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外灘新舊照片對比(誰能具體談談 海派文人的人品問題（上世紀初期的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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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具體談談 海派文人的人品問題（上世紀初期的海派）

近年以來，海派文學和通俗文學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新的認識 。這兩種文學形態正好都是長期被有意無意地排斥、遮蔽，不見于文學史家的筆端的。 現在我們知道，非主流的文學并非沒有生命力。經過“五四”新文學家們嚴正口誅筆伐 的鴛鴦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銷聲匿跡，反而增長，這有資料為憑。(注：據范伯群 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第七編“通俗期刊編”(湯哲聲執筆)有關統計，僅19 21年至1929年創刊的鴛鴦蝴蝶派刊物就有51種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禮拜 六》(再復刊)、《紅雜志》、《紅玫瑰》、《小說世界》、《偵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島和淪陷環境，在左翼作家和他們的讀者紛紛轉入大后方的時候，反 而出現了鼎盛狀態，并與現代性顯著增強的鴛鴦蝴蝶派有了漸趨合攏之勢。張愛玲就是 一個真真確確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國文壇上，海派和通俗文學的“復活”是無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學術界有人提出寫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雙翼齊飛的“大文學史”的目標。這當然 是針對以往文學史嚴拒通俗作家，至多不過把歷史梳理成通俗文學如何向純文學、雅文 學“投降”這樣一種狀況而言的。(注：一般將張恨水這個通俗文學大家就作逐漸向新 文學“投降”來詮釋。)“大文學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開討論，估計會引起有益的爭 議。比如我本人認為在現代文學發生的歷史上，文學觀念的一次次更新，實驗性、先鋒 性創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斷探索，總歸是純文學的事情。這不能不決定著文學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學并非就是鴛鴦蝴蝶派，它還應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區文學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學。即便以鴛鴦蝴蝶派論，其主要功能和貢獻，是將文學推 向市場，推向市民，積累了一些將傳統文學逐步調整為(改良為)現代文學的經驗。但畢 竟在文學發展的作用上，不能說是可以完全等量齊觀的。

兩種文學并置的文學史設想，雖然可以質疑，卻能激發想象和思考。純文學中的海派 由于從產生那一天起，便與所處的都市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又同通俗文學靠得最近(按 照魯迅、沈從文的提法，鴛鴦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張資平簡直就是鴛鴦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魯迅論及海派和張資平的文字可見《上海文藝之一瞥》、《張資平氏的“ 小說學”》等，收入《二心集》。沈從文談及海派和張資平的文章《論中國創作小說》 、《論“海派”》、《關于海派》等，分別收入《沈從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寫一本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長期并存、互相滲 透的文學史的話，將現代通俗文學中的鴛鴦蝴蝶派和主要性質是純文學的海派區別開來 是必要的，說清楚兩者的關系也應是一個前沿的、不容忽視的題目。

一

鴛鴦蝴蝶派文學同海派文學，不是源與流的關系。就像民國舊文學不能自然過渡為新 文學，鴛鴦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來。

這可以用小說為例。在民國舊派小說中，鴛鴦蝴蝶小說是最占據勢力的。這派小說經 過近年來對其現代性萌芽的仔細尋覓，大致指認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已經具有一定 的揭發封建禮教罪惡的進步意識；第二，學到一些外國文學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閉；第 三，對文學語言有相當的改進，所使用的是業已松動的、能向白話過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這帶現代因素的三項條件，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卻沒有能夠經過積累、自我調整為新文 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的文化態度的保守性。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不肯與明清小說作 徹底的決裂，它的觀念如此，做了點改動后還是順著舊軌道滑行。被稱作鴛鴦蝴蝶派小 說“祖師”的駢體小說《玉梨魂》現在看來一點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詩文傳統和林(紓) 譯小說的兩頭，得到有舊記憶的文人讀者的“最后”一次歡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閱讀傾向流去。而“五四”小說是徹底移植西洋小說的結果。雖然它一旦樹立起 來之后，“傳統”的內在機制就隱隱地顯露，但它絕不向“后”看，徑直培養自己的新 型讀者和新興市場，走入了現代小說的行列。有人在比較“民國通俗小說”和“新文藝 小說”時，就曾說過：“民國通俗小說的變化與西方小說沒有必然的直接關系，它與西 方文化的關系是通過了一個中間環節的間接關系，這個中間環節即中國的社會風俗，西 方文化影響了民國社會風俗，民國通俗小說又隨社會風俗之變而變。”“當然，這并不 排除某些民國作家的某些具體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說的做法，但從總體上說，是 間接接受影響還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藝小說的根本區別。”[1 ](P25)我們撇開這位作者明顯抬高“傳統”價值的傾向，也可證明不與西方小說“對接 ”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和純文學小說的一個嚴重分野。

正像商務印書館1910年創辦的鴛鴦蝴蝶派刊物《小說月報》的命運，到了1921年從12 卷1號起由茅盾接編，改弦易轍，成了當時創作現代小說的大本營。《小說月報》的鴛 鴦蝴蝶派舊人說服商務印書館的老板另辟《小說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張資平原 為“創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純文學內部才會孕育出海派張資平的。張資平寫的是茅盾 執編《小說月報》時期的小說，帶頭“下海”后寫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戀愛小說，從來 沒有寫過鴛鴦蝴蝶派控制《小說月報》時代的那種言情小說，是再明顯不過的事。

