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市胸科醫院心外科醫生(救命神器ECMO的前世今生)

新冠病毒像蝗蟲，侵占了肺部這塊農田，引起免疫系統對病毒和細胞無差別的攻擊，肺部成為一片焦土，病毒也最終死去。

好的結局是，ECMO代替肺維系著患者的生命。病毒死去后，肺部休養生息后，恢復供氧。

不好的結局是，免疫系統實施“焦土策略”時過度攻擊，引發“炎癥風暴”，導致肝腎等多器官衰竭，就如李文亮醫生，或者北京中年中的岳父，合并耐藥細菌嚴重感染；他們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面對病毒性肺炎引起的呼吸窘迫癥，ECMO作為頂級的呼吸支持手段，病毒和并發癥的治療決定戰局。

據世界生命支持組織ELSO統計，ECMO的搶救成功率約50%。百分比背后，是一條條鮮活生命，一個個溫暖家庭，一城一池也要奪。

另一個被廣泛報道的ECMO用途是治療爆發性心肌炎。

爆發性心肌炎是一種非常兇險的疾病，高發于小孩和40歲以下青壯年。發生率低，但死亡率高達70%。初始癥狀很像普通感冒，但病情進展相當兇猛，短時間內即可產生嚴重心臟損害，極易猝死。

2009年，一個爆發性心肌炎的11歲男孩被送到杭州第一人民醫院。這個男孩送到醫院時已經沒了心跳。經過多輪CPR無效后，醫生們想到了ECMO。

給孩子做上ECMO之后，他的心電監護還是一條直線，但意識居然是清楚的。ICU胡煒主任清楚得記得，那天孩子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了大大小小的管子。

忽然，孩子睜眼說了一句：“媽媽，我想喝可樂！”守在一旁的父母頓時淚如雨下。很快，孩子病情好轉，撤機出院。

ECMO常用有V-V模式和V-A模式。

V-V模式是人工肺，用在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比如得了病毒性肺炎的王女士。

V-A模式是心肺聯合，用在心臟（心肺）衰竭的患者，比如得了爆發性心肌炎的男孩。還可以用在心臟修復手術、ECPR(體外心肺復蘇)等。

最早的ECMO就用在心臟手術上。

它的原型來自美國心臟外科專家約翰·吉本發明的體外循環機。

1980年美國密歇根大學巴萊醫生建立了首個ECMO中心，從此救命神器走出了手術室。

現任臺北市長柯文哲，是大中華區推廣ECMO第一人，他曾在臺大醫學院用“葉克膜”（臺灣說法），將心臟功能喪失的“無心”病人生命維系了16天，然后做心臟移植救活。

本世紀初，柯文哲教授來大陸多家頂級心胸外科傳授ECMO技術，包括北京阜外、安貞、上海胸科醫院等。03年非典期間，ECMO開始在國內用于呼吸衰竭的患者。

ECMO作為頂級救命神器，即使公立三甲醫院，也不是每家都有。好奇心驅使，我研究了魔都醫院的情況。

根據上海體外循環專委會的相關報道，2018年上海有21家醫院開展了ECMO技術，其中有18家公立三甲，而18年上海三甲醫院的數量是38家。

上海有5家醫院較早開展這項技術，ECMO的治療病例也最多。他們是：上海胸科、仁濟、中山、兒童醫學中心、長海。

既然是搶救危重癥的救命技術，為什么沒有廣泛開展？除了技術門檻高，還因為ECMO的昂貴。

ECMO的當天開機費用6萬左右。

其中機器和耗材5萬，穿刺管路和膜肺都從國外進口。還有穿刺操作費、化驗費和藥費，合計不到1萬。

每天ECMO的維持費用是2千。其中人工肺的運轉費用1千，化驗和藥費不到1千。

而重癥患者一般都在ICU病房，每天費用也在1-2萬。

ECMO費用加上ICU費用，就有了網上說的，ECMO開機6萬，每天2萬的說法。ECMO基本不進醫保，需要自費。

有位疑似新冠肺炎的黃岡孕婦，在ICU住了一周多，使用ECMO搶救，治療花了近20萬。借的錢花光了，她老公決定放棄治療。

她去世時，老公和醫生都哭了，因為她是有可能治好的。放棄的第二天，國家宣布為新冠病人提供免費治療。

這個令人悲傷的困境本可以用幾百元的保費打破。市面上幾款暢銷的普通百萬醫療和中端醫療險，大多能報銷ECMO費用。

為了保護家人，需要提前做好安排。萬一天有不測風云，我們可以堅定的對醫生說，請用上救命神器ECMO。

（1）搜狐"CSTCVS": 2018年上海市首次ECMO專項技術質量控制督查風采 2018-12-05

（2）百度學術：2018年上海市體外膜氧合專項技術質控督查報告

（3）財新網重癥科醫生親述：我們是怎樣搶救危重病人的 2020-02-05

（4）搜狐“丁香園”：醫生救人，就只是讓人活著嗎？2018-11-13

（5）呼吸界：詹慶元教授用經典病例告訴你救治重癥流感的獨家秘方 2018-01-14

（7）南方+：感冒6天成“大白肺”！ECMO助廣州青年逃離死亡線 2018-02-28

（8）央視新聞網：重癥肺炎孕婦去世：花光借來的20來萬后放棄治療 2020-01-29

黃家駟的人物生平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7月14日），黃家駟出生于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縣城的一個封建的書香門第家庭。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將反封建思想帶到玉山，黃家駟離開玉山進入南昌小學堂學習。

