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心外科第一把刀是誰(一個醫生的故事)

事’，實則是向自然、向醫、向大師頂禮膜拜，而低吟沉思。”這是對于本書主題的自我概括。在文字中，一位老者卻能用一種開誠布公的姿態來講自己的故事，解剖自己的思想，不做作，不躲閃，達到了這種舉重若輕的境界。

郎景和教授所寫的那些有關同事特別是前輩的文字，雖平實但著實動人。郎景和教授對宋鴻釗大夫、吳保楨大夫這兩位前輩懷著深情，屢屢在書中寫下與他們的點滴回憶。兩位他的老師言傳身教，傳承的精神讓他難忘。郎教授很是謙虛，他形容宋大夫“謙謙君子、寬厚長者”，而吳大夫“多情趣、善調侃”，自己則自謙“平庸、中庸”。無論在故事里還是在現實中，代代傳承，師徒情深，從來都不過時。“沒有了吳大夫，這世上少了多少風趣樂事；沒有了宋大夫，我的左手，以前經常攙扶他，現在竟然顯得空落落……”，一位醫者的深情躍然紙上，不免讓人動容。

《醫生“三趣”》、《醫生“三重境界”》、《四個敬畏》、《通、近、達》、《上臺易，下臺難》、《外科“三忌”》、《外科醫生的“臺風”》、《醫生，請去看病人》等故事或文字，沒有任何枯燥說教的痕跡，是郎大夫用畢生所學、所行、所思，向我們后輩傳授從醫、處世、為人之道。郎大夫多次告誡我們，成熟的外科大夫要有明智的策略，要清楚如何上臺和下臺，如何應對意外和險情，甚至何時適可而止！他說外科醫生在手術臺上的作風是醫生素養、品格、個性、技術和經驗的綜合體現，需要“睿智、機敏，沉穩、練達，謙和、協作，言傳、身教”。

在書的《后記》中，郎教授說：醫生要善于講故事。其一，會講故事，才能與病人很好地交流，是體恤、關愛病人，是調查、研究病情，是醫學人文觀念的體現。其二，會講故事，便于進行科普宣傳，把深奧、艱澀的醫學知識，用通俗易懂又打動人心的故事語言講給大眾與患者，是科普觀念的體現。是的，對于我等后輩而言，與其說郎教授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是在教我們“如何講故事，如何當醫生”。

最后，我們能從這近150篇帶有溫度的故事中分享到大師的睿智與寬厚、嚴謹與科學，感受醫者的仁心與仁術、喜悅與無奈；理解醫學的神圣和莫測、現狀與局限……誠如郎教授所言：坦誠換來理解，嚴謹換來信任，醫患交流是交心。這些故事教育為醫者需要才、知、德三足鼎立；要修煉得意、得氣、得道三重境界；要敬畏生命、敬畏病人、敬畏醫學、敬畏自然；要用聽診器把自己和病人連接起來；要體會“醫生給病人開出的第一張處方是關愛”。

一個醫生的故事5

我們是在來美國的第二年，搬到現在的住處的。算起來我們一共住過三個地方，都圍著一個叫作“雅典”的小城，只是從近郊到遠郊，繼而到鄉村，越搬越荒僻。

剛搬來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這個小地方相當“有文化”。小鎮中心有一棟標志性的絳紅色建筑，造型古樸，非常別致。那是舊日的縣法院。看來，這還是舊時代的小鎮規劃思路：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擋在主干道上，車馬人等，都必須減速繞行。所以，我每次回家，都會在鄰近小鎮的最后一個高坡上，看到這幅以絳紅色為主體的“風景畫”。然后減速，欣賞著畫面的逼近，也心里暖暖地對自己說：“要到家了。”

在接近這棟建筑的時候，它的墻面已經成為整個紅色畫面的背景。此刻，正對著我們的是一座白色的大理石雕像。紅白相映的色彩，對比非常鮮明。那是一尊站立的人像，一個紳士模樣的中年人，微低著頭，顯得十分謙和。

第一次去探訪“他”，還是借了一個朋友來訪的機會。朋友是研究歷史的，對我們的小鎮充滿好奇，執意要登上這個“孤島”看看。我們陪著上去后，才發現那里內容相當豐富。例如，有歷次戰爭期間，這里的居民參戰和陣亡的紀念銅牌，有南北戰爭期間留下的大炮，等等。最后，我們來到這座大理石雕像前。底座上的文字非常簡潔。他是出生在這里的一名醫生，似乎有過什么特殊的貢獻，可惜這唯一要緊的內容，卻牽涉一個很生僻的英語單詞。所以和“他”相遇卻沒有真正相識。但是，那次我們還是記住了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克勞弗德·威廉姆森·朗醫生（1815—1878）。

