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弋派貿易有限公司(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電話 附號碼及其他聯系方式)

國家高職專科實訓基地，計算機應用實訓中心、現代物流管理實訓中心、會計實訓中心、安徽商貿-上海曉莊校園實訓基地為省級示范實驗實訓中心，多媒體設計與制作(動畫方向)為省級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試驗區;建立三只松鼠集團、浙江人本超市有限公司、合肥榮事達電子電器集團、蕪湖本源財務買粉絲有限公司等校企合作緊密的校外實訓基地159個，形成了融教學、培訓、教科研、技能鑒定與技術開發和服務于一體的校內外實習實訓體系。

學院具有完善的學生獎助體系。學生獎學金覆蓋面高達40%;此外還設有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柏林獎助學金、李健獎助學金、緯綸獎助學金評、恒生獎學金、天翼獎學金、臨時生活困難補助、學費減免、勤工儉學等學生資助項目。

學院堅持服務社會，積極為地方經濟建設提供人才智力支撐，在省內較早設有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所，并作為蕪湖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指定的唯一考點，承擔蕪湖市國家級、省級職業技能鑒定考試工作，鑒定工種31個，充分滿足了面向社會開展電子商務師、物流師、計算機程序設計員、制圖員、電子設備裝接工、秘書、人力資源管理師等工種的職業技能培訓及鑒定需要。同時依托各類培訓基地，為企業員工、進城務工人員、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等提供社會培訓服務，年完成職業技能鑒定與考試10000多人次，年舉辦各級各類培訓班60多個，考試培訓達25000人次以上，為推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學院不斷提升辦學國際化水平，先后與美國、英國、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多所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與交流關系，與英國南埃塞克斯學院開展合作辦學項目，合作培養專科專業學生和“3+1”專升本等項目;與臺灣南臺科技大學、臺灣朝陽科技大學開展互派交換生合作項目，為拓寬技能人才培養空間，培養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專業人才創造了良好條件。

學院積極倡導以職業素質為重點的全面素質教育，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得到同行的認可和社會的好評，畢業生深受用人單位歡迎，畢業生就業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2004年至2006年連續3年獲得“安徽省普通高等院校畢業就業工作先進集體”稱號，2007年至2012年連續6年獲得“安徽省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標兵單位”稱號。2009年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是安徽省唯一獲表彰的高職院校。2012年被評為“安徽省普通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示范校”。2015年榮獲“全國畢業生就業典型經驗高校”稱號，成為全國50所獲此殊榮的高校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選的高職院校。

辛亥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在武漢？

與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策動新軍組織武裝起義的同時，全國各地群眾的抗租、抗糧、抗捐、抗稅、搶米、反洋教等自發斗爭，也呈現急劇高漲的形勢。據統計，1909年自發的群眾反抗斗爭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參加斗爭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階層的人民，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有些斗爭還把反清和反帝結合起來。蓬勃發展的全國人民的反抗斗爭，預示著革命的高潮即將來臨。為了阻遏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拋出了“預備立憲”的騙局。結果，不僅遭到革命黨人的激烈反對，而且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緒帝和那拉氏相繼死去，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改年號為宣統，由其父載灃攝政。載灃積極推行集權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將掌握軍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罷黜回籍。接著，載灃自任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并任命其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兄弟三人總攬了軍政大權。同時，對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作了種種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頒布新訂內閣官制，任命奕劻為總理大臣，成立了所謂“皇族內閣”。結果引起漢族官僚的普遍不滿，清朝親貴集團的處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騙局，已被徹底戳穿。資產階級立憲派多次請愿，要求參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多數對清政府產生了離心傾向，少數開始同情或參加革命。特別是“皇族內閣”成立后，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謂“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強行接收廣東、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辦鐵路公司，將人民多年爭得的路權重新拍賣給帝國主義。這一賣國行徑，更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其中尤以四川最為激烈。四川同盟會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人數不下二十萬。隨之全省沸騰，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攻州占縣，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起義。吳玉章、王天杰還在榮縣宣布獨立，建立革命政權，揭開了辛亥革命戰爭的序幕。為了撲滅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各省革命黨人在四川保路斗爭的鼓舞下，積極準備起義。湖北革命黨人乘時而發，首義武昌，一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風暴終于來臨了。

清政府鑒于武漢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該地的設防一向十分重視。189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仿效西法，編練了兩鎮裝備齊全、訓練有素的湖北新軍。1906年，按全國陸軍編制序列，第一鎮改稱陸軍第八鎮，張彪任統制；第二鎮改稱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黎元洪任統領。兩部共有官弁兵夫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鎮一萬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協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漢及湖北各地還駐有相當數量的巡防營、水師營等舊軍①。巡防營由張彪兼管；水師營統領為陳得龍，歸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管轄。武昌起義前夕，新軍在武漢的部署情況是：約有三千人分駐武昌城內，四千人駐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約有千余人駐漢口；約有五百余人駐漢陽。另有武裝警察二千人和巡防營、督署衛隊等舊軍，駐武昌城內。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澄在武漢駐扎重兵，目的是為了鎮壓革命。而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新軍已被革命黨人所控制，瑞澄等文武大員已經坐在火藥桶上而不自知。