實際上，鴛鴦蝴蝶派和海派雖都處身于商業文化的環境里，都是帶有商業氣息的文學 ，但它們是在現代都市轉型的不同時期先后出現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錯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從晚清、民國到20世紀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現代物質文明，落在了 中國大陸廣袤的“農業文明”包圍之中，這是一重的文化錯位。此種錯位也決定了第二 重錯位，即上海新興文化內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華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既有貼近華界的華洋過渡型的文化社區，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帶”形成的全新的由國外引進的現代型文化社區。華界和華洋過渡地區，即清末 的上海縣城(今南市區)和五馬路、四馬路地區，就是鴛鴦蝴蝶派文學賴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區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馬路)、霞飛路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誕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錯位圈存在。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隨著上海現代文化環境的移植成功，就顯得格外顯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兩者糾纏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當初，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卻是兩種消費文化環境。此即鴛鴦蝴蝶派和海派來路不同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

如果考察鴛鴦蝴蝶派所寫的妓院戲樓，及男女間的歡愛、戲弄、殘害的故事，再看后 來的海派所表現的出入影院舞廳回力球場的摩登男女的現代生活姿態，把兩者區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也會寫到南京路的現代生活場景，這時你要 注意它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異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會去分鴛鴦蝴蝶 派的文學市場份額，會去學鴛鴦蝴蝶派文學獲取“大眾”的手法，但在文學價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體認現代人的現代品格：注重和張揚個性，領會都市的聲光影色，感 受物質進化帶來的精神困惑與重壓，進而提出人對自我的質疑等等。鴛鴦蝴蝶派的現代 感覺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個兩個節拍，它們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開始就認識到在上海的文化錯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發生的時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領”的眼光(對普通下層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認同的洋場社會生活方式， 滬西高級生活區的情調、專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電影院、跑馬廳、跑狗場、博覽會的 氣氛，開放的社交、娛樂、商業、教育活動，人和人在金錢關系中尋求新的調整方式， 逐漸成了“上海”的標志。就像過去的上海典型標志物是“城隍廟”，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頂。上海成了“移植文化”為主導、而中國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腳跟的一個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在上海的發展史中，中國人的民族主 義情緒曾要改變這種現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過一個在江灣一帶建設“上海 市市中心區域”的計劃，目的就是想把“外灘”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華界為中 心的上海。而且進行了一部分，蓋了政府辦公樓和體育場。中日淞滬戰爭可能是導致此 “愛國”計劃流產的原因之一，而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這一行政命令違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來的上海如果離開了世界性的金融、貿易體系，是構不成 真正意義的現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貿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經濟活動發生在租界的 大樓里。海派文學反映的正是以租界為主位、華界為邊緣的這個城市的面貌。而鴛鴦蝴 蝶派長久地在“邊緣地帶”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現了一個歷史機會，左翼轉向 了后方，通俗文學得勢，鴛鴦蝴蝶派對上海的文化環境有了認識，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點，尋找與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們只要仔細研究《萬象》雜志的生長過 程，就能體會到這一點。《萬象》自1941年創刊，本來由陳蝶衣主編，作者幾乎都是鴛 鴦蝴蝶派的人，傾向已經趨“新”，但無奈作者群舊派勢力過強，老市民的趣味脫不掉 ，影響了銷售市場。兩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靈主編，走的是大眾文化的路子，新文藝作 家成為作者隊伍的主體，將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也納入“新市民”的軌道，特別提攜新興 的海派作家，張愛玲的名字就在《萬象》出現了。現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報時發現，從上個世紀初到30年代的小報主要是控制在鴛鴦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會新聞”將諷刺的矛頭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點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漸緩和下來。這也是一個明證。

可見，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長時間里是兩股文學流。海派自產生之日起，便是“現 代性”文學的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有一個較長的獲得“現代性”的演變過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舊消費文化交疊錯位，兩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據。

二

我們從海派和鴛鴦蝴蝶派相似的文學主題上，再來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質主題。海派以展露現代文明條件下人的生存與物質關系為基本母題，那 么，取其兩端，則屈服于物質的壓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對機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頓提出疑義者也有之。像劉吶鷗、穆時英這樣的“都市之子”，從《都市風景線》、《 公墓》等集子里所傳訴出來的城市生命感覺，對物質的揭露，是與對物質的企慕、沉溺 ，緊緊糾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厭倦生活是同時產生的。這是海派的生命體驗，來自現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現代人從鄉村蟬蛻出來之后面臨的處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們對現代生存壓力的反彈，鍛煉成海派兩個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較為理性地反詰社會、反詰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學中也會包藏憂郁 ；否則，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誕的、無顧忌的表現，就會走向“邪僻” 。但無論哪一類，他們對現代都市的發現都是雙重的，于罪惡中發現美。劉吶鷗不斷地 說，城市不是沒有“詩意”，只是“詩的內容已經變換了”[2]。“電車太噪鬧了，本 來是蒼青色的天空，被工廠的炭煙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聲音也聽不見了。繆賽們，拿 著斷弦的琴，不知道飛到哪兒去了。那么現代的生活里沒有美的嗎?哪里，有的，不過 形式換了罷”。劉吶鷗在下文提出，那個美的內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劉將此句譯為“戰栗和肉的沉醉”)[3]這真是海派的文學宣言!這里引 進的新的價值觀念，對于現代上海不是簡單的詛咒和反叛，而是加進了遠為復雜的音調 ，在現代消費文化的籠罩下，充滿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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