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東南亞經濟與貿易論文 3000字(東南亞經濟與貿易作業)

個部門都有過渡期，同時保留了審批程序。

●電信服務。中國將參加WTO基礎電信協議》，取消各類服務地理限制的過渡期分別為尋呼和增值電信3年，移動通信5年，國內有線服務6年。但在外商股權、管理控制權、國際通信出人口局方面，仍受國家限制。

●銀行服務。中國將加人《金融服務協議》，承諾在5年內逐步取消外資行經營外匯和人民幣業務的客戶和地理限制。

●保險服務。中國將在加人WTO后5年內分階段取消對外國保險公司經營業務范圍和地理范圍的限制。人壽保險公司的外資股權比例不得超過50％。

●證券。允許外商參股證券基金管理公司，但必須由中方控股，業務范圍限于A股的承銷，B股、H股及境內外政府、公司債券的承銷、自營買賣和代理買賣，不允許從事A股交易。

●分銷。分銷包括貿易、批發、零售、維修、運輸、倉儲和其他輔助服務。除少數商品外，中國將在3年內分階段取消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經營品種、數量和地理限制。5年后除鹽和煙草外，外商可以經營幾乎所有的工業品。

四、實行更加積極有效的宏觀政策

加人WTO后，國家對經濟貿易的管理方式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將大大減少，同時又要承擔維持經濟穩定的職責，因此，盡快建立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將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

（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將成為平衡國際收支的主要經濟杠桿。

在降低關稅水平、取消數量限制、普遍實行國民待遇后，人民幣匯率在平衡國際收支方面的作用就變得更為重要。1994年的外匯制度改革，已經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但目前外匯市場還不夠健全，主要表現在交易主體過少，外匯供求主要由中央銀行控制，遠期外匯市場尚未建立，企業缺乏回避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外匯風險的手段。因此中央銀行不得不承擔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全部責任。為了使人民幣匯率真正浮動起來，需要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制度，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一是要放松外匯管制，二是要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三是要實行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四是要建立遠期外匯市場。

目前，我國已積累了15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外匯存款超過了300億美元，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已經具備了逐步放松外匯管制的條件。另外，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加快，中央銀行已經取消了信貸規模總量限制，國有銀行通過補充資本金、實行債轉股、健全風險管理機制也加快了商業化經營的進程。在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之后，為了讓中資銀行盡早熟悉利率市場化環境中的競爭規則，適應銀行業擴大市場準人的挑戰，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在近期內有突破性舉措。據此，我們可以預計在各方面條件日趨成熟的情況下，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設定的目標將在未來5年里逐步實現。

（二）逐步改革稅收體制，實現本地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之間的公平稅負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地企業之間的稅收差異表現在進口設備的關稅減免、出口退稅和企業所得稅減免等方面。隨著關稅水平的大幅度降低，關稅減免作為吸引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的作用將逐步削弱。

我國目前17％增值稅率過高。（新加坡為3％、臺灣省5％、加拿大7％）。一是增加了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成為阻礙外商投資企業采購本地成品和零部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高稅率導致普遍的欠稅、逃稅和出口退稅中的騙稅行為；三是增加了已交給高關稅的進口貨物的成本，容易引發走私行為；四是不能照實征收與出口退稅之間時常產生矛盾。如果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同時加強征管，不僅不會減少財政收人，反而有可能規范稅制，降低依法納稅的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提高我國產品的競爭力。

目前，所得稅減免仍是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優惠政策。隨著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這會造成本地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從長遠看，所得稅減免作為國家實施產業優先發展政策和地區發展政策的重要手段，對本地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實行同等待遇。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國家的產業政策主要根據優先發展的產業和產品目錄，來安排政府投資、國有銀行的貸款、稅收減免，貿易政策（包括關稅和非關稅措施）和外資的市場準人政策也是實施產業政策的重要工具。加人WTO后，受有關規則制約，市場保護只限于幼稚產業和少數例外產品。國家產業政策調控的范圍將會相應縮小，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也會減少。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將大大加強。在市場開放的過渡期內，政府將主要通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補充資本金、債轉股、鼓勵技術創新、改造傳統產業和實現規模經濟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將根據有關保護幼稚工業的條款，在過渡期內對少數產業提供合理的保護。另外，中國目前近有8億人生活在農村，在較長時期內，國家將根據WTO《農產品協議》，穩定農產品價格，加大農業投人，特別是用于農業科研、技術推廣、改良品種、調整結構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投入。

中國政府將繼續實行以維護國家安全、防止不符合中國習慣的文化產品進人、保護生態環境等為目的的準人限制。

五、鼓勵強者，保護弱者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

市場開放程度提高后，將引起不同利益群體收人分配格局的重大調整。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上，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地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異常激烈。無論是在工業還是在服務領域中，都存在高素質的技術、營銷和管理人才向外商投資企業流動的趨勢。政府正在推進收人分配、人事管理、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高素質人才在創造價值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多地被企業和政府所認識。政府將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允許本地企業采取多種收人分配形式吸引人才。

對于在結構調整中出現的下崗或失業人員，國家將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濟制度，向他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同時，通過提供信息服務和培訓，鼓勵再就業。

六、完善法律體系，充分利用多邊規則維護我國的經濟權益

市場開放也會帶來風險，因為貿易自由化并不能完全保證公平競爭。國家仍需要通過立法和必要的干預，克服市場缺陷。我國將根據WTO的有關協議，補充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

進一步開放市場，有可能出現某些進口產品大量涌人的情況，為了防止國內相關產品的生產企業和勞工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國家除了運用既有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保護國內產業外，保障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國將根據WTO保障措施協議》，盡快制定《保障措施法》或《保障措施條例》，建立產業投訴機制和規范的調查程序。

我國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但也需要防止大公司利用市場壟斷，損害國內廣大中小企業利益。中國需要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國情，盡快制定《反壟斷法》，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為各種類型的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加人WTO后，可以享受其他成員國提供的最惠國待遇，促進對外投資、出口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但我國的企業可能遇到貿易伙伴各種各樣的不公平或歧視性遇。目前，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國仍實施歧視性貿易限制。由于針對我國的“特殊保障條款”和“非市場經濟的反傾銷條款”分別在中國加人WTO后的12年和15年里仍繼續起作用，這一狀況在此期間內還不會完全消除。一方面，我國需要建立企業自律機制，通過行業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等）內的協調，避免過度的價格競爭。另一方面我國需要合理、有效地運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在貿易伙伴濫用保障措施和反傾銷措施時，由政府根據企業的投訴及時作出反應。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論文3000~5000字）急需，謝謝！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摘要：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嚴峻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必然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了解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原因及過程的基礎上，重點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進而探尋針對人民幣升值的應對策略及措施，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健康、有序地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易；貿易結構

一、人民幣升值概述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自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已連續五年維持10%以上的高增長，如此強勁的經濟發展態勢，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尤其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使中國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可以說，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同時，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對美國來說，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1/3，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然而，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統計數據，2006中美貿易順差達到1 442.6億美元，2007年中美貿易順差1 633.2億美元，中美巨額貿易順差屢創新高，使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深深感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于是，美國便以中國工人搶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巨額貿易順差造成其損失為理由，對中國進行經濟“敲詐”，妄圖使人民幣升值。實際上造成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比如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以及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垂涎等等，還有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美國的公司把廠開到中國，再向美國輸出成品，表面上是美國吃了虧，但實際上真正賺走大部分利潤的還是美國的公司。不難看出，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我們知道，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更是附和美國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當然他們的目的不盡相同，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過低，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加入WTO以來，并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指責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近年來，關于“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于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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