為了鎮壓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眾，1911年9月上旬，瑞澄等奉命將第八鎮第三十一標及第三十二標兩個營調赴四川（少數人留守武昌），另將第四十一標和第二十九標的幾個營、隊分別調往宜昌、襄陽、鄖陽和湖南岳陽等地。新軍的調動，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動統治的腹心地區兵力空虛，有利于發動起義。同年9月14日，在同盟會中部總會②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決定消除門戶之見，聯合武裝反清。兩個革命組織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軍事方面，由蔣翊武任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政治方面，由劉公任總理，設軍務、參議、內務、外交、理財等部，負責制造炸彈，起草文告、印信，趕制旗幟、符號等工作。同時，派人往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等來漢主持起義。黃興得知武漢的有利形勢后，便致電在國外的孫中山，介紹了湖北革命黨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義的決心，提出了“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后勁，寧、皖、陜、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的起義方針，認為如此則“大事不難一舉而定”③，并要孫中山迅速籌款接濟。黃興對形勢的估計，基本上符合客觀實際，但他沒有及時去武漢領導起義。這時，瑞澄等已聞到起義的風聲，開始四處搜捕革命黨人，加強了防范。在這緊急情況下，孫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開了六十余人參加的骨干聯席會議，討論了起義日期和總動員計劃，制定了起義方案。會議確定于10月6日（陰歷中秋節）舉行起義，并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對各標、營的任務確定如下：

（一）混成協輜重、工程兩隊負責在塘角放火作為發難信號；同時掩護該協炮營進占鳳凰山炮臺及青山，攔擊海軍艦船。

（二）第八鎮工程第八營負責攻占中和門內楚望臺軍械庫，并占領中和門，迎接南湖炮隊入城。

（三）第八鎮二十九標二營和三十標一、三營以及測繪學堂學員見到信號后，立即趕往楚望臺，協同工程第八營向總督署發起進攻。

（四）第八鎮炮兵第八標在三十二標（留守部隊）掩護下，從中和門進城，在楚望臺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總督署轟擊。

（五）第八鎮和混成協的騎兵，負責城外警戒和通訊聯絡。

（六）第八鎮三十一標、混成協四十一標（留守部隊）負責占領蛇山，掩護炮隊占領發射陣地。

（七）混成協四十二標駐漢口的部隊占領武勝關；四十二標駐漢陽兵工廠的部隊控制兵工廠和占領龜山炮臺。

（八）憲兵營起義者，負責偵察官方情報，將軍事要點之防備情況隨時報告起義總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達峰，請他按原定成約，屆時起事響應。

會議當天，發生了南湖炮隊少數參加革命團體的士兵反抗長官壓迫而企圖暴動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統治當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廣總督瑞澄召集首縣①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緊急會議，決定調巡防營、教練隊等駐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張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艦船游弋江面；對楚望臺軍械庫加派人員監守；收繳士兵子彈，實行械彈分離。革命黨人鑒于清軍已有戒備，加之湖南策應起義的準備工作尚未就緒，遂決定延期起義，并派人催促隨隊前往岳陽的蔣翊武速回武漢。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配制炸藥時，不慎引起爆炸。孫武受傷被送入醫院，其余人員倉促轉移。俄國巡捕聞聲趕赴現場，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印信等物，并轉交總督署。瑞澄立即下令關閉四城，急調巡防營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黨人。在風云突變之際，適蔣翊武從岳陽趕回武昌起義總機關，當即與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①等研究對策。劉復基認為“與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時舉義”。蔣翊武亦認為，“再無別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②遂決定于當晚12時，以城外南湖炮隊鳴炮為號，發動起義。蔣翊武根據原定計劃，以臨時總司令名義下達了起義命令，重新明確了各標營的具體任務。不料就在當天，楊宏勝往工程第八營運送炸藥時不幸被捕；起義總機關也突然被軍警包圍，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蔣翊武乘隙逃脫，離開武漢。武昌戒備森嚴，城內外交通斷絕，起義的命令未能及時送達城外的炮隊，城內的部隊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結果南湖的炮聲未響，各標營均未行動，起義計劃遂告流產。

10月10日清晨，瑞澄下令將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人殺害；加強督署的防衛及要道的巡邏；傳令各標營停止操課，子彈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營。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機關遭到破壞，三十多名革命黨人和不少無辜群眾被捕入獄，武昌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一）工程營首先舉事，奪占軍械庫

瑞澄采取嚴厲鎮壓措施，武漢革命黨領導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對武裝起義無疑是個沉重打擊。瑞澄洋洋自得地電奏清廷，聲稱他“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亂于俄頃”，“現在武昌漢口地方一律安謐”。①愚蠢的瑞澄對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

由于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工作比較深入，組織比較隱蔽，各標營中的革命組織未遭破壞，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損失。在危急關頭，第八鎮二十九標、三十標的革命黨人蔡濟民、吳醒漢與工程第八營的熊秉坤、金兆龍等秘密聯絡，約定于10月10日晚，以槍聲為號，按原計劃發難，并立即分頭通知各標營。駐城外的混成協輜重隊的革命黨人也不約而同地進行了舉義的部署，與附近的炮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取得了聯系。

當晚，工程第八營的革命代表將收集所得的數盒子彈分發各革命黨人，打死了反對武裝起義的軍官，并連放三槍作為起義信號。熊秉坤等急率數十人趕赴中和門附近的楚望臺軍械庫，該營左隊守庫的革命黨人立即響應，順利地占領了該庫。楚望臺軍械庫為湖北新軍的重要軍火庫，儲有從國外購買的雙筒毛瑟槍一萬余支，單筒槍一萬五千支，漢陽造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起義軍首先占領該庫，對武昌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營占領楚望臺后，陸續集合了二百余人，推舉原日知會干事、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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