萬幸的是，這個記憶在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場。一天，我們行駛在85號州際公路上，忽然在一塊一晃而過的路牌上，發現了那個熟悉的名字：克勞弗德·威廉姆森·朗醫生博物館，杰弗遜縣。杰弗遜縣，就是我們在搬家之前住的地方，是我們在美國的第二個住處。朗醫生和我們真是有緣。這次我們下了決心，一定要專程拜訪這名鄉村醫生。

紀念朗醫生的博物館坐落在杰弗遜縣的中心杰克遜鎮上。這一棟小小的普通房子，就是當年朗醫生行醫的診所。

在朗醫生博物館里，我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孤陋寡聞。他確實是一名普通的鄉村醫生，可是，他也是在這個世界樹立了一塊重要里程碑的人。當初，我們在他的紀念雕像前沒能明白的那個英語單詞，是“乙醚麻醉術”——這項使用至今、令全世界無數人受益的技術，是朗醫生發明的，他是這項技術的第一個手術使用者。

朗醫生的一生都是在平凡中度過的。他高高的個子、寬大的額頭，有一雙藍得非常純凈的眼睛。他性格溫和，行醫認真，是一位好醫生。他也有很好的藝術修養，興趣廣泛，喜歡戲劇和文學。終其一生，他都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戲劇化的生活。

他也曾在紐約行醫，可是，最終他回到家鄉，做了一名鄉村醫生。他和弟弟一起，開了一個小藥鋪。美國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簡樸的，當時的鄉村醫生必須醫藥兼備，很像舊時中國的郎中。在今天的朗醫生博物館里，還保留著他當年行醫的診所兼藥鋪，當時一些小手術也在里面進行。于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麻醉，成為鄉村醫生面臨的一個大問題。麻醉方式也一直是醫學界的一個重大研究項目。朗醫生和其他醫學界人士的區別，就在于他是一個鄉村醫生，因此更注重實際操作。他在苦于無法更好解決麻醉問題的時候，想起他在學生時代的游戲。他是科班出身的醫科畢業生。那些年輕學生，曾經在一次“乙醚晚會”上吸服乙醚。他記得有人在那天被意外碰傷，卻由于乙醚的作用，一點都沒有感覺到痛苦。這個細節促使他確立了研究方向，并且立即付諸實踐。

1842年，他首次運用乙醚麻醉術，為一個鄉親的頸部腫瘤做手術，獲得成功。成功之后，他很高興。可他絲毫沒有想過，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應該做的事情，是趕緊去申請專利，等著出名。

4年后，有人做了同樣的事情，并且申請了專利。朗醫生聽說了這件事。同時，也聽說有一筆可觀的獎金。他不是富人，他需要錢。所以，他在佐治亞州開具證明，試圖取得他應得的那筆獎金。最終，獎金被取消了。他并沒有因此憤憤不平，而是回到小鎮，繼續做他的鄉村醫生。

朗醫生從沒有過度關注過自己的貢獻。他只是安靜地享受生活，做著自己該做的事情。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還在為一名婦女接生。當孩子順利降生時，朗醫生突然感到一陣眩暈，幾小時后，在病人的家里，他平靜地離開人世。

然而，淡泊名利的朗醫生，經歷過一次南北戰爭。這場戰爭帶給他的是：他的大學同班同學、同寢室的室友、也是他的終身好友——亞力山大·漢密爾頓·斯蒂芬斯，在南北戰爭期間，成了南方邦聯的副總統。

朗醫生一生沒有涉入政壇，自始至終就是一名醫生。但是，朗醫生卻和斯蒂芬斯——這位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有著深厚的友誼，他們相互敬重。斯蒂芬斯比朗醫生大3歲，卻比他還多活了5年。那時，美國國會曾決定由每個州送兩尊本州英雄的塑像，象征這個州的光榮歷史，并將之永久地安放在國會大廈。佐治亞州就“英雄的確定”展開激烈的討論。斯蒂芬斯在臨終前的最后一次公開演說中，強烈地呼吁將朗醫生——這個為人類幸福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和在美國建國之前、建立佐治亞殖民地的英國總督奧格拉索普一起，作為佐治亞州的英雄，將他們的塑像送往國會大廈。