中華民國十年（1921年）春，順利考入南開中學初中二年級，與曹禺等同窗攻讀。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他和同學們激于義憤，沖破協和的禁令走上街頭游行示威的行列。

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年），黃家駟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北京協和醫院本科學習。 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獲得燕京大學理科學士學位。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日軍進逼長城古北口，他參加協和醫療隊，奔赴熱河前線。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來滬執教于國立上海醫學院。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擔任上海醫學院主治醫師，同年“八一三”事變發生，他勇挑國立上海醫學院醫療隊副隊長的重任赴無錫籌建傷兵醫院。上海淪陷后，他不甘當亡國奴，毅然暫別妻兒，只身隨上醫內遷昆明、重慶，艱苦辦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晉升為外科講師。1940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官費留美，是20個名額中唯一的醫學專業的留學生。

中華民國三十年（1941年），黃家駟來到美國密執安大學跟隨歐美胸腔外科專門化的創始人約翰·亞歷山大學習。他基礎扎實，在導師指引下較快掌握胸外科技術。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研修胸腔外科，獲美國外科專家和外科學碩士兩項證書，為美國胸腔外科學會創始委員、美國亞歷山大胸腔外科學會會員和國際外科學會會員，名列美國《世界名人錄》。留美期間，他還擔任密執安大學中國留學生會主席，每兩周組織一次中國建設討論會，立志學好本領，報效祖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繼覆滅。他不為美國優裕待遇所動，持美國外科專家和外科學碩士兩個證書回到祖國，決心為開創中國的胸外科事業披荊斬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軍運輸機回國。三天三夜的顛簸飛行，在印度轉機時行李丟失，但完整無缺地帶回整套開展胸外科手術的器械設備。回國任上海醫學院教授。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醫學院執教，一面在附屬中山醫院和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今華山醫院)從事胸外科的創建工作。不久即開展了肺結核、肺化膿性感染、食管腫瘤和先天性心臟血管畸形等胸外科手術，他還幫助澄衷療養院（現上海市第一肺科醫院）、國防醫學院（現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開展胸外科的業務。當時不少人勸他聯合開業，增加點收入。他笑笑說，“我感興趣的是當一名好教師、當一名好的胸外科醫師”。他利用帶回國的手術器械，較早地在國內開展各種類型的肺切除術、食管切除術、動脈導管結扎術和心包切除術等。 解放后不久，他被評為民主教授，出席陳毅市長召開的座談會，被選為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工會主席和上海市醫務工會副主席。同時被聘為上海醫學院臨時管理委員會委員。

1950年，他出席了全國衛生會議和中華全會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同年冬朝鮮戰爭逼近鴨綠江，他帶頭報名參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醫療手術隊奔赴東北前線，擔任總隊長兼第二大隊大隊長。年底，他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親切接見。

1951年，任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醫療手術總隊長，率320人赴東北治療志愿軍傷員，獲中央領導表揚。他在我國首先報告食管胃頸部吻合術，擴大根治范圍，減低了手術死亡率。 1952年，上海醫學院改組，更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他被任命為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之外，黃院長始終堅持教學和醫療工作。他分管教學科研工作，積極開展教育改革，吸取蘇聯專家有用的科學管理經驗，進行學科建設，加強基礎理論和臨床應用的科研工作，提倡“三基三嚴”，取得顯著的成績。他不僅在中山醫院和華山醫院建立胸心外科，還幫助原國防醫學院（現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同濟大學醫學院附屬中美醫院、澄衷醫院(現上海結核病防治研究所)開展胸外科工作。他一手創建的胸外科亦發展到96張病床，成為提供醫療服務、開展臨床研究和培養專業人才的重要基地。

1953年， 黃院長針對我國結核病防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肺結核病發病率逐漸下降，肺癌病例相對增多，而肺癌早期易被誤診為肺結核或炎癥。他又著文呼吁重視肺癌早期診斷，并親自開展氣管、支氣管外科手術的動物實驗研究。

1955年，黃家駟應聘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學部委員。

1956年，黃家駟參加制訂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同年他總結了對肺結核病施行外科瘺陷療法和切除療法l376例的經驗，組織上海市胸腔外科醫師進行學術交流，推廣提高。并上書衛生部，提出對肺癌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倡議聯合上醫、上海第二醫學院和南洋醫院的力量成立上海市胸科醫院.他組建了我國第一所心胸外科專科醫院——上海市胸科醫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

1957年，黃家駟組建國內第一所胸腔外科專科醫院——上海市胸科醫院，任院長兼胸外科主任。并組織上海胸腔外科醫師總結千余例肺切除術治療肺結核的臨床經驗，建立肺切除術操作常規，提出對肺癌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倡議。 1958年，調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同時兼任國家科委醫學組副組長、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和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主任委員。黃家駟被調任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除了全面領導醫科院下屬的四所醫院和10多所研究所外，他與一些專家倡議利用醫科院在人才、設備和科研水平上的優勢，創辦一所高層次的醫學院。中央批準了這個建議，任命他為校長籌建中國醫科大學。他以極大的魄力和干勁，依靠全體教職員工，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迎來了第一批8年制醫學生入學。從師資隊伍、設備配備、校園建設到教學計劃、課程設置等，他都親自主持解決。

1960年，他首先研究支氣管成形術和心臟外科體外循環問題，結合當時條件曾對先天性心臟病動脈導管未閉的切斷縫合方法做了改進。這些均對當時我國胸腔外科的發展起到了指導和推動的作用。

1963年，醫科大學教學大樓落成，中國醫科大學己擁有27個教研室、212名專職教師的規模。他把老協和辦學的好經驗基本融會于中國醫科大學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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