染病，應元岳認為控制此病很重要，必須進行赴藏實地調查的實驗室準備工作。后因故未能成行。

應元岳所著醫學論文40余篇，刊于國內外重要刊物。

編寫教材

應元岳開始任教時，醫學院所用的教材全為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版，連教師講課、學生寫實習報告、醫生寫病歷也要用外文。應元岳對此早已痛心疾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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