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震旦外國語小學語文(楊絳的簡介)

>當時仇滿的情緒已日益高漲，蔡元培發表《釋仇滿》一文，發表在《蘇報》上。認為種族之別，一是血液，一是風習，滿人血統與漢族混雜既久，其語言文字風習亦已為漢族所同化。所謂滿人，不過是在政治上擁有世襲爵位、不管實業而坐食特權的一個記號而已。只要滿人自覺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的必要。

3月底，跟著又有拒俄運動的展開，蔡元培剪了頭發，和志愿加入“拒俄義勇隊”的96名學生，穿上制服，早晚訓練，準備抵抗俄國侵占中國東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沒有明白青年學子的愛國熱誠，反以為他們是在陰謀造反，而加以強烈的壓制，結果只有迫使急進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間，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轟動一時。

中國教育會會長于此時改由黃宗卿擔任，卻鬧起會與社誰為主體之爭。章太炎主張不與學社合作，吳敬恒較袒護社員。蔡元培原本態度溫和，不隨便袒護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態度的蔡元培卻為吳敬恒的一句刻薄話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和社的事。”

說罷即離去。眾人雖予挽留，但他去意已決，略整行裝后，于20日乘船離開上海，臨行時各人都去送別。

蔡元培離開上海不過半個月左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便發生。章太炎和鄒容被抓，吳敬恒逃匿，愛國學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發時，蔡元培正船抵青島，接到他哥哥蔡元堅發來的電報，說“清廷已與德使商定，電青島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滬，又重新參與上海志士的活動，這時，適逢俄人進兵奉天，蔡元培便與劉師培等發起“對俄同志會”，參加會員有百余人。

光緒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聞》上發表了一篇《新年夢》，主張說：“我們意中自然有個中國，但我們現在不切切實實造起一個國家來，怕永遠沒有機會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應辦的三件事：一、恢復東三省。二、消滅各國的勢力范圍。三、撤去租界。這篇文章，頗能反映出他這時的思想。

對俄同志會并以《警鐘日報》為機關報，報紙的編輯工作初由王小徐負責，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這年6月間，因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編輯工作才由汪德淵接任。《警鐘日報》后因揭載德人經營山東的密謀，觸怒德國領事，報紙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論機關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與國內的秘密革命運動更建立了深厚的關系。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本因拒俄而起，但后來改組變成一個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團體，并有“暗殺團”的組織，由楊篤生主其事。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黃興歸國后，創設“華興會”，擬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歲生辰之日，發動長沙等地起義。楊篤生回上海，別樹“愛國協會”，由他擔任會長，章士釗副之，蔡元培、陳獨秀、蔡鍔等也同時加入。

東京原有“浙學會”的組織，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滬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革命團體，叫做“光復會”，以擴大暗殺團組織為目的。跟著光復會的東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魯迅等人也參加進來。元培加入光復會后，即邀請徐錫麟入會，并介紹徐與陶相識。

蔡元培參與暗殺組織，專學制造炸彈，賃屋購儀器藥品，由黃興帶來十余枚彈殼，遂填以炸藥。吳樾暗藏炸彈，計劃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車站，不幸炸藥誤發，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間，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總理，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本部之下，設立各省分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擔任分會長，光復會會員也大半加入同盟會籍。蔡元培以愛國女學校作為革命同志的接洽機關，并提供教員資格給徐錫麟、陶成章、楊篤生、黃興等革命同志作為革命活動的社會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獄，可是鄒容卻病死獄中。在鄒容追悼大會上，蔡元培當眾演說，痛詆清廷的暴虐，蔑視人權，聽者無不動容。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說，演辭特別警策，陳英士聞而感惜，返里變賣不動產，決心從事革命工作，他后來成就的事業實發端于此。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劃暗殺和暴動，但暗殺工作不能順利開展，革命的方針和步驟也無法確定，因此大家對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內心不免會有失落的感覺，因此改變一下生活環境的欲望便愈來愈強烈。到這年秋天，聽聞清廷有派遣編修、檢討出洋留學之議，便決定進京銷假，申請留學歐洲。臨行，把同盟會干事一職托他弟子黃炎培代理，并將秘密文件及名單多種交給他保管。蔡元培離開上海，獨自前往闊別了8年的北京。

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請去德國，但因政府絀于經費，無法派出。后在譯學館任教，等待出國時機。譯學館后來歸并京師大學堂，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所以蔡元培這次在譯學館的任教，實在是服務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國孫寶琦像倫理學史》一書就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孫寶琦為出使德國大使，孫寶琦允每月資助元培學費30兩，而商務印書館又與蔡元培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基本生活費用問題既已解決，元培遂隨孫寶琦赴德留學。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歲，作為一個留學生，年紀似乎大了一點；可是，他時常想爭取進修機會以充實自己的學問，這種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學，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國，前后有四年。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專攻哲學，在校期間翻譯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時，即聞徐錫麟起義于安慶，被執就義；不久，秋瑾又密謀在紹興起義，也被捕遇害，光復會的力量大受摧殘。

當時，吳敬恒、李石曾、張靜江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并反對君主立憲，提倡革命。蔡元培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德國也作精神上的呼應。辛亥年4月27日，黃興所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卻轟動全國，革命情緒自此更趨高漲。10月10日武昌起義.武昌光復后，鄂軍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吳敬恒在倫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漢的消息。他在致吳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暗示打算回國赴難、共同奮斗的意向。其后，接陳英士電報，催他回國。于是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抵達上海之日，正是黃興由武昌抵滬之時，即12月1日前后，孫中山尚未返國。他一時沒有住處，蔣維喬留他住在愛國女學校內。

12月4日，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黃興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為副元帥。孫中山亦于年底返國，旋即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陽歷。是日孫中山就職于南京，著手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正式開會，通過國務員名單，各部門總長依次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鐘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中華民國第一次臨時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各地仍然十分混亂，南北議和正在進行，清帝仍未退位，臨時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這種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國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從四十五歲起，回國擔任教育總長，后在北洋政府時代，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生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北大校長的任內，其所樹立的北大民主校風，源遠流長，影響巨大。

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震源地，作為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壽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簡直是中國黎明前的奮斗紀錄。他是從新舊過渡時期走過來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偉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沒有任何人會發生疑問。吳敬恒曾說：

蔡先生平時待人，對好人沒有不尊敬，對壞人，也沒有不寬恕。這個人只要有一點可取之處，總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因為他抱了這種志愿，以前有了許多當仁不讓的事。

對于蔡元培的人格，吳敬恒也說：

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個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一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從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樣，如坐春風之中。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一種嚴肅之氣。如果我們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驕不吝”、“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儼如周公風度。

吳敬恒說蔡元培，在做人的態度上，對自己是“不驕不吝”，對人是“和而不同”，只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沒有不取其長，絕不問其短處如何。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這有一個實例可以拿來佐證。

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論爭，白話文言的抗拒，兩派人士都服務于北大。胡適、陳獨秀的提倡白話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嚴復，都在北大教書。當時的校長就是蔡元培，他雖然傾向于革新的、進取的事物，但認為這幾位老古董的確有一技之長，也就延聘他們在北大任教。所以說，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期，不問這個人有辮子沒有辮子，只看他有沒有學問，只要有一點長處的人，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偉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無怪乎他所創辦的第一所女校，取名為“愛國女學校”，他所設立的第一個學會，取名為“中國教育會”。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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