這次演說之后幾個星期，斯蒂芬斯就去世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呼吁起了一半的作用：佐治亞的人民果然推舉了朗醫生，但也同時推舉了他。就這樣，他們的塑像被一起送進華盛頓的國會大廈。

朗醫生的大理石雕像同時被制作了兩尊，一尊送去華盛頓，另一尊就留在他的家鄉。那就是我們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我們這才發現，原來我們生活的鄉村，是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地方。

張新生的經歷與成就

一、從解放前夕“拒絕赴臺”到投身革命報效國家，他始終把信黨愛黨、鐵心跟黨作為終生信仰

張新生從出生在舊社會的一名有抱負的熱血青年，到受黨的進步思想熏陶走上革命道路，成長為忠誠于黨、服務人民的好軍醫，他始終堅持不懈地用黨的理論武裝自己，即使在“文革”期間，因國民黨將門子弟的家庭背景，遭受諸多不公正待遇，他一心向黨、忠誠報國的政治信仰也沒有絲毫動搖，而是愈挫愈堅、歷久彌堅。

面對考驗矢志不移。南京解放前夕，張新生的父親時任國民黨空軍少將，決定攜全家飛往臺灣，但年僅17歲的張新生，因學生時代參加黨的地下活動，初步接受進步思想熏陶，做出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擇：違抗父命，留在南京，迎接解放。盡管父親多次發電催他“火速來臺”，但他毅然決然地堅持留在大陸，并于1951年報名參軍，把個人的理想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然而，令張新生沒想到的是，這次抉擇，既給他的人生帶來了難以想象的挫折和考驗，也使他對黨的追求和信仰更加堅定。他每年都向黨組織遞交一份入黨申請書，一直寫了23年，都因政治歷史不清未能如愿。但他覺得，這很正常，自己的家庭背景復雜，組織上的考驗自然要比別人嚴一些、時間長一些。20多年，他一直信念不改，積極表現，努力工作。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組織查清了他的歷史問題，46歲的張新生終于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入黨宣誓那天，他激動不已，莊重承諾：“絕不辜負黨和同志們的信任，一定加倍努力，用行動為黨爭光。”

飽受磨難信念如磐。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張新生因父母在臺灣，政治上受到諸多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終信念堅定，投身革命熱情不減。下連當兵被評為“五好戰士”，下鄉務農被樹為“三好社員”。1972年，作為醫院外科副主任，無論是業務還是工作，他都是醫院外科主任的最佳人選，但由于“身份特殊”，他親手帶起來的學生被越級提拔，成了他的領導。對此，張新生毫無怨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迎來了事業的春天，從科室副主任先后走上了第321醫院副院長、第202醫院院長和沈陽軍區總醫院副院長的領導崗位。

難舍親情忠誠祖國。從1948年10月張新生的父母帶著弟弟妹妹離開大陸的那天起，就一直杳無音信。直到“撥亂反正”后，隔絕29年的親人才有了音訊。一天，他接到父親的來信，得知離別后，他成了父母一生的牽掛。母親因念兒心切，不幸早逝，臨終前還念叨著他的名字。驚聞噩耗，張新生失聲痛哭。父親在信中說，他現在已經退休養病，弟弟妹妹先后定居美國，希望有生之年能一家團聚。一邊是難以割舍的親情血脈，一邊是摯愛的軍隊醫學事業。在人生的艱難抉擇面前，他再次將感情的砝碼傾向祖國。在回信中，他勸說父親，落葉總要歸根，早日回歸故里，為祖國的統一大業貢獻余熱。直到父親病逝，他也未能見上最后一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上掀起一股出國熱，弟弟妹妹希望他出國發展，他不但不為所動，還告誡子女，人不一定出國才算有出息，在國內一樣能大有作為。

二、從不求聞達的青年醫生到壽登耄耋的知名專家，他始終把精醫敬業、精益求精作為畢生追求

張新生從醫以來，無論是在邊疆草原還是在繁華省城，無論是普通醫生還是“將軍”院長，不管條件怎么艱苦、崗位怎么變換、職務怎么調整，他始終牢記一名軍隊醫務工作者肩負的使命責任，孜孜以求，敢于創新，勇于超越，把對軍隊醫療衛生事業的執著追求化作生命的全部。

勤學苦讀追求新知。張新生不管是身處逆境還是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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